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保守派最爱谈的观点之一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不应激进，因为其他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比欧盟多太多。这背后的政治意图昭然若揭：化石能源业的利润不应受到政策限制。但与此同时愈发明显的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那些老牌工业国，而是中国。
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给出的数字无疑表明了这点。尽管政界和经济界定期宣布要减碳，但全球碳排放从1990年的22.7吉吨增至2023年的39吉吨。从1990年至2023年，欧盟国家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3.8吉吨降至2.5吉吨（也是因为重工业向全球南方迁移），甚至美国的排放量也略有下降，中国的排放量则增加了四倍多。但如果考虑全球贸易关系和历史进程，那么这种趋势就没有那么明确。
如果不以生产地而以消费地统计碳排放，那么中国的排放量要低约十分之一（德国的排放量则要高出15%至20%）。中国生产的消费品有很大一部分运往西方工业国，因此实际上应该计入这些国家的排放量。此外，也应该从历史角度看待西方工业国的责任：自工业化于19世纪中期启动以来，美国排放二氧化碳约420吉吨，欧盟293吉吨，中国256吉吨，尽管中国的人口几乎是美国和欧盟人口之和的两倍。
不过，中国正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这场技术攻势的重点是所谓的“新三样”：可再生能源、电池制造和电动汽车。中国希望靠它们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能源转型的势头确实强劲。几周前，环境期刊《耶鲁环境360》计算出，中国目前拥有全球80%的光伏组件产能，累计装机容量超过美国和欧盟之和。风电也在迅速扩张：去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约80吉瓦，是欧盟的四倍多。
▲9月20日，在大庆油田喇嘛甸油田低碳示范区，风力发电机在运行中。（新华社）
这种繁荣是由国有能源公司推动的——这表明国有经济在落实转型计划时具有体制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策的全球影响。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大批量生产使得光伏组件的价格最近比去年下降42%，电池甚至比去年便宜50%。这在全球增加了摆脱化石能源的吸引力。
中国“新三样”的势头让国际分析家感到惊讶。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专家在其备受瞩目的研究中得出结论：电池制造、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这些行业已取代陷入危机的建筑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推动力。2023年，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达到8900亿美元，与全球流入化石能源开采的资金持平。此外，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40%源于对“新三样”的投资。
北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它选择的这条道路。一是出于国内政策和环境政策的考量：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多数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因此出于卫生政策的原因，也有必要推动经济结构变革。
但更重要的则是地缘政治考量：在西方，就算比较克制地改革化石能源模式，都会遭遇巨大阻力。其原因尤其在美国显而易见：石油公司和出口页岩油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华盛顿的全球军力是围绕石油产区部署的。政府推动能源转型势必违背大资本的利益，并会颠覆让美国获益良多的地缘政治秩序。而对于中国来说，能源转型带来重大机遇。在中国北部和西部人口稀少的地区，大片几乎无法耕作的土地可以用于建设光电和风电设施。通过在能源转型进程中对外国投资，中国可以为本国工业开辟全球销售市场，并进一步削弱西方霸权。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对“绿色”转型的兴趣大概明显大于西方，毕竟西方霸权是与基于化石能源的生产方式绑定的。
本文由德国《新德意志报》网站11月8日发表，原题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新三样”》，作者是劳尔·策利克。 | 
发表于 2024-11-14 18:2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