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好久不见。
在没和大家见面的日子里,我仍在记录着那些感人的真实战争故事,比如今天要分享的。
讲述人杨先让是原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作品享誉海内外。
杨教授唯一的叔叔叫杨子平,1936年被日本宪兵队残忍杀害在奉天(沈阳)浑河。
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还叔叔英名,杨先让的父亲为此努力了三十年,临终前将这家族的重任交给了他。
杨先让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为之努力了二十年,终于打赢这场世纪之战。
烽火财神 口述人:杨先让 记录者:刘霞
1936年8月20日,在奉天(沈阳)浑河,日本宪兵队枪杀了四名中国人,罪名为“反满抗日”、“共产党”罪,事后奉天所属报纸,以显著篇幅刊登了这一消息。
这四名中国人,两名来自奉天共荣中学,38岁的王殿玉和28岁的陈晶石,还有两位来自奉天启东公司,一位是42岁的公司副段长许象久,一位是39岁的总经理杨子平。
四人在奉天的大街上被囚车拖着,游街整个上午,最后在浑河边被日本人残忍枪杀。其中,杨子平是我的叔叔,他是我父亲杨建民唯一的亲弟弟。
惨案发生那年我6岁,这一横祸所带来的灾难依稀有些记忆。叔叔被杀害后,爷爷急得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祖母无处申冤,哭瞎了眼睛。
我们偌大的杨家从此走向了衰败。
我最后一次见叔叔,是在惨案发生一年前的山东老家。那天看到叔叔从村口走过来了,叔叔见我就问,你爸爸在家吗?
我说在。叔叔说,你去叫他来。
我就回去叫,“爸,叔叔找你。”
我蹲在门口看着叔叔和父亲在那里说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兄弟就在晒场上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叔叔没进家门就走了。
印象中叔叔总是特别忙,很少回养马岛老家。我很好奇这次回来为什么家门都不进,连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也来不及探望就走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叔叔见面。
我们老家在山东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中原村,养马岛据说是秦始皇养马之地而得名。这是个海产丰富的小岛,岛上的人们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家境殷实者众多。
我们杨家就在村子最东边的一个大四合院,南面是大海,北面山前就有一口老古井,是村里的风水宝地。
我们家也是世代经商,爷爷杨翼之在朝鲜仁川做绸缎批发生意,父亲杨建民在哈尔滨开创油坊,从我记事起,家中丫鬟有四个,都是打小从高丽、北平买来的。
叔叔杨子平1897年出生后,在养马岛无忧无虑长到14岁。1911年,叔叔被爷爷送到烟台就读英美人主办的实益学馆,专攻英语和商业,19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叔叔来到了奉天。
刚开始,叔叔跟着英美老板跑腿打杂,慢慢做到司账、掌柜,后来任英美颐中烟草公司东北总代理,并设立数处分行,事业如日中天。
记忆中的叔叔特别潇洒,经常是西服革履,典型一个资本家形象。据说,他是奉天第一个买双轮摩托车的人。
叔叔在奉天生意兴隆,人脉宽广,他还和朋友创办了萃平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当时东北军高层、日本头面人物、还有俄国人聚会谈事的地方。
但奇怪的是,叔叔做这么大的资产,家里经常入不敷出,回家常叹气。婶婶以为他有了外遇,夫妻吵过也闹过。其实不仅婶婶,家里其他人也无法理解,叔叔的钱到哪里去了?
直到叔叔被杀害,罪名有“共产党”,才知道他光鲜潇洒的背后在为革命奔忙。才知道他在凭借着体面身份的掩护,在东北上层社会穿梭自如,只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为隐蔽战线做贡献。
但很久以来,叔叔是共产党人,在我们家中一直是个谜。叔叔性格耿直,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心中早有不满,但是他怎么会相信共产主义,反满抗日呢?即使叔叔牺牲,我父亲也一直认为叔叔是国民党,因为我爷爷就是同盟会会员。
父亲曾对我说过:“我胆小,不像你爷爷和叔叔,参加什么党派。”
叔叔被杀害后,婶婶坚决不在奉天住,要求回老家养马岛。婶婶是祖母的娘家人,和我祖母一样是个厉害的角色。婶婶人还未到,先运来一大批箱子,外人以为是装了宝贝,其实都是空。
养马岛上一大家子除了五六岁的我,全是女流之辈,兵荒马乱中被土匪给盯上了,家里的细软全被打劫一空。
叔叔牺牲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全民族都在同仇敌忾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家也只能屈辱求生。
山东家乡、哈尔滨、奉天、朝鲜仁川战线拉得太长了,为了照顾不治之症的爷爷,1939年,我们全家乘坐“日高丸”商船漂洋过海向朝鲜的仁川进发。
今后的日子是凶是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仁川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顽童,父亲常奔波于哈尔滨、沈阳等地,管教我最多的就是二哥杨先良。
我们兄弟几个中最耀眼的就是二哥了,他英俊聪明,嘴又甜,常不离爷爷左右。战争也改变了二哥的命运,这是后话了。
日本投降之前,父亲将我的祖母、母亲、大哥大嫂和姐妹送去哈尔滨居住,将我送回山东烟台家乡求学,留下二哥一家守仁川的产业,以及祭扫爷爷的坟墓。
到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了,国民政府开始清算汉奸卖国贼,父亲请律师写状子,跑北平、上南京,希望国民党政府能为他那死于日寇枪口之下的弟弟杨子平报仇雪恨。
大概是1946年,不记得父亲是从韩国回来还是从哈尔滨回来,我那时在沈阳上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父亲就在沈阳开始打官司。
先和强行霸占叔叔启东烟草公司子平商号14年的郑岳先打,打赢了,郑岳先十大罪状,第一罪状就是杀害杨子平。
当时,上海申报、北平日报,天津大公报都报道“杨子平兄杨建民为弟申冤申诉,汉奸郑岳先法办大快人心”等等。
父亲认为弟弟是为国为民被日本汉奸迫害而死,政府应该给弟弟一个交代。父亲开始伏案写状子,给到南京国民党政府。
他就认为弟弟是为国家牺牲的,国民政府就应该把弟弟作为烈士对待。另外父亲固执认为我叔叔肯定是国民党,所以,父亲拿着叔叔“反满抗日”的资料,请求国民党政府认证叔叔为烈士。
这个状子递上去自然是渺无回音。1947年,父亲只能返回朝鲜仁川,那里还有家产和快倒闭的商店。
当时还有很多黑势力,官司打赢后也怕人暗害。父亲走的时候我去机场送他。只见父亲穿着长衫混在登机的人群中,十六岁的我看着父亲背影泪流满面。
父亲一直以胆小立人,可他义无反顾回来为弟弟打官司,可见父亲并不是他所说的胆小,父亲也很勇敢。
在我心中,我的父亲杨建民也是一位勇士,特别是他后来的坚持。
父亲一到仁川,二哥就出发美国了。之前我们全家离开,将二哥一家人留在仁川,他也无比委屈,一心想回国。
可当二哥坐火车到新义州的时候,东北内战正酣,只好垂头丧气回了仁川,回不来祖国,二哥想赴美国留学。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二哥到了美国后,朝韩之战爆发。二嫂带着三个孩子在朝鲜逃难,艰难度日。
二哥在美国更是完全没了家信,一下说全家遇难,一下说都成为北朝鲜难民。
至此,二哥与家人一别十余年,更未料到与我们一别四十多年。
等孤悬海外的二哥再和家人团聚时,无比感恩这是神的恩赐。二哥是我们家最心灵手巧的,他在美国本来可以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几经世事沧桑,他看破红尘,成了一名传教的牧师。
1960年,身居韩国的父亲再次为叔叔提出申诉。那时两岸都还未互通,他通过台湾驻汉城大使馆,向台湾国民党政府递状文,要求为杨子平追认烈士。
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
现在看来国民党当局无意解决犯“共产党罪”的杨子平一案。而我父亲却抱着不为弟弟申冤昭雪死不瞑目的决心,一直等待着机会。
1975年,父亲由韩国移居台湾,此时他已过八旬,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可弟弟的冤案何时了?
几十年的官司从国内打到海外,结果都是杳无音信。父亲心想,叔叔为国家而死,那就干脆由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府去解决吧。
父亲真是费尽了心机,当时两岸还未互通,父亲写了一信寄给美国费城的二哥,由他转到我教学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要我为叔叔申讨还血债。
我已经三十年未见到父亲的手迹,再次见,竟然全是关于叔叔的。我也在父亲的书信中,第一次了解到叔叔的事迹。
1931年9月18日,日本为了侵略中国领土,阴谋制造了北大营日军爆炸事件,并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三千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2年5月9日,受国联派遣,英国人李顿爵士率美、英、美、法、德、意五国调查团,还有中国代表顾维钧,一同到哈尔滨调查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建立伪满洲国问题。
为了掩盖真相,日本人提前一个月准备,在调查团居住的饭店、会去的酒馆,可能去的医院周围,都安排了密探,伪装成职员和招待,阻止国人靠近调查团说出真相。
一个叫金谷的朝鲜小伙子试图在车站递交请愿书,还没走出三步就被日本宪兵抓住,以“企图行刺”的罪名,剜除眼睛、折断手臂、然后枪决。
五国调查团在哈尔滨14天时间里,200多人在饭店附近被逮捕,7人被枪杀。日本军方的命令是,宁可错杀,绝不错过。
叔叔杨子平时任沈阳经营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他在家里用手提打字机秘密打印了英文揭露材料,利用自己银行家的特殊身份,以及家人在国外的特殊伪装,直接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宴会厅里用早餐,用流利的英语与李顿团长当面交谈,亲口详述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揭露日本人的滔天罪行,并递交了英文材料。
调查团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正拥护“满洲国政府”。《国联调查团报道书》随后发表,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我叔叔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在还原日本人的罪恶事实,起到重要作用。
叔叔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有人早就想置他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伪满洲“总理”郑孝胥的侄子郑岳先。
郑岳先早年留学日本,后赴美国深造,回奉天后加入叔叔所在的启东商行。郑早就觊觎叔叔的产业,不知从何得知叔叔与李顿团长暗中会晤的消息,因而向日方出卖了叔叔。
因为郑岳先从中作梗,也加重了叔叔的罪行,否则靠当时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叔叔可能不会被枪杀。
叔叔被捕后在监狱里受了各种酷刑,但他一言不发,每次家人去探监拿回来的血衣,惨不忍睹。
爷爷第一时间从朝鲜赶来,但花钱赎人也无用,因为有人要他死。有一次爷爷去探监,叔叔对他说,以后不必为自己花钱了,因为他是共产党。
爷爷听闻后,一急之下中风失语。那时的共产党,不仅意味着日本人要杀,国内的国民党也要杀,爷爷怎能不着急。
叔叔被害后,他的子平商行营业被日本土肥原贤二部下岸木春一及郑岳先夺取,并强行霸占14年之久。
家父在书信中字字泣血,写道:“你叔为国效劳,被日寇陷害而死,血债未偿永垂不朽。南京行政院有存案,你在北京声明日寇陷害你叔杨子平惨死,追讨血债。请求权人杨从中字建民。原籍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东中原村人氏。1975年”。
可怜的父亲将这个官司的“接力棒”,从海外递给了我,也只好递给我。
杨家到我们这一辈共有五个男孩,爷爷依次取名“温、良、恭、俭、让”,加上“先”字辈,就是我们五兄弟的名字了。
当时正值“文革”,我们家是反动资本家,英美的走狗,我大哥、大姐忍受不了批斗而自杀,二哥在美国是牧师。叔叔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先恭在沈阳被捕入狱尚未结案释放,小儿子杨先俭离奇失踪不知生死,两个女儿因父亲受牵连,终身未婚,信了基督。
整个家族,也只有我能接下这个沉重的“接力棒”了。可那种环境下,谁有心思去关心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呢,去为几十年前日本人杀死的人申冤呢?
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向中央美院领导述说了实情,并请假去沈阳找叔叔的女儿,我的堂妹杨学菊,一是转达家父的来信,二是一同研究如何进行叔叔的冤案昭雪。
到沈阳后,未料到堂妹因家庭身份正在监督审查中。晚上她回到家中告诉了我一个意外情况:
早在1956年,就有中央高级检察院的人找到婶婶家,说有一名日本战犯筑谷章造,在抚顺监狱交待自己最大的罪,就是杀害奉天特委杨子平等共产党人。因而最高检来向家人了解杨子平当年的事迹以及有没有遗物。
婶婶向来人讲述了叔叔被捕的过程,那是1936年,他们在奉天南市场住房周围早就被日本宪兵队监视着。到了4月的一天,宪兵队越墙而过,将叔叔逮捕。
宪兵队翻箱倒柜,从灯罩中,从厨房地板下挖出秘密文件。
据堂妹回忆,婶婶当时还向来人介绍,叔叔生前经常外出,有时他回家很晚,总叹气,问他也不回答,后来得知是送钱给抗日联军的。
最高检的人了解完后,让婶婶去当地民政厅办理烈士证明。
等调查的人走后,婶婶却大哭不止,对着子女嘱咐,不让去领烈士证。说怕过年过节敲锣打鼓来慰问军烈属勾起伤心事,婶婶说她只要子女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婶婶在家很强势,子女也不敢违抗,不久婶婶也去世了。
最高检带来的调查函是“1956年8月18日(56)高检群字第 4969号”,后来抄家被没收了。
不幸中之大幸,堂妹学菊偷偷记下了函件编号,这为我后来查找叔叔档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最后堂妹悄悄告诉我,有一个同事是审查她的,曾调查过叔叔的事。同事偷偷告诉过堂妹,北京中央档案馆有叔叔杨子平被捕时的敌伪档案和战犯交待的记录。
抱着对叔叔的敬佩心情,我回到北京后,即持家父杨建民从海外的来信,向中央文化部及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请求协助办理叔叔杨子平的惨案。
此时,由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解冻,有海外关系的能被理解了,而且到后来竟变成好事一桩了。相关部队对家父的海外来信,要求为他的共产党弟弟杨子平申冤一事也很被重视。
在我请求之下,1979年我院人事处派了两位干部,持由文化部开的介绍信前往中央档案馆,查1954年以来在抚顺审查战犯交待杨子平的记录。
档案十分容易被找到,档案馆的人还说了一句:“我们以为杨子平的后人都死绝了呢!”
感谢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两位干部,当即将1936年日寇枪杀杨子平的全部敌伪档案,以及 1956年在抚顺审讯日本战犯筑谷章造的口供记录全部复印带了回来。
筑谷章造者曾任伪满时期的奉天警察厅特务科长,1954年由苏联遣送到中国东北抚顺拘留所的日本战犯。他交待自己最大的罪行,就是1936年亲自指挥侦察逮捕、审讯枪杀了奉天特委经济部长杨子平等四名共产党人。
根据他的供词,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三四个月的审讯、调查、核实,包括向尚在服刑的了解当时情况的人,结果证实筑谷章造的交待,与由长春和沈阳调来的敌伪档案“昭和十一年(1936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天宪兵委员长,关于检举共产党审讯状况报告'通牒’三号证据材料”完全一致。
1935年(伪满康德三年、日本昭和十年)3月,沈阳警察厅特务科长筑谷章造的部下特务股长盐塚来报,说奉天城里居住一中国人李觉人是共产党关系者。筑谷章造即命令侦察逮捕,经过严刑拷问,判明了奉天特委负责人与地下共产党组织概况。
由筑谷章造亲自指挥领导全盘行动,将特务科、司法科及警察署特务系人员 30名,编为三个班,令盐为班长,于1936年4月上旬某日清晨,在奉天城内外共荣中学和启东烟草公司等地一举逮捕了以王殿玉、杨子平为首的奉天特委及满洲省委人员78名,后又逮捕了“一分会”牛光仆、刘国华等有抗日嫌疑者,关押在沈阳警察厅监狱内,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手指夹铁棒、钉竹签、过电、火烧脖子、猪鬃探尿道等等严刑拷打。
结果判明其中杨子平、王殿玉等十一名是共产党人。后移送到奉天地方法院检查厅判了杨子平、王殿玉、陈晶石、许象久四人死刑,许佩玉、白曼秋、王重谦、黄克勇等七人为长期徒刑。
1936年农历七月七日午后二时,在宪兵队会同第一军区司令部陆军监狱长指挥下,到奉天郊外浑河对奉天特委杨子平、王殿玉、陈晶石、许象久执行死刑。并让王重谦、李佩然、黄克勇等40人同前往站在一旁陪刑。还有被宪兵队活埋者一名,由于受不了酷刑死于狱中者三名。
当我手拿数十年前叔叔在日寇监狱中所受的残酷拷问记录时,大哭不止。
不知叔叔杨子平何时加入了共产党,到他牺牲的时间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这些个日日夜夜,没有家人的理解,支持他走下去的唯一力量,就是那遥远得几乎看不到的灯塔,那是他唯一的信念——救国。
这样一位如此有血气的大丈夫,为国为民族而牺牲的英雄,既然是作为共产党奉天特委经济部长而死,理所应当有个烈士证明,并被历史记住。
婶婶之前由于感情用事而拒绝办理烈士证明,不等于叔叔为国而被杀就不是烈士了,何况“文革”中又将叔叔诬陷为英美走狗反动资本家,儿女们受了牵累,理应还叔叔一个英名。
我与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商量研究,拟了个申诉报告,并附上从中央档案馆复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沈阳民政厅。
没想到,两个月后申请件被退了回来,上面批有一文,说:“杨子平问题应到本单位去解决。”
不但我被弄糊涂了,我们学院人事处也不明白此批文是何意。我们一起重新审查所写申诉是否有不清楚。确认无误后,又再将材料寄沈阳民政厅。
结果还是被批了回来,让杨子平所在单位解决。
这使我忽然明白了,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材料。他们一定是将 1936年看错了,看成当今的案件了。以为杨子平是“文革”中被害,因为当时也的确存在不少“文革”中的冤案正在申诉,
美术学院人事处建议我带上材料亲自跑一趟沈阳民政厅。我约了在哈尔滨当中学校长的二姐杨学英同往,便于有个商量。
1980年春节前夕,我们前往沈阳,找到民政厅大门口,门卫通报后回来告诉我们说:“不是早已告诉你们到本单位去解决吗,你们怎么又来了。”口气专横。
我再三要求见负责人一面,他们只好让我们进去了,上了楼见有两个人,正在翘着二郎腿抽烟喝茶,他又说:“怎么搞的,不是告诉你们在本单位解决吗,你们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我当时火冒三丈,狠拍了一下桌子,提高了嗓门:“杨子平的单位就在这里,如果我叔叔知道他是为你们这些当官的而死,未免太不值得了,你睁开眼再看看!”
负责人一时被镇住了,重看杨子平被害的年月日后,他呆了,知错了,尴尬地笑了,才说:“对不起”、“疏忽了”等抱歉的话。
我无奈,只好问怎么办?
他们说1956年经办的人都找不到了,让我们去找辽宁省组织部,那里是管地下党和负责烈士手续的。
我们只好回去重新申报辽宁省组织部。在此期间我又托朋友给辽宁省组织部门负责人写信,我再亲自跑沈阳登门找他们帮助办。从此又无回音。
1982年家父由台湾移居美国,又一再来信询问。第二年,二哥让我赴美探望分别近四十年的老父。
赴美前,为了将叔叔的事向父亲有个交代,我请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和党委,向辽宁省组织部催问,回说正在调查中。我无奈前往。
在美国期间,90岁的父亲不只一次向我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弟弟雪恨,否则死不能瞑目,他曾亲自给辽宁省组织部去信陈诉。
我跟父亲说起了老家的变化,说养马岛现在不用招手舢板来回坐小船了,已经修了一条填海的道路,父亲的眼泪哗哗就流了下来。
我知道父亲也想自己的家乡,所以他才会为他的弟弟这么奔走。
我回北京后,又接到父亲亲笔给时任党中央领导的信,申诉至情至理,我读后数日食宿不安。
可悲,家父于 1985年8月去世费城,他未能为叔叔的案子平反,呜呼哀哉!
在我的来回奔走下,杨子平叔叔的案子都惊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批示对案子做处理。
1985年8月10日,等来当时辽宁省民政厅给该省组织部的报告,里面说:“关于中央美术学院杨子平(在此误将杨子平当成中央美术学院的人了)能否按抗日爱国人士批烈士问题意见如下:
“一、杨子平不能说确因对敌作战牺牲,二、看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抗日活动,只有一人'听说’他曾向联合国调查团团长谈过话,打过报告,至于说没说谈话内容均不清楚,也看不出是由于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日寇杀害的,因此我们意见不宜追认为烈士。”
接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也来了报告,说他们研究了一切有关材料,并先后找了原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夏尚志、原启东烟草公司烟厂党支部书记孙星五、原启东烟草公司老职员子平商行的柜伙曲克敏和于镜波,还查了与杨子平同狱人的档案材料,从调查情况看,没有发现杨子平与我党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发现杨子平有反满抗日的活动。
夏尚志我们在北京找过他了解,案发时21岁,1935年就离开沈阳,叔叔杨子平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至于其他的人,地下组织连父母妻子都保密,普通职员岂能证明共产党地下成员活动。
看着这些,我真为地下党人可怜,也更加敬佩他们的伟大的品质。
报告中又说:“1936年4月日寇以共产党嫌疑分子将杨子平等多人逮捕,英国驻日本大使曾向日本提出抗议,后经日本宪兵队43严刑通供诱供,杨子平承认自己是中共奉天特委财务部长,于同年八月日寇以反满抗日罪将其枪杀,并没收了杨子平存款五万多元。接到(85)群字121号函后,我们对杨子平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杨的案件已无线索可查,因此不能按我党烈士对待,也不能以爱国人士身份追认烈士。”
当时辽宁省委组织部及民政厅的一部分人,完全否定了中央最高检察院在1956年对战犯所做的审查。他们认为杨子平等是屈打成招,是无缘无故被杀的平民百姓,他们也否定了被日寇判长期徒刑的王重谦在 1956年写的证明。
叔叔的冤案看来已走进了死胡同。十来年的努力,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使我感到悲哀。我辜负了家父的生前委托,我像打了一场败仗,似乎已丧失了元气,再也无能为力了。
1986年,我正处在垂头丧气的情绪之下,妹妹杨学芹从西安美术学院刚离休来北京,看了叔叔的材料以及辽宁省的结论信件后,说辽宁省高级官员中有自己的老同学可以帮忙,她要亲自跑。
妹妹便请中央美术学院和全国华侨联合会开介绍信,带上叔叔杨子平所有的材料出发了。
妹妹的同学十分帮忙,但结果辽宁省组织部还是维护原结论。妹妹回到北京后找她的老上级帮助,与我一起重跑中央最高检察院和民政部,还找了中央档案馆。
从相关部门都得到证明1956年审查日本战犯有关杨子平的案件档案属实,并证明当年最高检确实找过杨子平家属,要他们到当地民政部门去办理烈士证明一事。
此时,辽宁省党史编写组来人,将叔叔杨子平事件抄写去,准备写入东北党史。来人透露给我们,当年的地下组织活动有很多,现在辽宁只承认刘少奇那条组织线索,其他被视为托派而不能被承认。
我们确实不了解当时奉天党内的情况,可日寇可不管你是正统共产党或托派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要打击迫害。爱国人士当时为了抗日反满,为了民族国家,也不会去辨认你是党内的这个派那个派。
我深感对不起死去的叔叔和父亲,向死者无法交待。最后与妹妹商量,也是有些老领导给我们建议,抱着一线希望向自己家乡的山东省民政厅去申报。
我将叔叔杨子平的所有材料亲自送到了济南市省民政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万万没想到,很快有了音讯,通知我们说山东省正在编写早年共产党活动事迹,杨子平的事已查明正交山东省牟平县组织部办理烈士证明。
1987年8月1日,牟平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关于追认杨子平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不仅如此,他们又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告诉我叔叔杨子平是牟平县最早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者,早在1929年就加入共产党,后被组织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奉天特派财务部长,同时,他又是共产国际满洲省委奉天支部成员。
家乡政府感激我及时将杨子平事迹材料交给了他们,好像雪中送炭。家乡人不但没有为难没有怀疑,反而感到杨子平是家乡人的光荣和骄傲。这使我感慨万分。
后来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也要了叔叔杨子平的事迹材料。
这场五十余年,我们杨家两代人接力,从大陆到海外,从海外又到大陆,一宗因抗日反满被日寇枪杀的大案总算有了结果,杨子平作为为国牺牲的烈士而终于被承认了。
到此为止,我不知叔叔在天之灵安息了吗?父亲能瞑目吗?
2011年我将爷爷、父亲的骨灰迁回老家和叔叔安葬在一起
叔叔杨子平身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异族侵略下,毅然参加了抗日的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最终为国为民无畏地牺牲于敌人的枪刀之下,他死而无悔。
作为一个革命的爱国者,叔叔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更应该为自己的同胞所爱戴。叔叔的烈士身份得以确认,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总要前进,是非总会分清,任何错误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的。
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百多年来经受的苦难太多了,我们企盼一些可以避免的苦难永无立锥之地。
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已经95岁,重提叔叔的故事,就作为一段历史的存照吧。
两代人努力五十年,终于让烈士成为烈士,但要让烈士的精神得以传承,还需要一代代人的继续努力。
杨先让教授的女儿杨阳也是大学教授了,她在网上看到我的一段采访,得知我们有记录烈士故事的专栏,倍感意外,于是联系上我,希望能把叔公的故事也整理一下。
他们保留了很全的资料,我们来来回回沟通了很久,期间被烈士的救国信仰感动,更被杨先让父子两代人的执着感动。
这种锲而不舍的执着,不仅因为杨子平是自己的至亲,更重要的,他是为国牺牲的烈士,理应还他的英名,让所有国人铭记。
烈士的故事,从来也不仅仅是家事,它更是国史。在一个个烈士名字的背后,是一个家族的热血和真性情。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读一个人的生平和履历,还有细节,还有讲述人自带的情感。
先烈们的执着和信念,理想与梦想,就是在一代代的讲述中,流传了下来。
烈士的英名已正,故事已录,而传承烈士遗志的接力棒,现在交到每一位读者手中。
你读到,你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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