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记录老兵故事的刘霞。
刚看到上面这张照片时,我好奇这剪得形状也太奇怪了。
照片中的婴儿叫向在淞,他是今天故事的讲述人。我们刚加上微信,他就发来信息,说:
“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真貌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功德无量。”
听完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照片背后的故事。
向老师的父亲曾是最顶级的飞行员,他剪掉照片,只是为了抹去那段历史。
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族的兴衰,就是社会演变的缩影。读来,令人唏嘘。
我们沟通了一个星期,记录下了他们家的往事。小家事,大历史。
【神秘护身符 】
口述人:向在淞 记录者:刘霞
记得是小学一年级,我们家场子(院子)外面有个网球场,很多人在那里上交东西。
我父亲也从家里拿了一把佩刀去上交,手柄不记得是银子还是金子做的,挺漂亮。
我好奇为啥要上缴?
父亲告诉我,他以前是空军,这是部队发给他的一把佩刀,每个飞行员都有。
后来知道,那是蒋介石发给航校毕业生的中正剑,和黄埔毕业生的一样。
除了那把漂亮的佩刀,父亲脖子上还挂着一个不锈钢的小牌牌,上面刻有他的姓名向子昶、生日1921.4.25、血型A型等信息。
这牌牌父亲没舍得上缴,当护身符一样天天戴着。但有一天,父亲把它一锤一锤的锤扁了。
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牌牌的来历。
我们家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祖父向楚是辛亥革命同盟会会员,是推翻满清的革命者,民国时期做过蜀军政府秘书院院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
祖父文史功底深厚,孙中山先生亲书“蔚为儒宗”以赠之。祖父这样的出身,对我父亲他们五兄弟的影响很大。
按理,他们都会跟着祖父做学问,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抗战爆发后,祖父将三个儿子都送上战场。
我三伯向子许是国民空军第11期官校飞行员,我四伯向子昕川军的陆军少校,我父亲向子昶16岁就报考了最危险的空军。
三伯还没成家,日军轰炸重庆时就牺牲了。
当时人们纷纷逃避,道路到处弹坑,一个小脚老太婆掉到弹坑中。混乱中,三伯奋不顾身跳下弹坑将老太婆举推上道,而他被后面狂奔人群活活踩死。
事后,重庆市民万人空巷为三伯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三伯向子许被国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
国民政府为充实空军下级战斗骨干,在成都成立空军军士飞行学校,培养飞行军士,学制四年,蒋介石兼任校长。
招生的对象为国内初中毕业生,为了分出三六九等,这些初中生不能投考军官学校,意味着只能当兵,不能当军官。
不论是官校还是士校,要被录取,必须要通过一套严格的体格检查。每次几千人报考,体检合格通常只有几十人。
我父亲是1938年5月报名入伍,隶属第三期。
父亲身高只有1.66米,但他身体很棒,考官用手摸胸部,发现肌肉很发达,从而录取了他。
被录取的学生都统一到重庆市铜梁县旧市埧入伍,入伍生的营房没有正式的大门,只是由铜梁县进入旧市埧的营区范围前竖立了两根柱子,分别刻着:“民族复兴路 空军第一关”。
航校对学员要求极端严格,每周都有因体格、技术、政治等因素而被淘汰的学员。
吃饭时,教官一声令下,学员全部得放下饭碗,没吃完者,教官就将饭碗连汤带饭扣在其脑袋上。夜间睡觉不许打赤膊,违规者罚赤膊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
在严苛的管理下,可以说能够毕业的人在身体素质、文化素养、飞行技术、航空理论方面都是佼佼者。
我的父亲算是高干子弟,但他不仅聪明,训练还很刻苦,飞行技术在三期是最好的。
教官两次找他空中比武,看谁本领高强一点。两人同时驾机起飞,迅速上升,爬高到最高位置来占据有利空间,两次都是父亲取胜。
所以航校的教官很喜欢我父亲,经常给他放特别假,其他同学在太阳高温下训练,父亲可以在寝室里面休息。
教官的特殊照顾并未让父亲松懈,他和我说过,别人能做到的,他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别人做不到的,他一定要做到。因为只有这样要求自己,才可能成为顶级的飞行员,才能在抗日战场上消灭敌人,保全自己。
三期入校280个学生,四年淘汰只剩下83 个,毕业榜单公布的时候父亲荣登榜首,是三期的状元。
三期毕业后,没有直接送上战场,而是在1943年被派往新疆伊宁,接受苏联教官的培训。
那是他们相对快乐的训练时光。到了冬天,冰天雪地,北方同学都流行户外滑冰、滑雪。
父亲很想试试,先穿上滑冰靴在屋里地板上试滑,慢慢走了几步逐渐滑起来,虽然阻力大,但没有摔跤,信心大增,第二天就到冰场上去滑,越滑越熟,又去学会滑雪。
父亲的确有运动天赋,这对他的飞行也有帮助。他们以前开的是老式旧飞机,全靠手上的感觉和头脑灵活的反应,才能操作自如。
但这样欢乐的航校时光很快结束了。
军士飞行学校的学员,不管技术多厉害,只能是军士,待遇与中央军官航校相差甚远。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
因此,在校学员及毕业飞行员闹事此起彼伏,一直闹到航空委员会也没有解决。蒋介石可能就是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相互制衡?
到了父亲他们第三期,军士和军官双方矛盾越来越大。
特别是后来练习跳伞,军士用的就是仓库里的国产旧降落伞,有些伞根本就打不开,导致了“十人跳伞,两死两伤”的惨剧。
大家都是热血男儿,游行抗议时把三青团的总部给砸了。学校给蒋介石打了报告,说是有地下党在操纵。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三期个个都被审查,最后23名同学被抓,关进了集中营。
父亲肯定也被审查,但我祖父这种级别的国民党元老,他没有被关。
这事情闹得很大,最后由宋美龄出面调停,决定军士学员毕业后再增加六个月军官补训,与中央军官航校毕业生同等待遇。
我父亲所在三期就变成了13期官校特训班,父亲也就从少尉、中尉、上尉这样一直正常晋升。
被抓的23名同学后来都关在重庆的集中营,父亲去看过他们好几次,给他们送吃的用的。
到1944年,父亲被选到美国去接受美军教官的训练,学到更加高超的飞行技术。
父亲是在美国迎来了抗战胜利。1947年,父亲美国归来,他没有上战场,在上海空军供应司令部基地勤务处任上尉参谋。
这一时期,父亲也结婚了。
我母亲叫俞庆明,她祖籍是浙江杭州,抗战前我外公俞虎臣就到了成都经商。
外公的哥哥俞凤岗任成都商会会长,是凤祥银楼的掌柜,成都春熙路的地产大亨。
凤祥银楼当年就是我外公代为经营。
我这个大外公有七个子女,两个女儿嫁给了空军,他们都认识我父亲,就这样介绍我父母认识了。
母亲毕业于华西坝的齐鲁大学,齐大是抗战内迁到成都的。母亲京戏唱得好,在学校演过京剧十三妹,很有名,人也长得美,被称为校花。
父母的婚礼很隆重,在成都春熙路耀华西餐厅包租一天,亲朋好友、达官贵人纷纷到场祝贺。
多年后,母亲说到此事,依然是满脸的幸福。
1948年6月21日,我出生在上海吴淞口空军医院,祖父给我取名向在淞。
不久,国民党要求所有飞行员携带家眷转移到台湾去,母亲的两个姐姐家都去了,父亲也得走。
父亲走之前,祖父已经想好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他对蒋介石有看法,觉得他没有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所以,祖父不想去台湾,他让我父亲找个借口把我和母亲送回成都,让他一个人去台湾,以后再伺机回来。
我和父亲第一张合影,为了不留后患,父亲把空军军装的领章都剪掉了
父亲走后,蒋介石让四川省长张群拿了三张飞机票到我家,让祖父祖母再带一个儿子到台湾去。
我祖父对张群说,他是个学者,家里面书太多,搬不过去,他也老了就不去了。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于右任,早年同祖父一道加入同盟会员,俩人是过命的革命党人,他和家人就被蒋介石派人胁迫到台湾。
此时,成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胡宗南部队还在西南坚守,请求台湾派飞机对他进行空中支援。我父亲的长官对三期60位空军飞行员说,谁愿意到大陆去支援胡宗南的部队呀?
59个同学都不吭声,只有父亲说,他愿意回。于是,父亲一个人驾着飞机从台湾飞回大陆。
父亲回来后,解放军准备合围成都,胡宗南部队又想驻进川大,屠杀进步学生,川大的校长黄季陆也撤去了台湾。
临危受命,72岁的祖父由四川大学教授会推荐为代理校长,他带领全校师生护校成功,胡的部队退走。
解放军进入川大时,祖父将川大完整移交给军代表曹振之,曹振之讲:"向老先生70多岁了,还事无巨细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动容。”
以后祖父仍任为川大中文系教授,川西文物委员会委员。
父亲随四川部队参加了起义,他是国民政府现役空军飞行员第一个从台湾飞回大陆参加起义的。
父亲的履历很简单,没上过战场,加上我祖父的影响力,他在成都军区学习了三个月就出来了。
1950年10月1日,成都举行国庆庆祝游行,我父亲和其他两个飞行员,三人驾机在皇城上空撒传单,庆祝国庆。
第二年,上级有关部门给我父亲发了一个介绍信,叫他到北京民航局去报到,他把信邮寄到北京民航局,那边回信说现在民航事业没开展,请他就地解决工作。
他就和当地志愿军的转业军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成都体育运动器械厂,这个是经过工商部门批准的,现在叫做成都假肢工厂。
父亲虽然不开飞机了,但他做事还是保持着“要做,就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习惯。
记得小时候,我都是父亲给我理发。
父亲因小时候到理发店理发染上了头癣,我出生后他就决定不让我去受罪,买回美国货推子和剪刀亲自给我理发。
他不仅给我理发,还给自己理。
前面放一个大镜子,后面花架上放一个小一点镜子,他站在中间,右手反握推子从下向上推后脑勺的头发,这个动作很难的,又费劲费力,但他做事就是有恒心。
父亲坚持几十年,从不到理发店理发。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的,但父亲坚持了下来。
记得我3岁左右,一天父亲将我带到川大校医院,找一个护士要给我输血。
护士从他手臂上抽了一管血注射到我的血管里,我们都是A型血,他希望我能拥有他的健康基因,健康成长吧。
这是父亲对我特殊的爱。但父亲又是军人,对我要求极其严格。
记得四岁多时,有一下雨天,路很滑我和父親行走在很滑的路上,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疼得放声哭起来。
父亲没有哄我,而是严厉呵斥我,叫我不许哭,再疼也要忍住,不然他要打我,我只能含着泪水强忍住。
从那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也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使我逐渐坚强起来。
父亲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从小他就要求我做事要仔细,不要粗心大意,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天,父亲到南京明故宫机场上班,回家后发现钥匙掉了,进不了门,他回忆一天的经过,确认是丢在机场上了。
当时天已黑了,天上又下着瓢泼大雨,父亲开着吉普车回机场去找。
可雨水打在地上,加上汽车灯照射一遍发白,根本看不清路面,开了几趟毫无结果。
父亲告诉我一定要有耐心,他沉住气,认真回想白天每一个动作,确定钥匙掉的大致范围,最后采用开倒车的方法,慢慢的搜索。
因为汽车的倒车灯没有前大灯亮,最后终于找到了。
这件事情我领会了父亲做事仔细,不毛躁的好品质,我也养成从不马虎大意的好习惯。
父亲希望我有健壮的体魄,就带我去看各种体育比赛并详细讲解。以至于我从小热爱足球运动,一直坚持比赛近50岁。
但父亲又很清楚,运动只能作为爱好,不能成为专业,不让我报考体育院校。
为了开发我的兴趣,父亲还带我多次去看画展、书法展。得益于从小熏陶,我后来成了成都大学美术学院的副教授。
我是从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去感受父亲所说的,别人做不到的,他一定要做到,别人做得到的他会做得更好。
也只有养成良好习惯和能力,事无巨细,聪明过人,才会成为顶级飞行员。
在我祖父去世前,我们一大家人都随祖父祖母住。
开始是在川大铮园,1956年祖父调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我们也从川大铮园搬到成都市新南门龙江路十四巷,这里是川大廿八宿舍。
祖父、大伯、二伯、四伯和我们家,一大家人东西很多,加上祖父的书,搬家都用了三天。
新家是一个独院,前后都有很大的草坪鲜花和很多树木。
正房在中间有六间,左右两边有耳房进出,也可从中间进出,砖木结构,从中间上梯进入正房是客厅,有30平方米,客厅中间放一个楠木柜子,两边是楠木花架,左右两边各摆放两个楠木高背座椅,中间各一个楠木茶几。
客厅背后的房间也有30平方米,那是祖父的书房,里面放滿了线装书,放在各种书架上,只要进入书房满房书香,除了祖父我们一般不进去。
客厅右边门进去是祖父的房间,窗下有写字台(书桌),书架上很多书,有楠木雕花大玻砖衣柜,楠木大床。
祖父房间后面有一扇门,进去就是四伯的住房,也有30平方米,可以从右边耳房进出。
客厅左有门进入就是我的房间,大约25平方米。
进门左边是窗户,下面是楠木圆桌,两边罗汉椅,右边是四个万有文库书柜,成L形,门右手边一个,其余三个靠墙。
万有文库是商务印书局出版的一万本书,不是线装书,接近现代印刷但文字竖着看。
内容包罗万象,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学,中医西医,卫生机械制造,天文地理历史,世界名著什么都有。
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我房间里指着这万本书,对我说:“这万有文库是爷爷给我买的,以后我将它传给你,你要好好读书学习。”
这是父亲读初中时祖父送给他的,当时很贵,一般的人家都买不起。祖父希望我父亲能成为一个读书治国的良才。
我父亲兄弟排行第五,是幺儿,“百姓爱幺儿,皇帝爱长子”这是人之常情。
我的房间还有一个床,右边有个门进去是父母的房间,有35平方米,屋内有一个西式楠木大床,一个楠木五抽柜,两个香樟木箱子,一个楠木圆桌,两把楠木西式椅子,屋的正对面和左侧是格子窗户,里边右有一个门通书房。
房间左有一个门与我房间门相邻进去是耳房,可进出后院。这里种了很多树还有一个井,我们都挑井水饮用。
正房全是木地板结构,右边是厢房四间,大伯向子春和伯妈住第一间,大伯比我父亲大二十多岁,早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体育系。
厢房第二间是二伯居住,第三间是佣人居住,第四间是厨房,第五是洗澡间,后面是厕所。
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了,我祖父读书治学一身,几乎用所有经费买很多书,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十四巷川大廿八宿舍,巷子深且窄,到大亍龙江路有一百米左右,我祖父到省文史馆上班是轿车接送。
祖父是十三级干部所以配车配司机,五十年代轿车很少。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少,我父亲买了一个英国狮王飞利浦自行车,因为是进口的,说能值一套房价。
每天早上,接祖父上班的轿车开进不了巷子,司机就在大亍巷口处按喇叭,声音很大,全街都能听到。
这时大伯扶着70多岁祖父去上班。祖父下班回家,汽车又按喇叭,家人赶忙出去迎接祖父。
祖父每次回来带一些糖果给我孙儿们,并带回当天报纸,他年岁已高又高度近视,我就给他读报。
我是他的长孙,他很喜欢我,我也很懂事很听话。
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自己磨墨20多分钟,再写300个毛笔字。
父亲下班回来要检查,父亲受祖父的影响,从小练字,他手把手教我写正楷宋体字。
那时,我安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用一根竹杆装上天线绑在窗外树上,线就直接接在收音上,调试好后带上耳机,就能听到广播节目。
我做作业或写字的时候,就戴上耳机边听边写,一天爷爷走过来看见我正戴着大耳机,好奇问我在干啥。
我把耳机戴在他头上,当他听到广播节目时,先是感到惊讶,马上露出笑容。
身边的父亲说:“这是在淞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
爷爷很高兴,摸着我的头说:“好好学习。”
爷爷经常说,你们的父辈年轻时没有好好读书,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支持他们去参军入武,你们现在一定要好学习,做个有学问的人。
有一次他把我们四个孙儿叫到身边,讲:“你们千万不要做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之人”。
我问,什么是匹夫?
爷爷说:“就是白火石,在河滩上拿两个白石头,一碰就冒火,什么都不是。”
爷爷要求我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一辈子从不与人吵架斗殴,一直努力学习工作,以对得起向楚后代之名。
到了暑假期间,有四川足球队的比赛,在市体育场,我们家在郊区较远,我有三次搭祖父的汽车坐到省文史馆,下车再跑到体育场。
祖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除了我,家里没有任何人坐过他的轿车。他不允许使用这样的特权。
现在回想,那段时光是我最幸福的年代。
到1960年初,困难时期,家里面请的佣人都返乡了,家里没有人照顾祖父的生活,我父亲主动辞去工作回家照顾祖父。
一大家人,煮饭,买菜这一类的事情都是父亲管,他虽然排行老幺,但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祖父的工资也是交由我父亲在管。
祖父文史馆的秘书杜琪,每个月都要来看望我祖父,每次都些营养品,红烧猪肉,红烧牛肉,猪油罐头,芝麻酱,白糖等都有,带来政府对祖父的关心。
除了吃的,还送了一些到耀华餐厅去吃饭的餐券,我们家那时生活还可以,没有饿肚子的情况。
家里很大花园,父亲也种了很多南瓜、土豆之类的农作物,大大解决了一大家人的生活困难。
1961年9月,我上初一,那是84岁祖父生命的最后时光。
祖父去世后,四川省政府统战部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词里对祖父一生评价很高,特别说向楚自始至终都和我党同心同德。
陈毅,刘伯承,杨尚昆,郭沫若,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等都送了来花圈。
祖父一生都是边治学边从政,在动荡的时局里探寻国家民族之命运,世人敬他,我们更敬他爱他。
这年,我初中第一学期成绩公布,排班上第二名,学校给前三名同学每人发壹拾元以资鼓励,当时最大面额。
我回家将奖学金交给母亲,她太高兴了,她在中学教书每月工资就五十元左右。父亲也很开心,他说,你本应如此,还要继续努力。
到1963年,我父亲就去成都铁路局医院针灸科,跟着叶清新主任学金针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