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及其后果

阿隆随录

德意志帝国在威廉二世时期，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虽然通过几次战争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帝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尚不具备越出欧洲大陆的能力，无法与英国等国在世界范围内一争高下。因此，俾斯麦奉行以谋求欧洲大陆霸权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然而，随着帝国经济及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大陆政策既无法满足德国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欲望，也不能安抚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俾斯麦下台后，德国外交改弦易辙，开始向“世界政策”转变。众所周知，一战前德国大力扩建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但是个中政策导向及实施细节少见描述。本文拟全面论说，以飨读者。
一、德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动因
威廉二世时期对外政策转向的动力来自内外两个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世界、抢占殖民地的热潮对德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重要的外部原因。根本原因和动力则在自身的冲动和内部需求。
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使德国迅速向外向型经济国家转变，这是德国走上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帝国建立后经过20余年的飞速发展，德国已经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跃居欧洲之冠，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并领先世界。但是，国内资源和市场难以容纳经济增长释放出的巨大能量：生产能力越大，原料供给和市场销售就越显不足。因此，德国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进口数据显示，由于都市化和人口猛增，国内农业生产无法满足粮食需求。1895—1900年间，德国生产的小麦仅能供应全国需求量的73.7%。1900—1904年，德国小麦年平均产量为390万吨，进口量达203万吨。1905—1908年，国内小麦平均产量为372万吨，进口增长到232万吨。1911—1912年，国内生产提高到421万吨，但仍需进口208万吨。工业原料对外依赖也极其严重。1872年德国进口原料价值为570万马克，1910年增至16130万马克，增长近30倍。德国产品的销售也越来越依赖国外市场。
一战前夕，国外市场消化了德国全部工业品的1/5到1/4。一位法国人曾经这样描述：“在我巴黎的家中，电梯是德国的，室内电气装置是德国的，厨房灶具是德国的，最好的照明灯是德国的。……刀具是德国的，餐厅中的椅子是德国的，浴室里的镜子是德国的，……而且实际上所有授予专利的药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来自德国的。……所有这些用品都购自巴黎各市场。”德国商品还大举进军英国这一老牌工业国的市场。
对外贸易额的飞速增长也反映了德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德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第二位，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小。对此宰相比洛坦言，有关对外贸易额的统计数据是单调的，但它对德国人的福利却有着重要意义，成千上万德国人的工作和直接生存都仰赖外贸。由此可见，德国从大陆政策走向世界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增强的必然结果。
这个时期，德国不仅大规模输出商品，也开始向外输出资本。据统计，一战前德国资本输出的流向为：拉丁美洲38亿马克，北美洲37亿马克，奥匈帝国30亿马克，俄国18亿马克，土耳其18亿马克，西班牙和葡萄牙17亿马克，巴尔干17亿马克，英国和法国13亿马克，欧洲其余地区12亿马克，亚洲其余地区10亿马克，非洲20亿马克，其他5亿马克。一战前夕，德国资本输出总额已达230多亿马克。资本输出也是德国的努力目标。
总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外向型经济国家。工业的发展使德国像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到境外去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此时德国的综合国力仅从人口方面看，1913年达到67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而且在受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相对较高，德国人口资源占有明显的质量优势。有感于此，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谈到德意志帝国的扩张政策时认为，此时的德国已经拥有了改变现状的实力手段和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质资源。
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是德意志帝国向外扩张的精神动力。近代以来，由于长期分裂和遭受外族入侵等缘故，德国社会弥漫着强烈又近乎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如果说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三次所向披靡的战争已经表现出军事上的强大实力，那么现在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使德国人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负有开化全世界的使命。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却让德国人愤愤不平。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国家虽然日益强大，但国际地位极不相称，特别是瓜分世界的所得，实在太少。于是，积压已久的民族主义能量开始向外喷射，各种扩张主义言论甚嚣尘上。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宣称：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还有学者称，开拓殖民地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工商业集团更急切地呼吁扩张。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领导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说：“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此时，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异常活跃。1887年，在原来的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和德意志殖民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德意志殖民协会（Deutsche Kolonial gesellschaft，简称DKG）。1891年4月9日，克虏伯康采恩经理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等人，在卡尔·彼得斯等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德意志总同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Verband），三年后改组为“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这是一个由垄断资本家、政府官员、教授、军官等参加的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宗旨是复苏民族意识，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该组织最醒目的口号就是“德国醒来！”（Deutschland,wach’auf!）。(它的成员不多，最多时也不超过4万人，但对政府以及德皇顾问们都有巨大的影响力。(1898年4月成立的德国海军联合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等民族沙文主义团体，也对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公众舆论也有巨大的影响力。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如同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很少受他人干扰。但是威廉二世不同，他好大喜功，对德国“公众舆论尤其是上层中等阶级和学术界的新动向，总是极为敏感”，他能意识到帝国政策对公众具有巨大号召力。(在俾斯麦下台后，这位皇帝立即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新要求，希望通过鼓吹向外扩张来博取民众的支持。于是，德国政府秉承旨意，顺应舆论，为满足经济需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获取世界威望的新思路。
二、对外政策的“新路线”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开始偏离俾斯麦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轨道，驶入对外政策的“新路线”。从本质上看，卡普里维对外政策的着眼点仍然是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但是他觉得俾斯麦留下的联盟体系过于复杂，必须清理。他首先调整了对英和对俄关系，由俾斯麦时期的联俄转向亲英疏俄。
此时改变对俄政策事出有因。在俾斯麦对外政策中，俄国是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大陆联盟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即使德奥建立同盟，俾斯麦也没有放弃俄国，而是先通过“曲线政策”迫使其签订新三皇同盟，尔后又与之签订了《再保险条约》。这种似乎有些矛盾的同盟体系在俾斯麦看来并非不可行。这位德国宰相曾这样解释：在三个友好国家之间，如果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做出针对第三者的承诺，即倘若与第三者破裂，将互相支援，那么第三者只会获得更坚定的保障。(事实上，俾斯麦执政时期，德俄之间虽有矛盾，但基本上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对此，与俾斯麦矛盾重重的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以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然而，后继者卡普里维没有俾斯麦的这种驾驭能力。新宰相向驻俄大使承认，在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问题上，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无法像俾斯麦那样，像杂技演员般地玩五个球，他只能同时抓住两个球。
卡普里维决定放弃与俄国的友谊，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卡普里维认为，《再保险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的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它迫使德国在俄国和奥匈之间采取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而俄国却可以随时通过透露这个文件来破坏德国与奥匈、意大利、英国以及土耳其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再保险条约》的存在会妨碍德国与英国接近，而追求德英友好是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卡普里维受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等人的影响，认为俾斯麦以德俄关系阻止法俄接近是不现实的，而德俄对立不可避免，应该采取优先与英国联系的政策，以便使英国站到三国同盟一边，壮大三国同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力量绝对超过法俄两国的大国集团。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890年3月，新上任的卡普里维政府拒绝了俄国驻德大使保尔·舒瓦洛夫（PaulSchuwalow）提出的将《再保险条约》延长6年的建议，答复是：德国愿意一如既往地与俄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由于人事变动，目前必须保持冷静，所以不能缔结广泛的协定，不能延长该条约。在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做出各种让步后，德国仍不松口。卡普里维政府的坚定态度使俄国开始意识到，德国对外政策已经改变。这种改变“促使俄法之间早已成熟的亲近关系正式成立的新的推动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在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的同时，对改善与英国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90年7月1日，英德签订《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Helgoland-Sansibar-Vertrag）。这一条约是两国为解决殖民地争端谈判的结果。早在1889年，俾斯麦曾就殖民地问题向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提出谈判的建议，但这只老狐狸不急于达成协议，而是想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价钱。现在新政府改变态度，反而迫切要求达成协议。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准备就英国的任何要求作出让步。德国如此积极有两个目的：其一，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抵消因拒签《再保险条约》给德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二，争取得到北海海岸附近的赫尔果兰岛，卡普里维政府认为该岛极具战略价值。
不久，英德达成《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将东非领地维图（Witu）和索马里沿岸等德属部分让给英国，并将桑给巴尔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条约还保证英国人免税穿越德属东非。作为交换，英国把1807年获得的赫尔果兰岛让给德国，并为德属西南非提供一条通往赞比西河的通道“卡普里维角”（Caprivizipfel）。这个条约对英国人让步太多，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英国“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个纽扣”。因此条约在德国国内受到激烈而广泛的批评，并引发超党派的、民族主义的泛德意志运动，具体表现就是泛德意志协会的建立。
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已经给俄国人留下德国正在改变对外政策的印象。而《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向俄国展示明证，即与俄国的友谊相比，德国新政府更偏爱英国的友谊”。
由于当时俄国与英国在近东和东亚地区关系紧张，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有隙，因此，德国的转变使俄国在欧洲处于一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俄国加快接近同病相怜的法国。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军港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与法国大使会谈，商讨接近步骤。1892年8月《俄法军事协定》（Russisch-Französische Militärkonvention）签署。1893年，德国为迫使俄国开放德国工业品进口，对俄国发动关税战，加之德国的扩军举动，使原本仍处于犹豫状态的俄国决定与法国携手对敌。(1894年《俄法军事协定》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如果法国遭到来自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奥匈的进攻，法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双方军队将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战争，以使德国处于东西两线交战的境地。俄法建立同盟，使德国在现实上处于两线作战的危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得很明确：“一旦法、德两国开战，我们必须立刻以全力打击德国，不让他们从容地把法国打倒然后马上转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有机会就要把德国摧毁”。可见，是“威廉自己的不智”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法俄同盟。
与俄国关系破裂，德国更希图建立良好的德英关系。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访问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表达了与英国友好的愿望。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Marschallvon Bieberstein,1842-1912）与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会晤时，也提出了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然而，德国在非洲殖民地和世界强权方面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姿态，使英国人心有余悸。1893年秋，德国希望将德、英、美三国共管的萨摩亚群岛全部划归自己，遭到英国拒绝，于是德国与英国的对手法国接近，向英国施加压力。1894年5月，英国与刚果国签订条约，试图租借一条贯通东非的地带。这条地带不仅穿越德属东非，也截断了法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的通道。德法两国为此联合向英国抗议，迫使英国废除了已经签订的条约。在南非，德国支持布尔人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共和国与英国对抗，甚至派出了战舰示威。所有这些举动在英国人看来都是两国关系疏远的理由。
上述表明，卡普里维政府对外政策的新路线并不乐观。俄法两大邻国已经联手，德俄关系趋于冷淡，缺乏相互信任。德国在非洲的举动，特别是对南非布尔人共和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德英关系。
三、世界政策的实施步伐
尽管德国对外政策有所转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固守欧洲大陆的政策。1894年10月霍恩洛厄出任宰相，他本人有亲俄倾向，此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usII.）对德态度友好，德俄关系似乎出现转机。但是，新宰相在殖民扩张等方面没有做出“令人振奋”之举，急于要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气了，决定起用得力人选贯彻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张向海外扩张的海军少将蒂尔皮茨和比洛，分别出任帝国海军国务秘书和外交国务秘书。德国由此从欧洲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转变，德意志帝国踏上了争雄世界的舞台。1897年12月6日，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明确阐释了世界政策：“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20年以后，比洛在他的《德国政策》（DeutschePolitik）一书中再次说明德国的追求目标：世界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使德国成为强国，并获得与英法等列强的平等地位。(世界政策一是要大力扩建海军，而是要抢占海外殖民地。
1大力发展海军
要成为世界强权、抢占海外殖民地，一支强大的海军必不可少，这是帝国热衷“舰队政策”（Flottenpolitik）的主要动机。蒂尔皮茨在1896年2月给原海军部领导人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的信中明确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保护德国的世界政策和经济利益都是必需的。(威廉二世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多次演说中大力鼓吹海军建设。他说，“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需要”，“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德国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诸如此类的话语在德国到处传播。威廉二世的母亲、皇太后维多利亚到英国拜见女王时也说过：“威廉的唯一想法就是拥有一支比英国更大更强的舰队。他真的完全疯了。”
为了实现海军强国的梦想，早在1889年3月，登基不久的威廉二世就批准成立了帝国海军部，以保证海军建设。1895年1月，他又连续召集会议并做报告，强调加强海军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由于帝国财政紧张，建设海军的预算遭到各政党反对，议会没有批准。但是，扩建海军计划得到重工业以及航运公司的大力支持。德国重工业界如此热心，不仅因为强大的舰队会为德国带来海上和殖民霸权，还因为建造战船能够产生巨额利润。单是舰队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进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日后担任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的奥托·冯·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Otto Fürstvon Salm-Hostmar,1867-1941），在1901年12月致蒂尔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通过新战舰的订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和工业的活跃，会使与之有关的交易所行情上涨，挽救许多财富并稳定市场。”
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动力驱使下，1898年3月帝国议会终于通过了蒂尔皮茨制定的第一个海军法案（ErstesFlottengesetz）。该法案提出了为期6年的海军建设计划：海军将由1艘旗舰、8艘主力舰的2个分舰队，各拥有4艘海岸装甲舰的2个分队，用于国内战略舰队训练的6艘大型巡洋舰和16艘小型巡洋舰，海外服役的3艘大型巡洋舰和10艘小型巡洋舰以及备役的2艘主力舰、3艘大型巡洋舰、10艘小型巡洋舰组成。为此在1898—1903年间共投入40890万马克。这是海军建设的大飞跃，以前德国海军相当弱小。1888年，德国海军年度经费只有6500万马克，官兵15000人，即使到1898年时，年度经费也只有1亿马克，官兵23000人，装甲战舰9艘。
此后，受世纪之交美西战争、英布战争的刺激，政府建设强大海军的紧迫感明显增强，在1898年法案基础上再度扩建。1899年10月18日，威廉二世在“查理大帝”号战列舰命名仪式上宣布：“亟需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此后十几年，造舰计划一扩再扩。1900年6月，德国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ZweitesFlottengesetz），规定主力舰增至38艘，装甲巡洋舰14艘，小型巡洋舰45艘，使德国海军力量达到英国的水平。英国建成新式无畏舰（Dreadnought）后，1906年5月德国赶忙通过新的海军补充法案（Flottennovelle 1906），规定今后建造的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军舰。
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引起海上霸主英国的强烈担忧。根据蒂尔皮茨的计划，第一个海军法案只能满足德国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需要，第二个海军法案表现出德国要争夺海上强权的“思想”。英国担心自己的海上优势受影响，随之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然而，正在走下坡路的英国在这场角逐中有些力不从心。而财大气粗的德国则出手不凡。到1908年，英国有8艘无畏舰，德国有7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为51∶24。德国海军已经从1897年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与英国匹敌的世界第二大舰队。
2.在非洲的殖民扩张
德国在大力扩建海军的同时，殖民扩张步伐也骤然加快。在非洲，德国企图在俾斯麦创立的殖民帝国基础上，建立一个西起西南非和西非、东至坦噶尼喀（Tanganjika）的斜断非洲的殖民大帝国。这与英国的殖民计划发生冲突。当时英国正计划修建一条从开普敦至开罗的纵贯非洲大陆的铁路。原本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默契很快演变为激烈争吵，双方在南非地区发生矛盾，最激烈的冲突是争夺德兰士瓦和奥兰治（Oranje）两个布尔人共和国（Burenrepublik）。
在俾斯麦时期，有人主张在布尔人共和国建立殖民地，德国资本也开始渗透到德兰士瓦。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随后德英两国都急于夺取对此地的控制权。结果，经营南非钻石矿公司的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捷足先登。但是德国资本也不甘落后。推行世界政策的先锋威廉·克纳佩（Wilhelm Knappe,1855-1910）在1891—1894年间担任了南非中央银行首脑，实际上已经操纵了德兰士瓦国家银行。汉堡各大商行与德兰士瓦也保持着大宗贸易。在南非的重要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有将近15000名德国移民，联络德国移民的俱乐部布满了整个德兰士瓦。1895年以后，德国已经控制了德兰士瓦的绝大部分对外出口贸易。
英国将整个南非地区视为自己要占领的土地。19世纪90年代初，它已经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布尔共和国。1895年12月，罗得斯的下属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率领一支800人的队伍进入德兰士瓦，进攻约翰内斯堡，这就是所谓的“詹姆森袭击”（Jameson-Raid）。德国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威廉二世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保护国，不惜与英国一战。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失败后，激动不已的威廉二世又立即给德兰士瓦总统克吕格尔（Paulus Stephanus Krüger,1825-1904）发去贺电，即所谓的“克吕格尔电报”（Krügerdepesche），祝贺他在“不求助于友邦”的情况下，仅用自己的力量就“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英国对德国的举动非常不满，派出海军示威。当时德国因海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放弃了夺取南非的计划。而英国正处在与布尔人战争的前夕，为防止德国从中作梗，也准备给德国一些好处。1898年8月，双方签订了两项瓜分葡属非洲的秘密协定。据此，英国将南部莫桑比克和南部安哥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将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瓜分葡属殖民地的交换条件，德国政府答应不再给予布尔共和国以任何支持。
除了与英国争夺外，德国还与法国在北非争夺摩洛哥，引发了两次危机。由于德国在扩建海军和殖民扩张方面咄咄逼人，英国与老对手法国和解，以共同对付德国。1904年4月，两国就有关在北非的权益达成协议，即所谓《英法协约》（Britisch-französische Ententecordiale）。根据该协约，英国控制埃及，法国操纵摩洛哥。从此两国在协调欧洲事务方面再没有什么障碍。1905年2月，法国在英国支持下试图将摩洛哥变成完全从属于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政府为了争夺这块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为了打击日益紧密的英法关系，决定对法国施加压力。3月底，威廉二世突然访问摩洛哥港口丹吉尔（Tanger）并发表演说，声称摩洛哥应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独占。德国甚至发出威胁，“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这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然而，英国出面支持法国使德国的武力讹诈黯然失色。最后，德国不得不同意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在1906年召开的阿尔吉西拉斯会议（Algeciraskonferenz）上，英、俄、意、美等国都一边倒地支持法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德国一无所获，反德联盟却得到巩固。
3.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太平洋地区也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国对于和英国达成瓜分葡属殖民地的协定并不满足，它希望利用英国急于发动对布尔人战争的机会，捞取更多的好处，因而在1898年8月又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问题。
德国侵入南太平洋地区很早。早在19世纪60年代，汉堡商人高德弗罗伊（Johann Cesar Godeffroy,1813-1885）已经垄断了萨摩亚一带的商业贸易。俾斯麦时期，德国在新几内亚一带站稳了脚跟。1889年，德、英、美三国在争夺萨摩亚群岛的过程中暂时达成协议，规定该群岛由三国共管。但是德国想独占或至少是该群岛的一部分，以便为德国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出于这一动机，它趁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再次提出瓜分萨摩亚群岛问题，并利用萨摩亚国王去世的机会搅乱了萨摩亚政局，以此说明只有瓜分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英国原本反对瓜分，索尔斯伯里认为，英国在这场瓜分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lain,1836-1914）则称德国“是公开进行讹诈”。只是考虑到英布开战后的困难处境，英国政府才决定作出让步。
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德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两个最大的岛屿乌波卢（Upolu）和萨韦（Sawai），其他两个岛屿归美国；英国放弃对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以取得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作为补偿。英国让步后，德国立即背弃布尔人，将前来求援的布尔共和国代表拒之门外。德国还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战败之际，以1725万马克购得加罗林群岛、帕劳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
德意志帝国对东亚地区的政策呈现阶段性特点。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当时俾斯麦政府的策略是，怂恿法国等列强在中国等地进行争夺，以便转移它们在欧洲的视线。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德国驻法大使霍恩洛厄曾表示，俾斯麦支持法国占领中国的沿海岛屿。威廉二世改变了俾斯麦的保守态度，开始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积极拓展的政策。
在19世纪60年代，欧伦堡伯爵曾向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出占领台湾一事。1869—1870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通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reiherrvon Richthofen）建议俾斯麦夺取中国的舟山。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萌生了在中国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与宰相霍恩洛厄的电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湾问题。1895年2月，马沙尔在给德国驻英大使的机密信件中再次提到为德国“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永久的基地”问题，他看上“位于山东西南的胶州湾”。马沙尔的理由是，占据该处“也就是占据中国之大陆”。中日甲午战争后，德国积极发动并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行动，以便博得中国政府的感激，再捞取好处。德国逼迫日本还另有目的，就是迎合俄国觊觎辽东半岛的企图，将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以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
三国迫日还辽后，德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索取回报。1895年10月，德国得到天津和汉口的两处租界，1896年3月，德国又获得对华贷款。然而，它想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的愿望没能实现。1895年10月，德国外交部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基地，中国以“史无前例”为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次年6月，李鸿章访问柏林，德国政府再次试探，李鸿章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德国仍不甘心，1896年春天，德国东亚舰队司令官蒂尔皮茨专程来华，为德国选择立足点，他也倾向胶州湾。
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的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这给德国制造了极好的借口。外交国务秘书比洛直言不讳地说，德国教士被杀“为德国提供了充分理由，立刻进行外交与海军行动”强占胶州湾。威廉二世更是喜不自胜，认为“为德国工业获取新的销售市场”的机会到来了。他在给比洛的信中写道：“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站稳了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于是没等中国政府表态，德国就急忙于11月13日命令它的东亚舰队驶进胶州湾，次日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军政要员会议，确定“永久占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清政府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还获得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铁路两旁采矿的权利。德国人终于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又为德国侵华略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引发了德国与其他列强关系的变化。德国积极策划并参与列强联合镇压义和团的所谓“义和团战争”。威廉二世在1900年7月3日的一次演说中宣布：“海洋对于德国而言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义。然而海洋也会证明，在其所及之处，如果没有德国，没有德意志皇帝，那就决不允许再有什么重要的决定。”27日，他在不莱梅港向开赴中国的军队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enrede）：“对待敌人不要手软！不要宽恕！不要抓俘虏！谁落入你们手中，就意味着死亡！”在列强组成联军的过程中，司令的位置争执不休。因英俄两国矛盾、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以及比较最高军阶等原因，德军元帅瓦德西成为联军司令。在他的指挥下，联军残酷屠杀义和团民，大肆掠夺中国财富。
在镇压义和团期间，德英两国就在华利益进行了谈判。当时俄英都担心对方在华势力扩大，德国因此成为二者的拉拢对象。英国为了遏制俄国，与德国就列强在华行动规则签订了《扬子江协定》。协定规定，各国在对华贸易中实行“门户开放”原则；在两国可以施加影响的中国地区，确保这一原则不受侵犯；尊重中国现有的领土完整；若有其他列强利用中国复杂的形势谋取领土，两国将协商采取反制措施。
《扬子江协定》拉近了德英距离，两国因此恢复了结盟谈判。英国希望由此推动德国加入反对宿敌俄国的行列。然而，比洛政府认为英俄敌对不可避免，谋求在英俄之间保持所谓的“骑墙政策”；德国还认为，英国不可能与利益对立相当严重的俄、法两国结盟，德英继续接近可能导致德国与俄法的对立，因而拒绝了英国提出的维护地中海、北非等地现状的建议。两国结盟谈判最终失败。于是，英国为牵制俄国，与日本在1902年签订了同盟条约。
此后德国为减轻东部边境压力，极力怂恿俄国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结束后，由于日本在华势力迅速扩张，德国被迫将殖民扩张的目标转向非洲和近东，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它与英、法、俄等列强的矛盾，促使这三国日益接近。
4.德国的近东政策与巴格达铁路
中近东地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也是德国“世界政策”的重点目标。德国在中近东的扩张以巴格达铁路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达铁路是指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波斯湾之间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铁路，以及延伸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线铁路，也称“三B铁路”。根据“三Ｂ铁路”计划，德国将修建一条从柏林经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君士坦丁堡、摩苏尔（Mosul）、巴格达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的铁路。德国的盘算是，通过建造这一铁路使土耳其及其邻国屈从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在波斯湾建立德国阵地，在通往印度的最近道路上站稳脚跟。
最早促使德国向中近东扩张的动力是经济因素。当时中东地区已经是“德国经济扩张的一个主要突击方向”。据统计，1880年德国和土耳其的经济关系还微乎其微，对土耳其的出口为600万马克，到1893年时则已经增长了7倍。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人认识到，“在中近东地区，德国可望发展能吸收大批德国制造业商品的市场，并取得那些可以为德国工业提供必需原料的地区”。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德国几家大银行开始向土耳其铁路投资，并提出修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兹密尔的铁路的租借权，并获得从伊兹密尔到安卡拉的新铁路的建筑权。1893年，德国又获得了将铁路从安卡拉延长到科尼亚的建筑权，并在1896年建成了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界在土耳其的铁路计划引起德国重工业界的兴趣和支持，它们认为小亚细亚的铁路建设对铁轨、机车和车辆等巨大需求，将带来巨额利润。
起初，德国政府还顾虑修建巴格达铁路将触犯英、俄的势力范围。为防止与英、俄等国发生冲突，政府采取听任实施而不明确表示支持的态度。但是到19世纪末，由于重工业界的压力和推行世界政策的需要，中近东显得日益重要，政府不再顾及得罪英、俄等列强。从战略上讲，德国若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一个像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一样的殖民地，就可以通过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印度，与英国展开竞争。(因此，德国政府开始在政治上对巴格达铁路倾注极大热情。1898年，威廉二世为了加强对土耳其的影响和争取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权，在比洛和德意志银行行长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von Siemens）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苏丹提出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的铁路建筑权问题，并得到后者的同意。随后威廉二世又在大马士革发表演讲，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和3亿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银行力排英、法、俄等国的竞争，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租借权的“初步协议”。
四、余论
德国政府的世界政策取得一些成就。到1914年，德国拥有的殖民地已达到100多万平方英里，人口1500万。但是，
统计表明，1893年，德国进口总额中只有0.1%来自殖民地，1912年时相关比重也只提升到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国输出总额中有0.2%是输往自己的殖民地，到1912年时相应数额也只增加到了0.5%。尽管德国推行殖民扩张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但从经济计算，殖民扩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利益。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扩建海军和抢占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世界强国形象和声望的渴望与追求。
锋芒毕露的世界政策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大大加剧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迫使它们联手对敌。德国大力扩建海军，到处抢占殖民地，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和殖民霸权，英德矛盾因此逐步成为列强间的主要矛盾。德国与法国在非洲的争夺，使这两个国家旧仇未了又添新怨。德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引起英、法、俄三国的警觉。巴格达铁路一旦建成，德国势力不仅深入土耳其和西亚，而且将威胁英国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利益，不啻架在英属印度上的一把剑。俄国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考虑，法国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两国都不能坐视德国在土耳其扩大势力。因此，修筑巴格达铁路大大加剧了德国与英、法、俄三国的矛盾。为了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三个宿敌终于捐弃前嫌，走到一起。继1904年英法协定解决了英法两国在非洲的矛盾之后，1907年8月，英俄又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解决了双方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等问题上的争端，从而为其联手制德创造了条件，由此形成三国协约。欧洲终于形成了德、奥、意为一方，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