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美国对华的救命稻草？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打得如火如荼。在对华高达245%的关税中，其中20%是美国所谓的芬太尼关税。日光之下无新事，战场上打不过中国时，美国就突然发现所谓“反向鸦片战争”。
其实，七十年前的抗美援朝期间，美国就往中国头上扣过对美发动“反向鸦片战争”帽子。只可惜，战场上打不赢就想舆论战打赢，尽是徒劳。
要认真算账，算上今天芬太尼问题，美国才是那个对中国打了三次“鸦片战争”的阴谋家。正如鸦片战争里英国最想要的不是卖鸦片这么单一的事情。禁毒从不是美国真正的用意，当美国大喊要求中国禁毒时，往往他们心里想的，是接管整个中国。
对此，主席早已做出了回答。
这段话出自1953年2月7日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针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僵持和美国时而借谈判施压、时而军事挑衅的谈判态势，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军队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定决心：【#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表示两个俘虏也要争#】
（推荐大家把央视的完整一集看完 《国家记忆》 20230726 朝鲜停战谈判 战俘）
就在主席这段霸气讲话的同期，美国的报纸上正在渲染一个消息：来自中国的海洛因、鸦片正席卷美国。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
《美国海岸海洛因肆虐》，当然问蒋介石啊
似曾相识
打不过，就指责中国“贩毒”？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作战。同一天，志愿军在两水洞遭遇并成功歼灭韩军第6师一部，史称首战两水洞，此战打出了国威、军威，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第一次战役
在美军惊慌失措逃跑的同时，1950年12月1日，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第五届会议召开，来自15个成员国的代表在美国成功湖参加会议。美国派“禁毒沙皇”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以财政部主管禁毒工作的官员和国务院负责毒品外交事务的官员的双重身份参会。在这次会议上，安斯林格在新中国代表缺席且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称中国是重要的非法毒品走私来源国，公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关闭境内的海洛因工厂，作为改变中国和日本之间毒品非法贸易的一种手段。
同一时间，美国媒体突然“发现”了所谓“美国境内海洛因来自中国”，开始了新闻轰炸。
时隔多年，画风突然从《日本用鸦片削弱中国抗战》变成了《来自中国等国的海洛因在美国横行》
这种“计划新闻”不仅是为朝鲜战争的舆论战服务，更是贯穿了中美交恶的时期：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在一切国际组织支持国民党政权，反对新中国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即使在事务性的主持禁毒的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也不例外。
1950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院在发往安斯林格的指令中特别强调：安斯林格应该对“任何取代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权的提议或任何涉及中国共产党政权代表权席位的提议”表示强烈抗议。
美国代表极力污蔑新中国的同时，志愿军正在龙源里追歼美军
作为一位忠实的美国公务员，安斯林格在国内是不折不扣的禁毒斗士。美国把大麻列入毒品，就是安斯林格的手笔；在国际上他推动了禁毒的国际条约制订，还亲自在欧洲带队查案，打击跨国贩毒集团。
然而，这一次他选择做一名历史发明家，在1950年和1951年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两次大会上攻击新中国“通过日本向美国非法出口海洛因等毒品”，要求中国采取措施关闭所谓“海洛因工厂”。
作为缉毒老手，安斯林格不知道美国境内毒品和新中国无关吗。这点上，与其说他是执行政府的指示往中国身上泼脏水，还不如说这也是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安斯林格就是小一号的FBI传奇局长胡佛，两人都长期垄断联邦政府机构的一把手位置，掌管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特工型机构，更在反共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如出一辙。
安斯林格其人的种族主义言行一直饱受诟病，例如针对性执法黑人爵士乐家和毒品之间的关系，而对白人音乐圈的毒品问题视而不见。在安斯林格眼里，白人的毒品问题是被拉美人、华人、黑人这样的少数族裔带坏的。一位为他服务的线人，就称为“姜黄色的黑鬼”。
在安斯林格60年代和威尔·奥斯勒合著的《凶手：令人震惊的毒品团伙故事》一书中，安斯林格更是把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展现得全文写道：“中国的毒品黑社会——结合赌博和卖淫——有着其独特的东方冷酷无情，这与毒品黑社会一直以来标志性的暴力、残暴和杀戮氛围相契合。”
同时，他和美国情报界有着千丝万缕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情局之父多诺万在二战时曾想招募他加入OSS，被安斯林格拒绝了，但他们始终关系良好。
而安斯林格手下的不少王牌缉毒特工，接受的训练是搞情报的特工训练而非警察，也是中情局想挖却没挖到的“人才”。我们都知道CIA和拉丁美洲的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CIA沾亲带故的安斯林格和毒品之间真的能不共戴天吗？
因此，当美国政府给安斯林格一个机会攻击身兼共产主义和黄种人两大debuff的新中国时，他的表现异常卖力。
利用毒品问题炒作的二十年反华舆论战
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哈里·杰·安斯林格就是一个诬蔑中国贩毒的造谣专家。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这位专以谎言来麻醉世界人民的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年年都要寻找机会把他那套特殊的麻醉品拿出来贩卖一通，特别是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麻醉品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量造谣诬蔑中国。不久以前，即今年三月初，他又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上连续诬蔑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地运出大量的麻醉品，“作为取得外汇和败坏他国道德的计划的一部分。”
——五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回击报道《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麻醉品”》
1951年第五次战役后，朝鲜战争双方陷入僵持，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彼时也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季，美国国内反华势力日益猖獗。1952年3月10日，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向安斯林格递交报告，声称：“1951年，日本查获大量从中国香港和朝鲜方向走私来的中国产海洛因”。这也是美国为军事失利寻找辩护理由的一个手段：“不是美军太无能，而是志愿军太狡猾，竟然利用美军对毒品毫无抵抗能力的弱点。”
1951年7月朝鲜战争各方在开城开始谈判，两年后才停战
1952年4月15日，安斯林格以此报告为主要素材，向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递交了报告，声称，新中国种植鸦片，生产和贩卖海洛因，以“获得大量外汇以购买战略物资；另一方面通过向自由世界走私毒品来击败自由世界人民的意志”，同时在国内以此掩盖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士气低迷、作战不利的局面。
在安斯林格大放厥词的一个月前，志愿军在前线猛攻“联合国军”阵地
上甘岭战役中荣立特等功的王彦林班长
但是，卖力的污蔑并不能换取美国在战场上的优势，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联合国军“惨败。随着朝鲜战争败局已定，为洗清自身的无能，美国加强了这方面的反华宣传。
例如纽约时报的这篇奇文中，信誓旦旦地说：“纽约瘾君子抽的白面，统统变成了中国军队的炮弹，砸在我们美国在朝鲜的好小伙头顶上”
1953年4月15日，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召开，在美国的操纵下，“新中国走私毒品”被列为会议的单独议题。这一调整立即遭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他们要求委员会停止对此问题的讨论，苏联代表更是直言，美国代表重启讨论新中国走私毒品议题的原因和目的，只是为了政治宣传，事实证明，这些诽谤完全是捏造出来的。
而法国代表查理·威利（Charles Vaille）和加拿大代表查尔斯·沙曼（Charles Sharman）作为安斯林格在麻醉品委员会中的“老战友”，竭力帮助安斯林格反驳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批评，并继续以安斯林格的报告为基础指控新中国。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集团”作为最直接利益关联方积极介入其间，宣称“可以给委员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诬称新中国种植、生产和走私毒品，以换取美国支持台湾继续占据联合国席位。
滑稽的是，台湾“国民党集团”的表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美国大肆炒作所谓“新中国贩毒”后，联合国考虑要求北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交有关数据。
此时台湾“国民党集团”及时意识到了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炒作过头，导致联合国要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讨论问题就要求当事方提交数据，新中国递交数据，就等同于承认新中国的事实存在，等同于加速承认新中国的进程。
于是1956年2月8日，台湾“国民党集团”的蒋廷黻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反对要求新中国提交数据：“我国政府强烈反对任何要求北京共产党政权提供统计数据。我国政府不仅是联合国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合法代表，而且是1931年公约的正式签约国。此外，中国政府过去提供的统计材料不仅是台湾省的，还包括大陆各省的。”
是日，在美国的国民党官员魏学仁将蒋廷黻的信转呈安斯林格，同时专函表示：“请求美国政府和您本人给予支持”。
当“禁毒先锋”成为“反华吹鼓手”
在攻击中国的这场“毒品”舆论战里，安斯林格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角色，他身兼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和驻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代表，这使他这位反共人士在华盛顿和媒体圈中影响力大增。安斯林格曾在包括五个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场合作证，污蔑新中国通过向西方走私海洛因来削弱其士气的阴谋。
除了嘴炮外，安斯林格还“笔耕”不倦。1952年，安斯林格以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身份完成一篇名为《劳工界内幕》（Inside Labor）的专文，随后将该文发给《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编辑维克托·里塞尔（Victor Riesel）对外传播。该文一方面吹嘘自己和盟友的禁毒成绩：安斯林格率领联邦麻醉局的250名员工奋斗在打击毒品的第一线、我端掉了吉诺维斯黑社会贩毒团伙、感谢司法部助理韦塞尔对禁毒工作的支持等等。
同时又污蔑称：“联合国和我们的调查结论均显示，共产党中国是世界非法鸦片和海洛因走私的最大毒源”,“共产主义中国仍然是西海岸海洛因的主要供应国。”“美国发现270磅来自四川的海洛因”等等。
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读者文摘》、《联合早报》等西方阵营媒体争相以醒目的标题转载，引用安斯林格的言论指控新中国非法贩卖毒品。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未停止这方面的污蔑工作，安斯林格更是冲在最前面的头号打手：在1951年至1957年的拨款听证会上，他都在委员会的议员面前攻击中国是美国境内海洛因的主要来源。
华盛顿，11月23日——参议院听证会今日获悉，有“确凿证据”表明，从共产主义中国走私的海洛因是导致西海岸青少年吸毒成瘾率上升的原因。
联邦麻醉品专员哈里·J·安斯林格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属负责研究全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西海岸吸毒现象上升与全国趋势背道而驰。
他提交了1951年和195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洛杉矶已知吸毒的青少年人数从597人增加到624人，圣地亚哥从168人增加到205人，而纽约市和芝加哥的吸毒人数则分别从1084人和1099人下降到748人和909人。
他表示，他掌握的其他数据显示，洛杉矶70%的海洛因交易和旧金山95%的海洛因交易可以直接追溯到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非法进口。
随后，安斯林格更和反对新中国的“百万人委员会”勾结，合作撰写《红色中国肮脏的战争》、在反华影片《红色中国——法外之国》等等中出镜污蔑中国。
当时的美国议员约翰·麦克威廉姆斯（John McWilliams）指出，1955年，美国政治圈里流行的担忧是：共产主义者用毒品和针筒而非原子弹来“颠覆”美国（苏联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是故，对于安斯林格及其同盟军无端指责新中国，很少有政府官员敢提出质疑，即使这些言辞前后矛盾。
报道安斯林格攻击中国的文章系列
到20世纪60年代，情况不再是安斯林格向西方媒体投稿，变成了西方媒体主动约请安斯林格撰稿攻击新中国“贩毒”。
因此有专家认为，安斯林格对联合国不承认中国为成员国的决定，以及美国拖延1972年才承认新中国的决定，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在国际上，安斯林格的调子并未完全成功。比如1961年4月24日至5月10日，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第16届年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虽然美国代表团继续把新中国称为世界上所缉获的毒品的主要源头，然而，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并未采纳，只是笼统指出鸦片的“主要源头是泰国—缅甸—中国接壤的区域”。这一措辞就等于含蓄地说出了真相的一角：美国毒品的所谓“中国”来源，就是美国资助的“国民党集团”东南亚残部。毒害美国人的，正是美国政府。
朝鲜战争美国失败了，禁毒战争美国又败了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胜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彭德怀元帅也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就烟毒问题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烟地达到2000万亩，吸食鸦片人数达到2000万人，烟农1000万人，吸毒及制售工具的人数多达60万人，大量土地种植罂粟，粮田锐减，甚至时常出现饥荒，烟毒问题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发展。
——《中国禁毒报》
新中国在抗美援朝的同时，还在积极推进国内建设，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从“鸦片大国”到“无毒国”的历史性转变，用事实打破了美国的污蔑。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国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三册》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06,第134页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21日，政务院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
1952年8月10日，公安部一声令下，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方和重点部门同时大规模地搜查缉捕毒品案犯，毒犯们纷纷落入法网，全国查出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
1952年，新中国向世界宣告已成为“无毒国”。
而在安斯林格孜孜不倦的禁毒工作下，美国毒品流行的情况不降反升。尽管禁毒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大，如1951年的《博格斯法》（Boggs Act）第一次规定了毒品犯罪的强制量刑，首次因持有非法毒品而被定罪者必获2至5年有期徒刑，再犯者则必获5至10年有期徒刑。1952年1月4日，联邦执法人员在全国突击缉毒，一天之内抓获近500人。情况却愈发严重。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纽约市的卫生局在布鲁克林区白脱勒街八十二号那房屋的后院收割了三百五十磅的北美大麻。美国前助理检察官小汤麦斯·瓦登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说，美国财政部贮藏历年来所没收的毒品的仓库，曾被一名打扫人员于两年半的期间内陆续盗窃出古柯咸一百五十唡和北美大麻五十磅到七十五磅之多。在非法的市场上，这许多毒品约值二十五万美元。此外美国华盛顿警察局专管麻醉品的小队长卡波上尉和侦查员泰勒上士接受每月一千美元的贿赂以保护华盛顿旺盛的麻醉品非法贩运事业。那位小队长还至少有一次做过贩卖毒品者的送货员。
瓦登在他那篇文章中又说：“安斯林格局长曾发表一些公开声明，企图对我们的论据进行诽谤。然而，他终于承认，对于库房也许有过某种“偷窃”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麻醉品局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库房中究竟有多少麻醉品。”
正因为安斯林格之流的美国官员这样出力地保护“旺盛的麻醉品事业”，美国“毒化”的现象十分惊人。早在一九五一年，美国“新闻周刊”就承认，甚至在美国的学校中也已经建立了有组织的毒品贩卖的巩固市场，并且估计纽约约有两千名毒贩供应三万吸食者，据纽约市警察局统计，其中一半是十几岁的少年人。安斯林格本人也供认，美国吸毒人数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增加了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在美国军队中，也有大量士兵吸食毒品。美国红衣主教斯培尔曼曾经在访问朝鲜前线后回到美国时承认，“吸食毒品的青年显然都是在美国国内参军以前就开始上瘾的。”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以麻醉品来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自由世界”的道德的不是什么别的国家，而恰恰是美国自己。——五十年代《人民日报》的回击报道《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的“麻醉品”》
而安斯林格更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一方面他在公开场合扮演不屈不挠的禁毒勇士，为美国未来大声疾呼的爱国者。但是在另外一面，毒品却是他的工具。
早在20世纪40年代，安斯林格就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进行了高度机密的药物实验，旨在“诱导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说出真相”。讽刺的是，他们实验的主要药物之一就是大麻。在中情局借调他手下特工参加LSD试验时，安斯林格高度配合。
而根据美国新闻网站consortiumnews的说法，安斯林格在国内禁毒，在国外却乐于贩毒，例如把没收的拉丁美洲毒品卖到欧洲盟友那去，还积极配合中情局特工顶着联邦麻醉品管制局人员的身份在海外贩毒，并庇护那些和中情局勾兑的跨国贩毒集团。
1966 年，特工约翰·埃文斯 (John Evans) 被指派担任执法主管约翰·恩莱特 (John Enright) 的助理。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做什么，”埃文斯说。 “我看到一份关于国民党的报道，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贩，中央情报局正在为他们包庇。美国人正在运输大量的国民党鸦片。”埃文斯毛骨悚然。 “我把报告交给了恩莱特。他说：‘把它留在这里。忘掉它。'
黑色幽默的是，60年代中苏交恶。原本在联合国为新中国据理力争的苏联迅速翻脸，不但没有主持公道，甚至还附和起了美国的反华论调：1964年，苏联的《真理报》指责中国共产党生产、走私毒品，并称“每年约有5亿美元落入中国现任领导人手里”。苏联塔斯社甚至报道说“中国每年从向外国销售鸦片中获得120亿至150亿美元”。似乎，“美元愈多，谣言的身价愈高”。
中央情报局在1972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关于中国输出毒品的舆论基本来自莫斯科和台湾。也就是说，极端反苏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现在居然在帮俄国人的忙！这一幕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而显得额外滑稽。
轰轰烈烈的对华“鸦片战争”舆论战也随着中美关系缓和，自我瓦解。
美国的对华鸦片战争史
作为大英帝国神圣却已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口碑，三次对华打起了“鸦片战争”。19世纪，美国是躲在英国后面卖鸦片的既得利益者；抗美援朝时污蔑中国贩毒；现在轰轰烈烈的以芬太尼为借口的对华经济战，我们都是见证者。
美国人对我们做了什么，中国人不会忘记：
美国人也参与到了对华贩卖鸦片中。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迪拉诺就从事这一行业，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我无意从道德与慈善的观点为鸦片贸易之诉讼辩护，但身为商人的我要强调这是公平、正当、合法的生意，如果往坏处说，这项贸易可能比葡萄酒、白兰地等烈酒进口到美、英等国更易遭到更多、更强烈的反对。”
仅以此书作为结尾，美国对华“鸦片战争”三联，恐怕只会一次比一次下场难堪。 | 
发表于 2025-4-21 17: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