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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路运动一样，武昌起义的爆发也看似偶然。
1911年10月10日晚上八点多，湖北新军工程八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人到兵营巡查，看到士兵程正瀛、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便大声呵斥道：“想造反吗？”不料，金兆龙不甘示弱地回道：“造反怎么样？”
恼羞成怒的陶启胜猛扑上前要抓金兆龙，金兆龙大喊：“同志们再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于是，程正瀛便举起枪托猛击陶启胜，并开枪射向外逃的陶启胜，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意外地打响了。
第一枪打响后，“全营轰动”，枪声此起彼伏，关键时刻共进会在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站出来带人将反抗的工程营代理营长阮荣发等人打死，然后鸣笛集合率队攻打楚望台军械库，在守卫士兵里应外合下迅速占领军械库。
附近其他新军各营也纷纷响应起义，随后以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一起攻打湖广总署。
经过一夜鏖战，革命军终于攻克了湖广总署，湖广总督瑞澂从后花园的墙洞逃到之前准备好跑路的船舰上。到11日下午，武昌完全光复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据说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为湖北新军协统，素有声誉，被称为“厚重知兵”的“领军名将”。
到12日汉口光复，到13日汉阳光复，至此武汉三镇完全被革命军占领，武昌起义终于成功了。
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是必然。黄兴于“辛亥正月已拨款五千元，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行动”，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会，积极准备在湖北发动武装革命。
此时，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新军士兵在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社团多年宣传下较多倾向革命，到1911年6月“总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约一万五千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1911年9月，湖北两个团的新军被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后，留守的新军约有一半与革命党有关系。共进会、文学社认为革命时机已到，在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的撮合下，决定于10月6日联合举行起义，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并邀请在沪的黄兴、宋教仁前来指导革命。
不料起义走漏风声，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全城戒严，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到10月11日。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里配制炸药，不慎引起爆炸，闻声而来的俄国警察搜出了起义旗帜、文告、革命党人名册等，并移交清政府。
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城门按照名册抓捕革命党，蒋翊武因此决定提前起义，但蒋翊武所在的起义领导机关当晚被破获，在场的一些革命党人被抓被杀。
清军根据名册在新军各营抓获了30多位革命党人并继续抓捕，甚至有消息说将“捉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乃至“惩罚所有汉族士兵”，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因此人心惶惶。
恐怖气氛是最好的动员，共进会在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当机立断决定立刻起义，他利用早餐时间召集各队革命党人代表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亦烈！”
的确，此时不起义被抓获也是死，那还不如揭竿而起说不定还有生路，当时新军士兵也纷纷议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动手，还可以死里求生”。
在场代表于是决定于当晚第一次晚操点名后起义，以三声枪响为信号。但湖北清政府也有防备下令停止当晚的晚操，熊秉坤等人制定的计划无法实施了，起义眼看又要流产。
不料在当晚陶启胜和金兆龙的冲突中无意打响了第一枪，其他革命党人听到枪声于是纷纷响应，武昌起义由此爆发。
因为湖北新军两个团被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留下来的湖北新军中多数人或支持或同情革命，且湖北武昌财库里还有四千万左右存银及军火库里存有汉阳兵工厂造的大量武器，使得武昌革命军迅速从起义时的两千多人扩军到两万多人，所以武昌起义也就顺利成功了。
可见，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离不开湖北新军的首举义旗，实际上也离不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年来的奠基之功。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武昌革命党人众多革命气氛高涨离不开同盟会的直接贡献，更要归功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近二十年“抛头颅、洒热血”的间接贡献，所以孙中山实际上对武昌起义也有巨大贡献。
黄兴拨款五千元让谭人凤至长江沿岸进行军事行动，谭人凤与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发起中部同盟会。谭人凤还拿出八百元交给居正、孙武作运动经费，居正、孙武拿钱在武昌设立酒店联络军队，“一时各营兵士趋之若惊”。
而且武昌起义的发起社团文学社、共进会“均与同盟会有直接间接之关系”，如共进会“为同盟会之外围”，孙武即共进会领袖，武昌起义前两社团也由谭人凤撮合而决定联合起义。
所以同盟会对武昌起义有直接贡献，即孙中山对武昌起义也有直接贡献（毕竟同盟会乃孙中山领导），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言孙中山、同盟会对武昌起义没有直接贡献。
武昌首义的爆发引发了其后的辛亥革命，以及大清灭亡与共和制建立，其贡献、价值光耀千古，今天我们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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