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文化】清代四川客家移民的商贸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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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客家移民的商贸运动

四川客家志编辑部

在四川，流动商贸运动按远近途程主要有两种范例，一种是场镇间的短途贸易，另一种是省内或省际的中长途贸易。清代中叶，随着四川经济的复苏，本土所产的米粮、盐、烟、糖、布匹、山货等物产内销和外销的需求逐步提升，带有批发性质的中长间隔贸易随之兴盛，不少客家移民都参与此中。根据销售范围的不同，中长途贸易可以分为省内贸易和跨省贸易。

清代重庆府巴县朝天门码头（《渝城图》）一短途商贸短途贸易主要围绕场镇进行。清代时，四川的大部分场镇依据产品范例划分有专门市场。场期到暂时，周边乡村的农民会汇集于此，出售自产的农产品。如广东长乐移民李敏葵，清雍正四年（1726）迁入重庆巴县，“每于农隙，日常购市米二斗。鸡初鸣，即挑渝出售”（民国巴县《陇西李氏族谱》）。同县移民邓振江，清乾隆中入川，“耕种之暇，即策骡贩米，略有微资”（民国郫县《邓氏蜀谱》）。
广东龙川移民钟亮生，定居于郫县乡村。乾隆年间“（比）[ 北 ] 人之贸省者恒嗜繁邑花豭（广东客家话对公猪的称谓），每支可得子钱数百”，钟亮生遂“率诸子荷笼贩售，朝去晚归，颇获利”（民国郫县《钟氏族谱》）。雍正二年（1724），中江县一带“适逢秋雨淋漓，新谷无日晒，米价腾贵，每斗可卖银一钱”，广东平远移民萧曰兴一家“妙计做成坑床，男、妇昼夜坑谷振米，运上中江速卖，恐送米肚饿，各煨饭团两个，随带身充饥，并不敢枉使一文也。数载之后，积得银两，遂上三台西路涧漕河，买得赵姓地方而落业焉”（清同治三台《萧氏族谱》）。广东兴宁的范君会于雍正丁未（1727）入川，在荣昌佃种而居，后“贩布、耕田十六载”，积有钱财，又迁至川北罗江购田置地（清光绪罗江《范氏族谱》）。

清末的乐至县石佛场（甘博 摄）流动性商贩也是场镇间短途贸易的主力。如简阳莲花堰人谢复英，原籍广东，“与老母幼弟同居。初以小本贸易，旋贩针线于建昌，资渐充裕”（民国《简阳县志》）。江西雩都人钟凤鸣于清乾隆年间来川营生，曾受雇于刘姓，挑木梳到达州，在“达州卖糖度日”（《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
又有长乐移民陈乃瑺，乾隆初入川，在“简州地杨（养）马河镇、周家场、五凤溪交易承当，卖汤圆轮番赶几场”（简阳《春分会祭乃瑺公祝文》）。同县移民钟文相，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随父入川，迁居威远金圣寺，“家计窘迫，鬻饴糖度日”（民国内江《钟复周祠族谱》）。
广东长乐移民钟宏予，定居于简州踏水桥场，贸易米谷粮食。因踏水桥无行无市，遂挑米至土桥沟场，卖与安岳、乐至盐商、盐贩，再置办黑盐挑回。钟氏在两个场镇间的贸易行为，符合流动性贸易的基本特征。民国《成都钟氏族谱》记载广东龙川县钟氏入川四世钟慕贤，“奔走市廛，遇事即做，触类旁通。有因此事而了解彼事者，有因彼事而了解数事者至理财，有一日而赶数场者，有一场而兼做数生理而人尚不觉者。故算无遗失，获利颇多……尝运蒲草赴温（江县）之大坟坝”贩卖，可见其也是一个流动于场镇间的商贩。
资本充足，设店谋划的坐商，每每以批发或零售业务为生，也是场镇短途贸易不可或缺的一环。内江《邱氏家乘》记载 ：汀州府武平县人邱奇玉，清乾隆初由闽入川，居内江汉安，“见邑东三十里许便民场土沃风淳，人熙物阜，谓‘是爱得我所也，公具货殖才，权子母计，买山贩木，数载谋划。继与黄姓伙贸杂货，稍获微利，遂鼓刀于市，复赚多金”。江津《黄氏族谱》载：广东兴宁移民黄东凤、黄东仪两兄弟，乾隆三十一年（1766）入蜀，至江津县李市场街上，“弟兄同心协力，贸易兴家，买业二处”，又有其族侄黄习仁，于清嘉庆辛酉（1801）来川，在白沙镇贸易兴家。郫县《邓氏蜀谱》载：邓振滉，广东长乐人，乾隆初随父入川，先佃耕乡下，积有微资，后“寓省垣为坐贾焉”。其弟邓振淐则“侨寓汉州之甘家碾，便通商也”。成都《戴氏族谱》载：戴廷彩，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自粤入川，“同父与兄弟六人至金堂县古桥，赁屋而居，谋划货殖之事”。民国《简阳县志》载：巫锡俊，广东长乐人，“清雍正时贸易至简州镇子场，遂家焉”，其侄巫作江与他一起从事贸易。民国《新都县志》也记载：魏国乔，福建南靖县人，在闽时即“善贸易，好施济”，乾隆戊寅年（1758）入蜀，居新都县城内南街天后宫侧，每日“贸易如常”。
随着谋划的逐步积聚，一些客家坐商的规模会越发扩大。广东长乐移民江朝珍，清雍正中“贸迁来蜀，卜居于川南高县老王场，其时川南一带甫经向化，公善货殖术，数年即致巨金”（民国《江穗彬致书五华江氏宗祠书信》）。同县移民蓝良俊，清乾隆二年（1737）入川，在成都北门外簸箕中街贸易，至乾隆十二年（1747）“已积银一千余两”（民国郫县《蓝氏族谱》）。
广东兴宁移民余汝彰，清雍正五年（1727）入川，“驰至隆昌南街客寓，营小贸易，渐次顺畅，乃即寓作棺材铺，获利更丰”（民国隆昌《余氏族谱》）。
黄宜祥，广东嘉应州平远县人，于清乾隆年间迁内邑茂市（今内江市白马镇），最初仅为“小贸清贫”，与人合伙谋划数十年后，逐渐发展强大，“开设‘恒足合’漏棚、‘积成’醩房、‘成合’山货以及运糖帮等”（民国内江《黄氏族谱》），已成为资本雄厚的工贸易主。
刘盛芳，广东嘉应州人，清道光年间迁居南川县，初为劳佣，白手起家，后“设店南街，号‘广兴馆’”，迎父母至受养。“后虽别建居室，自贸业儒，人咸以‘广兴馆’称之。当咸、同、光时，广兴馆刘氏为邑士族之一”（清光绪《南川县志》卷11《列传》）。刘氏因开“广兴馆”而跃升为南川县的士族，其店房谋划规模必然不小。
张正安，原籍广东，“业商贾”，清光绪时移居绵西城内，“始改作丝帮生理，经纪颇为驰名，亦财源涌进，家有数令媛”，其子女也是“操商务”，如张国桂“稍长即弃读业耕并从事商贾，挑卖黄糖，获利甚微，始改作布匹生理，赚数百金……于永兴场集伙开杂货商号……继扩张农业，宏开米房。次君与四君为之谋划，三、六两君于本场续开绸铺”（民国绵阳《绵西张氏族谱》）。
福建龙岩州移民陈润周，在成都以农起家，又入郫县谋划贸易，“凡款项之交易，茶酒之零杂，米谷之籴贩，靡不操奇计赢，遂什一而市三倍”（民国郫县《新修陈氏润周公派下支谱》）。
福建南靖县移民魏厚堂在新都“以茶食生理起家”并以“魏隆顺”作为铺店的招牌，不停到民国年间，“魏隆顺”招牌仍十分受人欢迎。魏厚堂的“弟德瑞起生理于本邑，曰‘庆顺’，一时驰名”（民国新都《魏氏祠族谱》）。二省内贸易省内贸易主要是指四川省各州县间的中长途贸易。清代四川自己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多条理的市场同一体，农村的场市、中等都会和大都会的相互依存与彼此衔接，就是这个同一体的基本模式。

清代成都府城图中等都会介于大都会和农村场市之间，交通相称便捷，在整个市场结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大都会是整个省内贸易的终端，也是毗连省内和省外贸易的节点。在川西首推成都，川东则是重庆。若以经济为尺度，清代的重庆则比成都显得更为重要。
清雍正年间起，已有客家人从事相干贸易。如广东永安移民陈上梅，雍正四年（1726）入川，定居于泸州会文乡，“路费用尽，只剩钱八十文”，幸遇“原乡盟兄张大哥出资本，贩烟过富顺。两月长钱数串……又贩油、贩烟二年，衣食富饶。用资本银三十两，贩猪过南溪，长钱亦一二十两”（清末泸县《陈氏族谱》）。祖籍江西崇义的方肇春，清道光时“麻价突昂”，奉父命由简州“贩纻赴彭城”，“及归果得重利”（清光绪简州《方氏启瑛堂谱》）。粤东人谢振栋，入川在合州居住，曾贩运杂粮，装至巴县龙隐场镇（今重庆市磁器口）河边发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据《巴县档案》记载：有的客家移民还积极参与省内的靛青贩运买卖，如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黄有成挪借客民银钱赴合江县新场买靛青到重庆发售，此中有成在新场买靛青草簿二本，“托福建省人周仰春等、黄帮首人徐兆兰等，将买贮新场靛青装渝变卖”，到重庆销售后，“仍有五十八包……经邱发源等阻存福建馆”。
清乾隆年间，四川省内经济的发展，一批气力雄厚，专门从事长途贸易的客家行商得以产生。
广东兴宁移民张有元于乾隆年间入川，在隆昌县开设“开源号”麻布庄，“省垣、五通桥、泸州俱有伙计交易”，其又合伙“下重庆，买棉花上泸州发售，约有十年，分银钱数千两”（民国隆昌《张氏族谱·元公自叙祖传》）。资州廖德泰，祖籍福建龙岩州，清嘉庆年间开设糖局，“往来赵镇、渝城间”（民国《资中续修廖氏族谱》）。民国荣昌《陈氏族谱》记载：陈永祥，原籍广东兴宁，“迁往嘉定复布贸易，缺乏资本”，其堂兄永守“不惜多金助其营业，于荣（昌）、隆（昌）间代购布匹运嘉”。另据清光绪宜宾《赖氏族谱》记载：福建武平人赖学陞在宜宾谋划靛业，买卖扩张至重庆，其子赖天洪年仅十三岁，就已遵父命“运靛渝城”。三跨省贸易客家人在清代四川的城镇经济中，由于其具有较大的经济能量，因而在竞争中每每占据明显的优势，而最能体现这种优势的，则是省际长间隔贸易。
四川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在清代已成为国内同一市场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贵州、西藏的许多土特产要假道四川，经川江顺流而下，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域。而东南沿海地域的手工业产品和其他商品也多逆江而上，经四川再转输到西南各地。清嘉庆《成都县志》卷11《风俗》记载，在“商贾辐辏，阓哗闹，称极盛焉”的成都，“土著者惮于远出，其来贸易者皆外省之人”。大量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输出和输入，使四川与其他省区建立了比力稳定的商品供求关系，为四川客家人充分发挥其贸易禀赋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代的峡江水运图（国璋《峡江图考》）
清光绪《隆昌县乡土志》称：“猪毛、鸭毛、羊皮、白豕、牛角牛骨，均由陆运贩出境，在叙、泸、渝三郡地方销行，并由水运至广东等省销售，频年愈广……药材、山货自叙州府来，闽粤之货自渝郡来”，这是清末隆昌县的长途贸易状况。隆昌县是清代闽粤客家移民较会集的地域之一，在从事长途贸易的贩子中，客家人应该占了不小的比重。
民国《华阳县志》记载：陈天葆，字申之，“先世自福建永春州来蜀，占籍华阳，历数世，常往来闽蜀间，成都之有福建乡馆则实自陈氏始”。从陈氏常常往来闽、蜀两地，且倡修福建乡馆来看，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气力。据此可推定他从事的或许正是长间隔商贸运动。
《兴宁东门罗氏族谱》记载：由广东兴宁入川的罗氏，其子女中致力于四川与他省贸易者也不少，如罗庆宗即“善治生，尝于四川渝、泸、资中等处设‘鸿兴庄’商肆，使其子维桢公主持肆务，次子奕桢公往来楚蜀，专任运输。久之贸易蒸蒸，赀累巨万，见内江风俗淳厚，乃于城内建巨宅而置孥焉”。
由广东兴宁入居四川荣昌的陈氏，也由经商起家，并以省际贸易而著称。其民国《荣昌陈氏族谱》称：陈国乔，清乾隆元年（1736）因“四川贸易发展”率子入川，居荣昌县。入川四世奕榜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重庆经商，“贸易极盛，名誉亦甚隆”，奕榜孙永守更是来往于湘、鄂间经商贸易。
（ 节选自《四川客家志》经济篇，新华出书社，2023年12月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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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巴蜀客家研究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