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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贺敬之老人年满百岁。在这100年间，我们的国家从神州陆沉、危亡灾荒走向强盛与繁荣，贺敬之也从婴儿酿成虽须眉皆白却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的人生光阴，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与劳动人民的喜怒悲欢联系在一起。从《白毛女》到《放声歌唱》，从《南泥湾》到《回延安》，他始终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放声歌唱。他和他所歌唱的汗青、时代，必将被人民永世铭记。
谨以此文，致敬贺敬之老人和他的一个世纪。
1924年11月5日，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贺窑村一个贫困农夫的家里。积贫积弱的故国、满目疮痍的故乡、贫无立锥的小家，是贺敬之童年与少年的环境。13岁时，他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离开家到后方修业。眼见国家社会的灾难、心怀追寻真理的理想，贺敬之于1940年来到延安，成为当时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潮流中的一员。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此时贺敬之是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年龄最小的学员。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讲话》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关于“文学”的根本观念，创造出了中国汗青上从未有过的、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学。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间，为劳动人民写作，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以劳动人民的审美意见意义、语言习惯为文学的审美标准、语言风格，成为数代作家坚持的文学观念。此时刚刚18岁的贺敬之，也许仅仅基于自己作为贫困农夫儿子的朴素感情，去明确和接受“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劳动者是最干净的”“要做群众的老师，要先做群众的弟子”这样一些对中国文学发生了深远影响的论断，在朴素的明确和接受中改变自己习惯的知识分子文艺腔，怀着少年人单纯的热情走到劳动者中间，去学习他们的生活、劳动和语言，用自己还稚嫩的笔，写下自己最初的诗篇。
从这里开始，以后数十年的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贺敬之作为中共党员、诗人、剧作家、新中国文化部门的高级向导，经历了许多风雨沉浮、人世变迁。然而，从少年时代开始接受的文学理想，却如他生掷中的北斗星一样始终高悬闪耀。为劳动人民放声歌唱，是贯穿贺敬之数十年、始终不变的创作主题。
一曲《白毛女》，唱出新中国：
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歌
1945年，民族歌剧《白毛女》上演。这是贺敬之与丁毅执笔，融合了上自中央向导、下至广大农夫群众的心血和意见共同创作的。这部歌剧创造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酿成人”的极新主题，誊写劳动者连合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极新故事，成为延安文艺的经典代表。
《白毛女》剧照。
在此之前，古典文艺鲜以劳动人民为主要体现对象。劳动人民即使出现在舞台上，也是陪衬帝王将相的千秋功业，或是装点才子美人的千古风流。延安文艺之前的发蒙文艺，关注农夫与小市民，但将他们作为发蒙的对象，着力批判其民族劣根性，往往将其塑造为麻痹愚昧的形象。“哀其不幸”的同时“怒其不争”。《白毛女》却把劳动人民放置在舞台的中央，将他们塑造为美好、光明的形象。在年三十的风雪夜期盼父亲归家的喜儿、负债累累贫无立锥却也要给女儿买一根红头绳的杨白劳、面临不公与虐待不妥协的大春……这些鲜活的形象，绝非古典文学中面貌含糊的边缘人，亦非发蒙文艺中麻痹愚昧的愚弱国民。歌剧用他们辛劳一生却一无全部、勤奋淳朴却受尽陵暴的悲惨运气，改造了发蒙叙事将底层劳动者的不幸归因于其自身的精神缺陷的叙事模式，有力控告了造成他们不幸的不公道的旧制度。由这一逻辑出发，颠覆旧社会、创建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劳动人民就能获得解放。“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酿成人”这一新的时代主题，就在《白毛女》动人的旋律、鲜活的形象、饱满的感情中获得了成功的艺术表达。
更紧张的是，《白毛女》还开创了劳动者自己连合起来解放自己的叙事。在此之前，古典文艺中的劳动者想要获得有限的公道和公理，须等待圣君贤臣、清官侠客的恩泽；发蒙文艺中的劳动者则须要完成自我否定和降服，将自己改造成发蒙知识分子才有新生的希望。可是在《白毛女》中，喜儿面临横加己身的虐待，大胆地唱出“恨是高山仇似海，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雷暴雨翻天我又来”这样不屈不挠、坚决抗争的歌词。而最终将喜儿带出深山重见光明的人，不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是与喜儿同一身世、同一运气的大春，带着穷人组成的队伍来解救自己的姐妹。《白毛女》以感人至深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劳动人民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与勇气，展现了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连合起来英勇战斗的决心与力量。这样的艺术叙事，使劳动人民可以摆脱被动、无力的运气，不但成为自己运气的主人，也可以或许继承起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的汗青使命，从愚昧麻痹的“大众”成长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
这就是何以贺敬之们创作的《白毛女》能激起如此猛烈的时代共鸣的最深刻原因，也是《白毛女》对新中国的最重大意义。1945年4月间，《白毛女》在延安前后共演出三十多场，群众对它连看数遍而不生厌，甚至远远从安塞、甘泉特地赶来看。而对人民群众来说，这不再仅仅是看别人演的戏，而是看到了他们自己已往的经历：“一满是本相啊，咱们是从旧社会上经过来的。看了那女子的凄惶光景，谁不是眼泪珠子不拉拉价”；更是看到了他们未来的道路和运气，他们不但在演出现场爆发出“打垮恶霸地主黄世仁”“给喜儿报仇”的呼声，甚至有兵士拿起枪就要枪毙舞台上的黄世仁，导致军区首长不得不决定部队观看《白毛女》演出时子弹一律不得上膛，经过检查才气入场。更有甚者，很多兵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自己的枪托上。正如将领杨成武给文工团写信所说：“怀来战争仇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兵士打得非常英勇坚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起来的愤恨和力量。”
《白毛女》正是作为这种可以刻在兵士们刺刀尖上的文化，凝聚起了一个时代的信仰、追求，激荡起一个时代最猛烈的爱和最猛烈的恨，也动员起一个时代最广泛的力量，去打坏属于黄世仁的旧天下，创造属于喜儿和大春的新中国。在《白毛女》之后的数十年间，从延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主流，都普遍关注劳动人民的运气与悲欢、再现他们的反抗与斗争、欢呼他们的解放与胜利。
年轻的贺敬之身处这样一场中国汗青上前所未有的、要将被由武力强权和文化特权颠倒的天下再度颠倒过来的革掷中，他才气够创造出《白毛女》；而《白毛女》也是呼应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了贺敬之以及贺敬之同时代的一大批为劳动人民的解放放声歌唱的艺术家。
歌唱伟大的时代与英雄的人民：
为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歌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贺敬之创作了大量的气魄豪迈、色彩明亮的政治抒怀诗。诗人热情歌颂从暗中旧天下中孕育出的光明新中国：“我们故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歌颂坚强的共产党：“党/带领我们/这样地/创造了奇迹”；歌颂在汗青和现实中焕发新生的人民：曾经被出卖的童养媳在新中国“神采飞扬地/驾驶着/她的拖沓机”。贺敬之用鲜花、琼浆、伸展的云霞、饱满的麦穗等一系列丰富、明亮的形象，用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充满力量的楼梯体诗歌形式，描画着青春的共和国万象更新、朝气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英雄辈出的汗青画卷。
在这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中，贺敬之描画了诸多平凡而伟大的建设者。他为那些家喻户晓的英雄而歌：《雷锋之歌》，描画了“一个平凡的，但却伟大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再现“白天的每一个梦境，夜晚的每一个缅怀，都是人民……人民……人民……”的雷锋；《答复今日的天下——读王杰日志》，则将英雄的断送与新天下的开创紧密联合起来，使英雄的个体生命因为融入一个民族创造未来的事业中而逾越生死：“用我们/整个的生命，/用我们/全部的热血。/生——/这样写，/死——/这样写。”他也为无名的建设者所创造的改天换地的奇迹而歌：《三门峡歌》召唤神女和李白，却让这些古代巨人在今世无名而朴素的劳动者眼前发出由衷的赞叹。那些在汗青上面貌含糊的“黄河儿女”，因为投身到改天换地的汗青创造中，和他们创造的三门峡大坝一起，成为不朽的奇迹。《西去列车的窗口》中白发老人和年轻建设者的年龄、代际差异淹灭在创造新天下的汗青中，他们因为共同置身于一段属于希望、属于未来的汗青中，和这段汗青一起拥有了永恒的青春。
贺敬之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高唱颂歌，更把自己融入劳动者中，在共同的事业中同呼吸共运气。在贺敬之这里，艺术早已不是表达一己感情、流连个人心灵之物，其艺术创作目标也不是为了愉悦自己或在同道案头流转观赏。诗人自发地将诗歌看成他所投身的事业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歌唱影响和鼓励人民去战胜困难，用诗歌思考汗青道路和进步方向，这既是他的艺术使命感，也是他的政治责任感。
1959到1961年，中国经历三年困难。在这一时期，贺敬之写下《桂林山水歌》，歌颂“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故国的笑脸这样美”。这首韵律悠扬、格调明亮的诗歌，曾经被诟病为无视灾荒现实的“假大空”。而假如回到当时的汗青语境中，则会看到，这既是国内民生艰难的时期，也是国际形势特别严峻的时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受到西方权势的敌视，一方面要摆脱苏联控制求得自己独立发展的空间。多年后，贺敬之在访谈中重申了当年在内外交困中创作这首诗的心态：“凡是爱护我们事业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要发出一点亮色。”面临事业中的挫折和困难，贺敬之此时的思考高度是“我们的部队干部，我们的人民群众，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可以说，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爱护、对自己民族未来的信心，引发出在愁云压顶中“发出亮色”、在困难中给人鼓舞的创作目标。
纵观贺敬之的政治抒怀诗，选择怎样的道路、追求怎样的人生，这一思考几乎贯穿始终。而这里的“道路”和“人生”又不但仅属于某一个人，诗人始终严峻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道路，是在创造未来的大汗青中，每一个汗青参与者、创造者的人生。因此，诗人一方面执着地表达自己对民族在汗青中选择了精确道路的确定和自豪：“啊！/公民们！/同志们！/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双脚/就是踏在/这样的道路上！”另一方面，贺敬之也不绝在思考，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怎样走下去。在《放声歌唱》之前，贺敬之用陕北信天游体创作的《回延安》，就沉浸着这样的追问和思考。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进入北京，意味着从革命政党转向执政党，中国汗青从革命进入建设。在这样的汗青迁移转变处，贺敬之重新唱响在延安学会的信天游，再提“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头中的书”的历程，这种回望中本身包含着从汗青中寻找未来道路方向的深沉思考。因此，“团支书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现在长成人”的画面，转达出诗人对革命道路怎样连续的答复。而最后“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的诗句，也就与诗人对民族、人民和汗青道路的严肃思考同一为一个整体。
历尽忧患初心未改：
为劳动人民的未来而歌
1976年，中国汗青又一次走到了一个紧张拐点。这一年，贺敬之和自己的国家共同结束了一段艰难的光阴，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以后，中国一步步走上改革开放的新征途，而贺敬之也经历了在文化部、中宣部继承紧张向导的人生光阴。归来的贺敬之已经年过半百，不再是写《白毛女》时的天才少年，亦不再是面临新中国放声歌唱时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加上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神，这一时期贺敬之鲜有此前那样气魄磅礴、体量浩繁的诗歌问世。然而，新时期的贺敬之找到了与自己这一时期的思考与感情更贴合的诗歌形式。从1976年开始，他以新古体诗为载体，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较之早年的豪情澎湃、汪洋恣肆，这些新古体诗凝练、厚重，其头脑和艺术经历光阴的洗磨，沉淀着时间的味道；亦不失清朗、率真，留存着诗人一生为劳动人民而歌的赤子之心。
1976年，贺敬之解除监督劳动归来，得饮故乡兰陵琼浆，写下《饮兰陵酒》，这是他新时期写的第一首新古体诗。诗歌用“坎坷忆蜀道，风涛说夜郎”表达了诗人对自己与国家民族共同经历的坎坷波折的感慨；却更用“时殊酒味似，慷慨赋新章”作结，在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紧张迁移转变的汗青关头，诗人对未来度量着刚强的信心，这是诗人自少年时代就已树立的信念，光阴与苦难都不能消磨。
以后，中国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前人从未走过、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模仿的道路。贺敬之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党在文化部门的高级向导，与自己的国家、人民一起不断经历着狐疑与考验。尤其新时期的头脑文化工作，较之已往，问题更为尖锐，局面更为复杂。而在千头万绪、众声喧哗中，贺敬之用自己的新古体诗，既热烈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新征程的赞美，对改革开放所打开的劳动人民未来的美好向往；也不断抒发着自己从未改变的初心，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从不动摇的信仰。
198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各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珠江与香港之间的桂山岛，他逸兴横飞，写下“情蘸南海如泼墨，写我百年两腾飞”；访问珠海市，他写下“访此更解东风意，心花宜地处处栽”，用诗句展现在改革中焕发生机的南国新貌。回到故乡山东，看到黄岛开发区在改革时代焕发出的生命力，贺敬之为之写下“开怀善纳五洋水，炯目长龙善澄污”，赞美开放的中国既敢于海纳百川又懂得理性辨析的胸怀与聪明。而在崂山，他为在抗洪中断送的新时代水师英雄写下“神州气愤终可赖，思飞瀑洪热泪倾”的赞歌。站在故乡万象更新的土地上，他既写下“谁使‘齐鲁青未了’，江山代有新人来”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必能一代代传承的乐观信心，也写下了“居庸岂庸居，老骥洗征尘”的豪迈诗句，表达自己并不以年长而怠惰、仍要积极奋进的雄心。
在表达对改革开放的刚强信心的同时，贺敬之也反复吟诵自己对信仰的刚强信念。在他看来，20世纪上半叶，党向导人民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今天，党向导人民富起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在20世纪一段完整而伟大的汗青征程。作为少年时代即投身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者，作为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富强放声歌唱了数十年的歌者，贺敬之从未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迷失过自己的信仰。站在朱德同志墓前，他深情吟诵“血火风雨革命路，喜看新人死厥后”，表达革命肯定会代代连续的信念；在延边大学，他感慨“老人节忆少年日，恍见延安凤凰山”，他从未忘怀、魂牵梦萦的，不只是一段少年时光，更是在这少年时代就选择的信仰、坚持的道路。
1993年，贺敬之重回川北。这是他少年时离家修业所来过的地方。当年，他正是在这里出发奔赴延安，选择了自己一生未改的人生道路。再归来恰逢69岁生日，见到寺庙中的转轮藏，年近古稀的诗人感慨万千，写下这样一首诗：“三生石上笑挺身，又逢生日说转轮。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县民。”这是他一生未变、未悔的选择与坚持，也是他刚强信赖国家和人民通向未来的方向。
2003年，间隔少年贺敬之奔赴延安已往了63年；间隔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往了61年；间隔贺敬之离开文化部代部长职务已往了11年。这一年，贺敬之接受了一次访谈。当被问及他对自己一生经历的荣辱升沉的感受，贺敬之答复：“从没想过会改变初衷，更不用说去处什么人‘后悔’了。”这个答复呼应着他在1986年重游桂林七星岩写下的“千书无悔字，万里心可剖”，也呼应着我们这个民族在这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一切挫折与奋斗、光荣与空想。
2024年，贺敬之老人已经年满百岁。一百年的时光，在漫长的人类汗青中不算很久。然而，却是一个国家从神州陆沉、危亡灾荒走向强盛与繁荣的时间，也是一个诗人从婴儿酿成虽须眉皆白却仍精神矍铄的老人的时间。无论时代怎样斗转星移，汗青如何沧桑沉浮，那个，以及那些一生为劳动人民放声歌唱的歌者，他们和他们所歌唱的汗青、时代，必将被人民永世铭记。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卢燕娟
名家简介
贺敬之，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峄县。13岁考入山东省立第四墟落师范。抗战爆发后避难湖北，继续读中学。1938年底随学校到四川，开始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诗歌与散文。1940年春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1945年，与丁毅等团体创作了我国第一部具有新特色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了大量政治抒怀诗，是中国今世政治抒怀诗的紧张代表诗人。曾任《剧本》月刊、《诗刊》编委，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理部长。
图片均为资料图监制：侯馨远 编辑：暴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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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5 08: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