从英国解密档案看胡耀邦的1986年英国之行

阜成门六号院

1986年的胡耀邦访英，无论在其政治生涯，还是改革初期中英关系史中，都不是被关注的一件事情。最近笔者蒙英国学者Cameron Pyke博士及撒切尔基金会的协助，获得了英国政府最近解密的大部分80年代中英关系外交档案。这些细节极为充分的档案卷宗，不仅展示了胡耀邦这个改革家与近代文明发源地英国交往的趣闻；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在冷战逐渐退潮，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缓和背景下，西方是如何小心翼翼、充满期待地尝试与中国交往，加深与中国关系，以及了解中国动向的窗口。
为此，笔者把英国政府档案中，胡耀邦与中英关系互动历程整理出来，这即是对历史的重新展现，更是对改革早期中西互动模式的一个尝试性梳理，对于我们认识最近几年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交往模式之变，也有若干参考意义。
1981年—1985年：英国政府与胡耀邦的尝试性接触
以笔者查阅的英国主流报刊，如《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金融时报》、《观察家》及《经济学人》等，胡耀邦最早出现在英国媒体是在1978年底，也就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央秘书长的时候。进入1980年之后，英国媒体对胡耀邦的报道频率大大提高，因为这时候他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他们都纷纷以专版介绍胡耀邦，并且把胡的言论和政治处境，作为判断中国改革形势的参考标志。

（《卫报》关于胡耀邦的介绍）
而撒切尔夫人内阁开始直接关注和讨论胡耀邦，笔者依据档案大约是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的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亚历山大·卡灵顿（Alexander Carington）汇报了中国高层人事的变动以及胡耀邦的成长履历、思想背景。
1982年9月22日至26日，撒切尔夫人开始了第一次访华之旅。这时候中共十二大刚刚闭幕，撒切尔夫人选择这个时候来华，意图也是很明显，那就是与新一届领导层长远规划中英关系未来，以及商谈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撒切尔来京之前特别提出希望与胡耀邦会面，在英国政府看来，胡耀邦是邓最重要的政治伙伴，以及可能是邓小平的未来继承人，必须要和他打交道。
不过胡耀邦这几天要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西部。这时候中朝关系仍是一种超越一般外交层面的“同志加兄弟”关系，1982年4月胡耀邦与邓小平联袂访问朝鲜，这种核心层领导人一起出访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受到朝鲜的最高规格接待，而这次金日成回访，胡耀邦也应按照惯例全程陪同。因此，撒切尔错失了与胡耀邦的见面机会。
档案显示，当英国大使馆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曹元欣那里得知无法进行“胡撒会”后，非常失望，又紧急约见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让其转达撒切尔希望见到胡耀邦的愿望，不过章文晋与中央的沟通结果，仍是胡耀邦没法腾出时间。英国外交部用“非常失望”向伦敦汇报，并且抱怨说，胡耀邦之前刚刚接待了“没有那么重要的”尼克松，却不能见撒切尔。
1984年12月，撒切尔开展第二次访华。众所周知，这次访华是为了签署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而来，铁娘子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胡耀邦。英方陪同嘉宾有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香港总督尤德、驻华大使伊文斯等，中方陪同嘉宾则有吴学谦、周南、鲁平等。
根据英方披露的档案，胡耀邦与撒切尔的会面充满了友好和坦率。胡耀邦首先表示中国人讲信誉，一定要落实好协议，给香港更多的信心。撒切尔说，英国人也很重视信誉，英国更有责任落实好协议，因为香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很多人就会首先指责是她的内阁误判了形势，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二人重点的话题还是放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上，根据英方披露的档案，撒切尔与邓小平的会谈主要侧重于香港和国际局势，而更希望从胡耀邦那里得到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动态。胡耀邦向客人介绍了三个内容，一是透露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国要推出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二是中国决心扩大开放，中英贸易额现在太少，未来要加强技术、管理交流；三是中国的干部年轻化计划，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领导岗位。
撒切尔夫人除了表示英国对中国愿意给予帮助外，还特别感同身受地说，管理是经济运行的第一重要问题。80年代的英国与中国实质都在进行一场，适应全球经济自由化趋势的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撒切尔夫人，还是邓小平、胡耀邦，都是由那一拨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英雄。
撒切尔夫人三邀胡耀邦访英及英方的准备
鉴于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了中英关系的主要障碍，英方考虑在《联合声明》签署后，邀请中国重要领导人访问英国，以深化双边关系。解密档案显示，英国外交部在1984年11初开始确定人选，以便撒切尔访华时发出正式邀请。他们把邀请对象集中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个人，但是考虑邓小平年事已高，所以，最终把胡耀邦列为邀请对象。
12月19日，在胡撒会谈结束的时候，撒切尔发出了邀请，胡耀邦用一句很幽默的话回复：“我的脸太红了，恐怕不合适”，宾主都满堂开怀大笑，西方领导人难得体验到中国领导人的幽默轻松一面。胡耀邦的意思是，我的职务是党的总书记，而不是政府首脑，我国尚无党的领导人访问西方的先例，所以他有些犹豫（此前4月底，里根访华时，也曾经邀请胡耀邦访美，但是他并未做明确答复）。
撒切尔对与胡耀邦的初次接触是很满意的，回国后立即向胡耀邦发来感谢函，并且以非常幽默的口吻说：“尽管你的脸是红色的，但是我们仍然做好准备，欢迎您过来”。这算是撒切尔邀请胡耀邦的第一个回合。

（撒切尔签名的致胡耀邦的感谢信）
从撒切尔给胡耀邦的信函看，他们二人自首次见面后就保持一定频率的书信往来，可能保持互致问候以及表达对中英关系的看法。到了1985年3月18日，撒切尔给胡耀邦发了第二份邀请函，撒切尔重申建立两国领导人良好的私人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这大概是她成功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心得（与里根的私交），她也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这种关系。撒切尔还建议胡耀邦在1986年春季来访，这样天气会更好一些。

（撒切尔致胡耀邦的邀请函）
到了1985年9月份，英方加紧了邀请胡耀邦的步伐。这背后有两个因素，一是胡耀邦于4月访问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方国家接待中共总书记访问有了先例；二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已经邀请胡耀邦于1986年来访，密特朗曾经两次访华，都受到胡耀邦的热情接待，尤其是第一次访华时，密特朗只不过是在野党党首，所以，他非常珍视与胡耀邦的友谊。9月16日，撒切尔发出了第三份邀请函，她告诉胡耀邦：“在英国有很多关心中国的友人热切期待见到您”，“我非常期待与您一起讨论如何深化中英关系”，这次胡耀邦明确接受了邀请。

(胡耀邦致撒切尔的签名信函）
在接下来准备胡耀邦访英日程安排上，档案卷宗显示，英方做地非常用心。鉴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发出了邀请，英国希望胡耀邦首先访问英国，并且在英国停留的时间最长，用来显示中国最重视中英关系，中国也接受了英国的建议。
唐宁街还多次与皇室进行沟通，确定接待胡耀邦的礼仪规格。在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魁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王往往是不接待的，比如1985年刚刚结束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访问，王室是完全没有参与的。唐宁街反复告诉王室，中英关系非同寻常，胡耀邦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王室以一定礼仪欢迎他。最后王室采纳了唐宁街的建议，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胡耀邦也举行了欢迎午宴，这也算英国外交中比较少见的一次破例。

（唐宁街致王室的信，要求女王接待胡耀邦，以及伊丽莎白二世会见胡耀邦照））

首相官邸以及外交部高级官员还做了诸多贴心的准备，以表示对这位中国领导领导人的特别重视。外交部此前从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秘书那里获得消息，胡耀邦抱怨美国人不愿意深入和他交流国际问题，于是特别向撒切尔建议，在正式欢迎宴会后，再举办一个首相与胡耀邦的非正式茶会，以求听取胡耀邦对中国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见解，同时这也是更深入了解中国政策的一个机会。
英国外交部在为赠送中国领导人什么礼物上，也表现地特别用心，除了挑选了艺术品之外，还特地定制了一个桥牌游戏机，因为这些外交官从中国报刊上捕捉到，胡耀邦与邓小平都很喜欢打桥牌。为了避免让唐宁街感到对这个礼物不可思议，外交部特附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万里一起打桥牌的照片用以说明。
在最关键的首脑会谈内容上，唐宁街认为不应该探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晦涩的理论问题，而是建议向胡耀邦介绍：1.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财产私有，更是一种自由有活力的市场体系；2.创新的重要性；3.一个国家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忽略开放和公开的重要性（以苏联为反例）；4.多元文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5.高效信息系统的重要性。
唐宁街还拒绝了撒切尔向胡耀邦表达中国人权问题以及若干公民刑事案件关注的建议，以免引起中方的敏感情绪，改而向胡耀邦介绍一个健全司法体系对于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从这些公文往来上，似乎英国有一种强烈帮助中国认识现代化世界，向中国传递现代理念的兴趣。
总之，从英国各部门文件往来之间，他们对中国的领导人是极其尊重的，即便是内部日常行文也都用 “胡先生”或“尊贵的胡耀邦阁下” （His Excellency Hu Yao Bang）称呼他。档案中讨论的内容，对中国也是充满善意的，希望能够助力中国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而不是阻止中国这么做。

（英国首相府接待胡耀邦的手册）
胡耀邦访英：成功重塑中国公共形象的一场外交展示
1986年6月8号胡耀邦开始了他的欧洲四国之行，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与西方的最早接触外交行动之一。胡耀邦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中联部长朱良和外交部副部长周南等。外媒比较关注的是费孝通先生，这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是对外界展示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由于这是我国对西方的规模空前的一次“外交秀”，胡耀邦和当时的党中央对这次出访也是极其重视的，这次出访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胡耀邦先后与随行人员11次召开准备会议，逐个讨论了讲话稿、宴会稿、会谈内容和答新闻记者的口径，强调出访纪律。所有内容同时还经过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以及邓小平的审阅，大家都表示完全赞同。
根据朱良先生的回忆，胡耀邦特别强调了我们应该怎么解放思想、端正观念与西方打交道的问题：
第一，要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减少人家对我们的疑虑担心，从而增强同我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心。我们跟外国领导人讲话，不要讲套话，少用共产党专用术语，要重点突出、有针对性，有说服力。
第二，苏联喜欢搞场面很大的几十人的大型会谈，这样效果很一般，双方都是讲场面话。尽量举行小规模会谈，这样才能真正谈点问题，了解点情况，真正交点朋友，促进两国友好。要多学习周恩来总理同外宾谈话的艺术。
第三，同外国谈经济贸易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乱开经济合作的支票，经济协议不要盲目求大，吊别人胃口，最后不能兑现，影响很坏。要坦诚告诉对方，哪些事我们现在可以办，哪些事现在办不到。访期间同各国达成协议，一定要认真地检查、督促和加以落实，不能坏了中国的信用。
第四，我们回来后要多向中央汇报一些国外政治动向，提出改进和加强对外工作的建议，不要老是喜欢讲如何受到了“超规格的接待”，如何成功，不要过高估计访问的作用, 特别不要说成是什么“历史意义的访问”。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要过高估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英国媒体在胡耀邦到来之前，就进行大范围预热，他们接连介绍胡耀邦与中国改革。《卫报》评论分别为《推动中国保持前进的人》（The Man Who Keeps China On the Move）、《北京的改革者们将继续战斗》（Peking Reformers Will Fight On），《每日电讯》文章标题为《一个推动中国前进的精明乡巴佬》（Sophisticated Yokel Pushes China On），《观察家》的评论题目则是《穿西装的邓的信徒》（Deng’s Disciple in a Lounge Suit）。
胡耀邦于9日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正式会谈。从英方公布的会谈记录稿来看，占用时间最长的是关于苏联问题的沟通，主要包括戈尔巴乔夫国内改革和外交政策调整，刚刚发生切尔诺尔贝利核电站事件，柬埔寨、阿富汗问题等等。胡耀邦批评苏联对改善中苏关系毫无诚意，并且指出苏联如果不放弃军事扩张主义，经济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撒切尔对此表示赞同。这个时候，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苏联制造的各种地缘冲突，依旧是主要外部威胁，所以胡耀邦访英，除了加强双边关系之外，还显示出中国与西方在对待苏联问题上的一些默契。

（胡耀邦出席撒切尔夫人的欢迎仪式及正式会谈））
接下来胡耀邦和撒切尔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英关系交换了意见。胡耀邦坦诚表达了中方对英国的两点不满，一是英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仍保留一些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政策，二是英方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撒切尔并未直接回应，而是说中英关系以后应该会变得更好。
此后二人就中英通讯光缆合作项目、核电合作项目、英国增加对华投资和贷款、中国利用伦敦债券市场发行国债等问题达成共识。会谈后，胡耀邦和撒切尔签署了开启“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协议，这个项目初始资金为3500万英镑，是改革初期最重要海外人才培养项目之一，从1987年至1997年共资助了1728名优秀青年学生前往英国留学。据笔者了解，资深媒体人张力奋，人类学家王铭铭，知名科学家潘复生、高福、黄大年（2024年国家功勋获得者）等都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
英国媒体高度发达，胡耀邦的这次访问也是被高度曝光的一次外交行动。而胡耀邦也并不排斥与媒体的沟通，积极与英国各界互动，展示了中国领导人自信开放的一面。
6月11日，胡耀邦前往英国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题目是《认识中国未来动向的钥匙》，这场活动是由前首相卡拉汉主持的。胡耀邦重点回应西方的两个担忧，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是不是权宜之计，二是中国的国际战略，会不会与其他国家结盟。对于第一个问题，胡耀邦强调改革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必然有强大的持久动力，其次他强调中国未来要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强人民的监督力量，以确保改革在正确轨道上稳定进行。对于第二个问题，胡耀邦说，中国会永久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会走结盟路线，“结盟只会受制于人”、反受其害。

（胡耀邦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演讲稿封面）
为了淡化中西意识形态差异，胡耀邦此次访问特意没有选择去海德公园马克思墓地献花，而是改去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大英图书馆参观，大英图书馆馆长说，很高兴接待总书记来访，您是我们接待过的第一位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离开时，大英图书馆赠送了1215年的《大宪章》影印件等作为留念。
胡耀邦此外还选择了前往莎士比亚故居和牛津大学访问。他在莎士比亚故居前，盘腿而坐，主动与几位中学生交谈起来，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英国媒体的轰动，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人性化的一面，此后也成为西方介绍胡耀邦时，高频率使用的一张高照片，本文开始所提到的Cameron Pyke博士的夫人Tamsin即是当年与胡耀邦交谈的学生之一。
在牛津大学，胡耀邦则受到了93岁的校长、前首相麦克米伦的热烈欢迎，麦克米伦是老牌政治家，二战期间就出任丘吉尔内阁的大臣，二战后他再造了保守党，促使了传统保守主义向现代保守主义之变，而胡耀邦则是社会主义新旧之变的最重要推动者之一。两人交流颇为热烈，第二天年迈的麦克米伦又坚持赴伦敦出席胡耀邦的答谢宴，为他送行，数月后麦克米伦离世。

（胡耀邦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及会见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胡耀邦在即将结束访问的时候，还在伦敦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回答了BBC、《金融时报》、香港亚视等媒体的提问。总之，胡耀邦对英国的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展示一个现代领导人的素养，或者中国领导人尝试用现代主流方式与世界接触的努力。
虽然胡耀邦的表现并不是完美的，但是依据当时英国报纸，以及事后官方的内部总结来看，朝野对胡耀邦都是报以肯定、赞美的语言，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值得接触，推动中国发生进步的政治家。《观察家报》在胡耀邦离开的时候，发表了《未来之星留下了他的印记》（Tomorrow’s Man Makes His Mark）来总结他的这次访问。

撒切尔的文化部长Richard Ruce在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牛津大学后，用两页纸特别向首相报告了活动中对中国几位领导人的观感，他说胡耀邦是一位开明、善良、幽默、容易接触的人。
余绪
胡耀邦的这次英国及欧洲大陆三国之行，是否随着出访的结束，事情就此打上句号呢？依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来看，这还有一个长长的涟漪。
就国内看，这深刻影响了中国领导层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以及国内政策的制订。胡耀邦的欧洲四国之行，更坚定了中国高层对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以及中国可以与西方长期和平共处，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信心。这一点反映在他与1986年7月20日就国际问题的讲话中，他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我1983到日本去一看，坚定了这个判断；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打起来。
这次欧洲访问，胡耀邦与西方共产党和社会党进行了广泛接触，以及目睹了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新变革（用费孝通访问归来的感慨来讲，这是一场“超级”头脑风暴，“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二战前的那个模式了”，我们对西方社会的理解其实已经是“老黄历了”），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要接纳自由、民主、法治等人类共同价值的信心。他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演讲就指出“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在回国后立即进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中，胡耀邦特意坚持加上了“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以及“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这两句话。
胡耀邦的这次访问，也进一步打开了中英交往的大门。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开始了她一生中惟一的访华之旅，胡耀邦热情迎接了女王，并且陪同她游览了中南海。

年底前首相卡拉汉和著名学者李约瑟也先后访华。费孝通先生全程陪同了卡拉汉在中国的参观，卡拉汉从北走到南，看到了中国东部沿海欣欣向荣的景象。费孝通返京后，给耀邦送来一个便条，大意是：卡拉汉说，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改革是否会成功存在激烈讨论，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对中国的未来深有信心。
关于李约瑟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接待方中国科学院写信给胡耀邦，说希望他能够接见这位一辈子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86岁老人，并希望中央拨款12万美元用来资助翻译李约瑟的煌煌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胡耀邦全部同意了中国科学院的请求，他与李约瑟在上海西郊宾馆进行了会面，两人的谈话毫无拘束感，话题讨论极其深入，从最近的红山考古新发现，到大足石刻，从唐宋山水文学，到中西科技比较史，到治学方法论，诸多专业术语和古诗词让翻译感觉很吃力，很难精确表达，不过这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心领神会。

（胡耀邦会见李约瑟）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政府发来一份充满深情的吊唁函，第二年，属于撒切尔的时代也结束。1994年，撒切尔香港“亚洲协会”邀请，做了一场关于香港未来和国际局势的演讲，撒切尔夫人再次回忆起她与胡耀邦等四位中国领导人交往的经历，依旧念念不忘胡耀邦的“我的脸太红了”这个段子。撒切尔说，虽然胡先生的脸是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依然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最后，撒切尔还感叹江泽民的英语说的非常流利，甚至能大断背诵莎士比亚的长诗。（再次感谢Pyke博士对本文的关键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