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好久不见。
在没和大家见面的日子里，我仍在记录着那些感人的真实战争故事，比如今天要分享的。
讲述人杨先让是原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作品享誉海内外。
杨教授唯一的叔叔叫杨子平，1936年被日本宪兵队残忍杀害在奉天（沈阳）浑河。
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还叔叔英名，杨先让的父亲为此努力了三十年，临终前将这家族的重任交给了他。
杨先让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为之努力了二十年，终于打赢这场世纪之战。
烽火财神 口述人：杨先让 记录者：刘霞
1936年8月20日，在奉天(沈阳)浑河，日本宪兵队枪杀了四名中国人，罪名为“反满抗日”、“共产党”罪，事后奉天所属报纸，以显著篇幅刊登了这一消息。
这四名中国人，两名来自奉天共荣中学，38岁的王殿玉和28岁的陈晶石，还有两位来自奉天启东公司，一位是42岁的公司副段长许象久，一位是39岁的总经理杨子平。
四人在奉天的大街上被囚车拖着，游街整个上午，最后在浑河边被日本人残忍枪杀。其中，杨子平是我的叔叔，他是我父亲杨建民唯一的亲弟弟。
惨案发生那年我6岁，这一横祸所带来的灾难依稀有些记忆。叔叔被杀害后，爷爷急得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祖母无处申冤，哭瞎了眼睛。
我们偌大的杨家从此走向了衰败。
我最后一次见叔叔，是在惨案发生一年前的山东老家。那天看到叔叔从村口走过来了，叔叔见我就问，你爸爸在家吗？
我说在。叔叔说，你去叫他来。
我就回去叫，“爸，叔叔找你。”
我蹲在门口看着叔叔和父亲在那里说话，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兄弟就在晒场上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叔叔没进家门就走了。
印象中叔叔总是特别忙，很少回养马岛老家。我很好奇这次回来为什么家门都不进，连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也来不及探望就走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和叔叔见面。
我们老家在山东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中原村，养马岛据说是秦始皇养马之地而得名。这是个海产丰富的小岛，岛上的人们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家境殷实者众多。
我们杨家就在村子最东边的一个大四合院，南面是大海，北面山前就有一口老古井，是村里的风水宝地。
我们家也是世代经商，爷爷杨翼之在朝鲜仁川做绸缎批发生意，父亲杨建民在哈尔滨开创油坊，从我记事起，家中丫鬟有四个，都是打小从高丽、北平买来的。
叔叔杨子平1897年出生后，在养马岛无忧无虑长到14岁。1911年，叔叔被爷爷送到烟台就读英美人主办的实益学馆，专攻英语和商业，19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叔叔来到了奉天。
刚开始，叔叔跟着英美老板跑腿打杂，慢慢做到司账、掌柜，后来任英美颐中烟草公司东北总代理，并设立数处分行，事业如日中天。
记忆中的叔叔特别潇洒，经常是西服革履，典型一个资本家形象。据说，他是奉天第一个买双轮摩托车的人。
叔叔在奉天生意兴隆，人脉宽广，他还和朋友创办了萃平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当时东北军高层、日本头面人物、还有俄国人聚会谈事的地方。
但奇怪的是，叔叔做这么大的资产，家里经常入不敷出，回家常叹气。婶婶以为他有了外遇，夫妻吵过也闹过。其实不仅婶婶，家里其他人也无法理解，叔叔的钱到哪里去了？
直到叔叔被杀害，罪名有“共产党”，才知道他光鲜潇洒的背后在为革命奔忙。才知道他在凭借着体面身份的掩护，在东北上层社会穿梭自如，只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为隐蔽战线做贡献。
但很久以来，叔叔是共产党人，在我们家中一直是个谜。叔叔性格耿直，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心中早有不满，但是他怎么会相信共产主义，反满抗日呢？即使叔叔牺牲，我父亲也一直认为叔叔是国民党，因为我爷爷就是同盟会会员。
父亲曾对我说过：“我胆小，不像你爷爷和叔叔，参加什么党派。”
叔叔被杀害后，婶婶坚决不在奉天住，要求回老家养马岛。婶婶是祖母的娘家人，和我祖母一样是个厉害的角色。婶婶人还未到，先运来一大批箱子，外人以为是装了宝贝，其实都是空。
养马岛上一大家子除了五六岁的我，全是女流之辈，兵荒马乱中被土匪给盯上了，家里的细软全被打劫一空。
叔叔牺牲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全民族都在同仇敌忾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家也只能屈辱求生。
山东家乡、哈尔滨、奉天、朝鲜仁川战线拉得太长了，为了照顾不治之症的爷爷，1939年，我们全家乘坐“日高丸”商船漂洋过海向朝鲜的仁川进发。
今后的日子是凶是吉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在仁川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顽童，父亲常奔波于哈尔滨、沈阳等地，管教我最多的就是二哥杨先良。
我们兄弟几个中最耀眼的就是二哥了，他英俊聪明，嘴又甜，常不离爷爷左右。战争也改变了二哥的命运，这是后话了。
日本投降之前，父亲将我的祖母、母亲、大哥大嫂和姐妹送去哈尔滨居住，将我送回山东烟台家乡求学，留下二哥一家守仁川的产业，以及祭扫爷爷的坟墓。
到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了，国民政府开始清算汉奸卖国贼，父亲请律师写状子，跑北平、上南京，希望国民党政府能为他那死于日寇枪口之下的弟弟杨子平报仇雪恨。
大概是1946年，不记得父亲是从韩国回来还是从哈尔滨回来，我那时在沈阳上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父亲就在沈阳开始打官司。
先和强行霸占叔叔启东烟草公司子平商号14年的郑岳先打，打赢了，郑岳先十大罪状，第一罪状就是杀害杨子平。
当时，上海申报、北平日报，天津大公报都报道“杨子平兄杨建民为弟申冤申诉，汉奸郑岳先法办大快人心”等等。
父亲认为弟弟是为国为民被日本汉奸迫害而死，政府应该给弟弟一个交代。父亲开始伏案写状子，给到南京国民党政府。
他就认为弟弟是为国家牺牲的，国民政府就应该把弟弟作为烈士对待。另外父亲固执认为我叔叔肯定是国民党，所以，父亲拿着叔叔“反满抗日”的资料，请求国民党政府认证叔叔为烈士。
这个状子递上去自然是渺无回音。1947年，父亲只能返回朝鲜仁川，那里还有家产和快倒闭的商店。
当时还有很多黑势力，官司打赢后也怕人暗害。父亲走的时候我去机场送他。只见父亲穿着长衫混在登机的人群中，十六岁的我看着父亲背影泪流满面。
父亲一直以胆小立人，可他义无反顾回来为弟弟打官司，可见父亲并不是他所说的胆小，父亲也很勇敢。
在我心中，我的父亲杨建民也是一位勇士，特别是他后来的坚持。
父亲一到仁川，二哥就出发美国了。之前我们全家离开，将二哥一家人留在仁川，他也无比委屈，一心想回国。
可当二哥坐火车到新义州的时候，东北内战正酣，只好垂头丧气回了仁川，回不来祖国，二哥想赴美国留学。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二哥到了美国后，朝韩之战爆发。二嫂带着三个孩子在朝鲜逃难，艰难度日。
二哥在美国更是完全没了家信，一下说全家遇难，一下说都成为北朝鲜难民。
至此，二哥与家人一别十余年，更未料到与我们一别四十多年。
等孤悬海外的二哥再和家人团聚时，无比感恩这是神的恩赐。二哥是我们家最心灵手巧的，他在美国本来可以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几经世事沧桑，他看破红尘，成了一名传教的牧师。
1960年，身居韩国的父亲再次为叔叔提出申诉。那时两岸都还未互通，他通过台湾驻汉城大使馆，向台湾国民党政府递状文，要求为杨子平追认烈士。
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
现在看来国民党当局无意解决犯“共产党罪”的杨子平一案。而我父亲却抱着不为弟弟申冤昭雪死不瞑目的决心，一直等待着机会。
1975年，父亲由韩国移居台湾，此时他已过八旬，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可弟弟的冤案何时了？
几十年的官司从国内打到海外，结果都是杳无音信。父亲心想，叔叔为国家而死，那就干脆由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府去解决吧。
父亲真是费尽了心机，当时两岸还未互通，父亲写了一信寄给美国费城的二哥，由他转到我教学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要我为叔叔申讨还血债。
我已经三十年未见到父亲的手迹，再次见，竟然全是关于叔叔的。我也在父亲的书信中，第一次了解到叔叔的事迹。
1931年9月18日，日本为了侵略中国领土，阴谋制造了北大营日军爆炸事件，并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三千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1932年5月9日，受国联派遣，英国人李顿爵士率美、英、美、法、德、意五国调查团，还有中国代表顾维钧，一同到哈尔滨调查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建立伪满洲国问题。
为了掩盖真相，日本人提前一个月准备，在调查团居住的饭店、会去的酒馆，可能去的医院周围，都安排了密探，伪装成职员和招待，阻止国人靠近调查团说出真相。
一个叫金谷的朝鲜小伙子试图在车站递交请愿书，还没走出三步就被日本宪兵抓住，以“企图行刺”的罪名，剜除眼睛、折断手臂、然后枪决。
五国调查团在哈尔滨14天时间里，200多人在饭店附近被逮捕，7人被枪杀。日本军方的命令是，宁可错杀，绝不错过。
叔叔杨子平时任沈阳经营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他在家里用手提打字机秘密打印了英文揭露材料，利用自己银行家的特殊身份，以及家人在国外的特殊伪装，直接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宴会厅里用早餐，用流利的英语与李顿团长当面交谈，亲口详述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揭露日本人的滔天罪行，并递交了英文材料。
调查团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中国人真正拥护“满洲国政府”。《国联调查团报道书》随后发表，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我叔叔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在还原日本人的罪恶事实，起到重要作用。
叔叔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有人早就想置他于死地。这个人就是伪满洲“总理”郑孝胥的侄子郑岳先。
郑岳先早年留学日本，后赴美国深造，回奉天后加入叔叔所在的启东商行。郑早就觊觎叔叔的产业，不知从何得知叔叔与李顿团长暗中会晤的消息，因而向日方出卖了叔叔。
因为郑岳先从中作梗，也加重了叔叔的罪行，否则靠当时爷爷和父亲的关系，叔叔可能不会被枪杀。
叔叔被捕后在监狱里受了各种酷刑，但他一言不发，每次家人去探监拿回来的血衣，惨不忍睹。
爷爷第一时间从朝鲜赶来，但花钱赎人也无用，因为有人要他死。有一次爷爷去探监，叔叔对他说，以后不必为自己花钱了，因为他是共产党。
爷爷听闻后，一急之下中风失语。那时的共产党，不仅意味着日本人要杀，国内的国民党也要杀，爷爷怎能不着急。
叔叔被害后，他的子平商行营业被日本土肥原贤二部下岸木春一及郑岳先夺取，并强行霸占14年之久。
家父在书信中字字泣血，写道：“你叔为国效劳，被日寇陷害而死，血债未偿永垂不朽。南京行政院有存案，你在北京声明日寇陷害你叔杨子平惨死，追讨血债。请求权人杨从中字建民。原籍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东中原村人氏。1975年”。
可怜的父亲将这个官司的“接力棒”，从海外递给了我，也只好递给我。
杨家到我们这一辈共有五个男孩，爷爷依次取名“温、良、恭、俭、让”，加上“先”字辈，就是我们五兄弟的名字了。
当时正值“文革”，我们家是反动资本家，英美的走狗，我大哥、大姐忍受不了批斗而自杀，二哥在美国是牧师。叔叔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先恭在沈阳被捕入狱尚未结案释放，小儿子杨先俭离奇失踪不知生死，两个女儿因父亲受牵连，终身未婚，信了基督。
整个家族，也只有我能接下这个沉重的“接力棒”了。可那种环境下，谁有心思去关心去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呢，去为几十年前日本人杀死的人申冤呢？
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向中央美院领导述说了实情，并请假去沈阳找叔叔的女儿，我的堂妹杨学菊，一是转达家父的来信，二是一同研究如何进行叔叔的冤案昭雪。
到沈阳后，未料到堂妹因家庭身份正在监督审查中。晚上她回到家中告诉了我一个意外情况:
早在1956年，就有中央高级检察院的人找到婶婶家，说有一名日本战犯筑谷章造，在抚顺监狱交待自己最大的罪，就是杀害奉天特委杨子平等共产党人。因而最高检来向家人了解杨子平当年的事迹以及有没有遗物。
婶婶向来人讲述了叔叔被捕的过程，那是1936年，他们在奉天南市场住房周围早就被日本宪兵队监视着。到了4月的一天，宪兵队越墙而过，将叔叔逮捕。
宪兵队翻箱倒柜，从灯罩中，从厨房地板下挖出秘密文件。
据堂妹回忆，婶婶当时还向来人介绍，叔叔生前经常外出，有时他回家很晚，总叹气，问他也不回答，后来得知是送钱给抗日联军的。
最高检的人了解完后，让婶婶去当地民政厅办理烈士证明。
等调查的人走后，婶婶却大哭不止，对着子女嘱咐，不让去领烈士证。说怕过年过节敲锣打鼓来慰问军烈属勾起伤心事，婶婶说她只要子女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婶婶在家很强势，子女也不敢违抗，不久婶婶也去世了。
最高检带来的调查函是“1956年8月18日(56)高检群字第 4969号”，后来抄家被没收了。
不幸中之大幸，堂妹学菊偷偷记下了函件编号，这为我后来查找叔叔档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最后堂妹悄悄告诉我，有一个同事是审查她的，曾调查过叔叔的事。同事偷偷告诉过堂妹，北京中央档案馆有叔叔杨子平被捕时的敌伪档案和战犯交待的记录。
抱着对叔叔的敬佩心情，我回到北京后，即持家父杨建民从海外的来信，向中央文化部及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请求协助办理叔叔杨子平的惨案。
此时，由于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解冻，有海外关系的能被理解了，而且到后来竟变成好事一桩了。相关部队对家父的海外来信，要求为他的共产党弟弟杨子平申冤一事也很被重视。
在我请求之下，1979年我院人事处派了两位干部，持由文化部开的介绍信前往中央档案馆，查1954年以来在抚顺审查战犯交待杨子平的记录。
档案十分容易被找到，档案馆的人还说了一句:“我们以为杨子平的后人都死绝了呢!”
感谢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两位干部，当即将1936年日寇枪杀杨子平的全部敌伪档案，以及 1956年在抚顺审讯日本战犯筑谷章造的口供记录全部复印带了回来。
筑谷章造者曾任伪满时期的奉天警察厅特务科长，1954年由苏联遣送到中国东北抚顺拘留所的日本战犯。他交待自己最大的罪行，就是1936年亲自指挥侦察逮捕、审讯枪杀了奉天特委经济部长杨子平等四名共产党人。
根据他的供词，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三四个月的审讯、调查、核实，包括向尚在服刑的了解当时情况的人，结果证实筑谷章造的交待，与由长春和沈阳调来的敌伪档案“昭和十一年(1936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天宪兵委员长，关于检举共产党审讯状况报告'通牒’三号证据材料”完全一致。
1935年(伪满康德三年、日本昭和十年)3月，沈阳警察厅特务科长筑谷章造的部下特务股长盐塚来报，说奉天城里居住一中国人李觉人是共产党关系者。筑谷章造即命令侦察逮捕，经过严刑拷问，判明了奉天特委负责人与地下共产党组织概况。
由筑谷章造亲自指挥领导全盘行动，将特务科、司法科及警察署特务系人员 30名，编为三个班，令盐为班长，于1936年4月上旬某日清晨，在奉天城内外共荣中学和启东烟草公司等地一举逮捕了以王殿玉、杨子平为首的奉天特委及满洲省委人员78名，后又逮捕了“一分会”牛光仆、刘国华等有抗日嫌疑者，关押在沈阳警察厅监狱内，实行惨无人道的毒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手指夹铁棒、钉竹签、过电、火烧脖子、猪鬃探尿道等等严刑拷打。
结果判明其中杨子平、王殿玉等十一名是共产党人。后移送到奉天地方法院检查厅判了杨子平、王殿玉、陈晶石、许象久四人死刑，许佩玉、白曼秋、王重谦、黄克勇等七人为长期徒刑。
1936年农历七月七日午后二时，在宪兵队会同第一军区司令部陆军监狱长指挥下，到奉天郊外浑河对奉天特委杨子平、王殿玉、陈晶石、许象久执行死刑。并让王重谦、李佩然、黄克勇等40人同前往站在一旁陪刑。还有被宪兵队活埋者一名，由于受不了酷刑死于狱中者三名。
当我手拿数十年前叔叔在日寇监狱中所受的残酷拷问记录时，大哭不止。
不知叔叔杨子平何时加入了共产党，到他牺牲的时间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这些个日日夜夜，没有家人的理解，支持他走下去的唯一力量，就是那遥远得几乎看不到的灯塔，那是他唯一的信念——救国。
这样一位如此有血气的大丈夫，为国为民族而牺牲的英雄，既然是作为共产党奉天特委经济部长而死，理所应当有个烈士证明，并被历史记住。
婶婶之前由于感情用事而拒绝办理烈士证明，不等于叔叔为国而被杀就不是烈士了，何况“文革”中又将叔叔诬陷为英美走狗反动资本家，儿女们受了牵累，理应还叔叔一个英名。
我与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商量研究，拟了个申诉报告，并附上从中央档案馆复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沈阳民政厅。
没想到，两个月后申请件被退了回来，上面批有一文，说:“杨子平问题应到本单位去解决。”
不但我被弄糊涂了，我们学院人事处也不明白此批文是何意。我们一起重新审查所写申诉是否有不清楚。确认无误后，又再将材料寄沈阳民政厅。
结果还是被批了回来，让杨子平所在单位解决。
这使我忽然明白了，他们根本没有看清材料。他们一定是将 1936年看错了，看成当今的案件了。以为杨子平是“文革”中被害，因为当时也的确存在不少“文革”中的冤案正在申诉，
美术学院人事处建议我带上材料亲自跑一趟沈阳民政厅。我约了在哈尔滨当中学校长的二姐杨学英同往，便于有个商量。
1980年春节前夕，我们前往沈阳，找到民政厅大门口，门卫通报后回来告诉我们说:“不是早已告诉你们到本单位去解决吗，你们怎么又来了。”口气专横。
我再三要求见负责人一面，他们只好让我们进去了，上了楼见有两个人，正在翘着二郎腿抽烟喝茶，他又说:“怎么搞的，不是告诉你们在本单位解决吗，你们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我当时火冒三丈，狠拍了一下桌子，提高了嗓门：“杨子平的单位就在这里，如果我叔叔知道他是为你们这些当官的而死，未免太不值得了,你睁开眼再看看!”
负责人一时被镇住了，重看杨子平被害的年月日后，他呆了，知错了，尴尬地笑了，才说：“对不起”、“疏忽了”等抱歉的话。
我无奈，只好问怎么办?
他们说1956年经办的人都找不到了，让我们去找辽宁省组织部，那里是管地下党和负责烈士手续的。
我们只好回去重新申报辽宁省组织部。在此期间我又托朋友给辽宁省组织部门负责人写信，我再亲自跑沈阳登门找他们帮助办。从此又无回音。
1982年家父由台湾移居美国，又一再来信询问。第二年，二哥让我赴美探望分别近四十年的老父。
赴美前，为了将叔叔的事向父亲有个交代，我请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和党委，向辽宁省组织部催问，回说正在调查中。我无奈前往。
在美国期间，90岁的父亲不只一次向我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弟弟雪恨，否则死不能瞑目，他曾亲自给辽宁省组织部去信陈诉。
我跟父亲说起了老家的变化，说养马岛现在不用招手舢板来回坐小船了，已经修了一条填海的道路，父亲的眼泪哗哗就流了下来。
我知道父亲也想自己的家乡，所以他才会为他的弟弟这么奔走。
我回北京后，又接到父亲亲笔给时任党中央领导的信，申诉至情至理，我读后数日食宿不安。
可悲，家父于 1985年8月去世费城，他未能为叔叔的案子平反，呜呼哀哉!
在我的来回奔走下，杨子平叔叔的案子都惊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批示对案子做处理。
1985年8月10日，等来当时辽宁省民政厅给该省组织部的报告，里面说:“关于中央美术学院杨子平(在此误将杨子平当成中央美术学院的人了)能否按抗日爱国人士批烈士问题意见如下:
“一、杨子平不能说确因对敌作战牺牲，二、看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抗日活动，只有一人'听说’他曾向联合国调查团团长谈过话，打过报告，至于说没说谈话内容均不清楚，也看不出是由于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日寇杀害的，因此我们意见不宜追认为烈士。”
接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也来了报告，说他们研究了一切有关材料，并先后找了原中共奉天特委书记夏尚志、原启东烟草公司烟厂党支部书记孙星五、原启东烟草公司老职员子平商行的柜伙曲克敏和于镜波，还查了与杨子平同狱人的档案材料，从调查情况看，没有发现杨子平与我党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发现杨子平有反满抗日的活动。
夏尚志我们在北京找过他了解，案发时21岁，1935年就离开沈阳，叔叔杨子平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至于其他的人，地下组织连父母妻子都保密，普通职员岂能证明共产党地下成员活动。
看着这些，我真为地下党人可怜，也更加敬佩他们的伟大的品质。
报告中又说:“1936年4月日寇以共产党嫌疑分子将杨子平等多人逮捕，英国驻日本大使曾向日本提出抗议，后经日本宪兵队43严刑通供诱供，杨子平承认自己是中共奉天特委财务部长，于同年八月日寇以反满抗日罪将其枪杀，并没收了杨子平存款五万多元。接到(85)群字121号函后，我们对杨子平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杨的案件已无线索可查,因此不能按我党烈士对待，也不能以爱国人士身份追认烈士。”
当时辽宁省委组织部及民政厅的一部分人，完全否定了中央最高检察院在1956年对战犯所做的审查。他们认为杨子平等是屈打成招，是无缘无故被杀的平民百姓，他们也否定了被日寇判长期徒刑的王重谦在 1956年写的证明。
叔叔的冤案看来已走进了死胡同。十来年的努力，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使我感到悲哀。我辜负了家父的生前委托，我像打了一场败仗，似乎已丧失了元气，再也无能为力了。
1986年，我正处在垂头丧气的情绪之下，妹妹杨学芹从西安美术学院刚离休来北京，看了叔叔的材料以及辽宁省的结论信件后，说辽宁省高级官员中有自己的老同学可以帮忙，她要亲自跑。
妹妹便请中央美术学院和全国华侨联合会开介绍信，带上叔叔杨子平所有的材料出发了。
妹妹的同学十分帮忙，但结果辽宁省组织部还是维护原结论。妹妹回到北京后找她的老上级帮助，与我一起重跑中央最高检察院和民政部，还找了中央档案馆。
从相关部门都得到证明1956年审查日本战犯有关杨子平的案件档案属实，并证明当年最高检确实找过杨子平家属，要他们到当地民政部门去办理烈士证明一事。
此时，辽宁省党史编写组来人，将叔叔杨子平事件抄写去，准备写入东北党史。来人透露给我们，当年的地下组织活动有很多，现在辽宁只承认刘少奇那条组织线索，其他被视为托派而不能被承认。
我们确实不了解当时奉天党内的情况，可日寇可不管你是正统共产党或托派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要打击迫害。爱国人士当时为了抗日反满，为了民族国家，也不会去辨认你是党内的这个派那个派。
我深感对不起死去的叔叔和父亲，向死者无法交待。最后与妹妹商量，也是有些老领导给我们建议，抱着一线希望向自己家乡的山东省民政厅去申报。
我将叔叔杨子平的所有材料亲自送到了济南市省民政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万万没想到，很快有了音讯，通知我们说山东省正在编写早年共产党活动事迹，杨子平的事已查明正交山东省牟平县组织部办理烈士证明。
1987年8月1日，牟平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关于追认杨子平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不仅如此，他们又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告诉我叔叔杨子平是牟平县最早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者，早在1929年就加入共产党，后被组织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奉天特派财务部长，同时，他又是共产国际满洲省委奉天支部成员。
家乡政府感激我及时将杨子平事迹材料交给了他们，好像雪中送炭。家乡人不但没有为难没有怀疑，反而感到杨子平是家乡人的光荣和骄傲。这使我感慨万分。
后来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也要了叔叔杨子平的事迹材料。
这场五十余年，我们杨家两代人接力，从大陆到海外，从海外又到大陆，一宗因抗日反满被日寇枪杀的大案总算有了结果，杨子平作为为国牺牲的烈士而终于被承认了。
到此为止，我不知叔叔在天之灵安息了吗？父亲能瞑目吗?
2011年我将爷爷、父亲的骨灰迁回老家和叔叔安葬在一起
叔叔杨子平身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异族侵略下，毅然参加了抗日的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最终为国为民无畏地牺牲于敌人的枪刀之下，他死而无悔。
作为一个革命的爱国者，叔叔理应受到后人的尊敬，更应该为自己的同胞所爱戴。叔叔的烈士身份得以确认，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总要前进，是非总会分清，任何错误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的。
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一百多年来经受的苦难太多了，我们企盼一些可以避免的苦难永无立锥之地。
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已经95岁，重提叔叔的故事，就作为一段历史的存照吧。
两代人努力五十年，终于让烈士成为烈士，但要让烈士的精神得以传承，还需要一代代人的继续努力。
杨先让教授的女儿杨阳也是大学教授了，她在网上看到我的一段采访，得知我们有记录烈士故事的专栏，倍感意外，于是联系上我，希望能把叔公的故事也整理一下。
他们保留了很全的资料，我们来来回回沟通了很久，期间被烈士的救国信仰感动，更被杨先让父子两代人的执着感动。
这种锲而不舍的执着，不仅因为杨子平是自己的至亲，更重要的，他是为国牺牲的烈士，理应还他的英名，让所有国人铭记。
烈士的故事，从来也不仅仅是家事，它更是国史。在一个个烈士名字的背后，是一个家族的热血和真性情。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读一个人的生平和履历，还有细节，还有讲述人自带的情感。
先烈们的执着和信念，理想与梦想，就是在一代代的讲述中，流传了下来。
烈士的英名已正，故事已录，而传承烈士遗志的接力棒，现在交到每一位读者手中。
你读到，你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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