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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和人口焦虑，伴随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始终。
过去三十年，让我们一度认为，计划生育等同于“少生优生”，实则不然，计划本身就含有调节的意思。
况且，计划生育这种思想，在古代已经出现了端倪。
01计生，早已有之
宋代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则明确提出了“少生”、“优生”的“计生”理论。
这其实并不奇怪，早在唐朝，民间诗人王梵志《大皮装大树》即云：“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保持人口的平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儿子”，这种认识是有忧患意识的。
明朝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曾在《太平广记钞》刻本上曾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当时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古时期的唐宋，尤其是宋朝，代表了华夏文明的巅峰，人口首先突破了1亿。
且不说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即便是北宋，我们也能明白，不管这个王朝再怎么孱弱，但中国最适宜农耕的地方仍旧在这个王朝掌控下。
在自然经济年代，生产力落后，人口的承载力有个极限值，所以人口膨胀到1亿左右，就会带来资源的消耗。
晚明因为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有过一段发达时光，人口也有了一次暴涨。
哪怕经历了小冰河气候，江南稻田大部分改为桑田、甘蔗，在灭亡的时候，人口也有8千万——1.2亿。
当然，若问古代的计划生育是为了限生还是催生，那就多半是后者了。毕竟，中国大部分时间少不了打仗，种地也少不了青壮年劳力。
尤其是战争阶段，如果实在要退却，那也要把人口带走。如曹操和刘备竞争汉中失利，“拔民数万户以实长安”。
但是，追求人多的额外之意，就是把人等同于“物”，这也是对黄仁宇“数目字”管理的一个侧面反驳。
02多生，是主要追求
早在先秦时期，想称霸天下的齐桓公通过实地调研，就有了鼓励生育的办法。
他看到一户人家，两个老人老无所依，从老人的反馈中得知，几个儿子老大不小了没有成家。
所以，齐桓公就向国相管仲咨询。管仲就侧面敲打齐桓公，你自己用这么多宫女，你占有的资源多了，民间资源自然就少了。
正因如此，齐桓公才“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
管仲的姿态非常重要，社会出现问题，得需要先从话事人身上找问题，不知道那些“何不食肉糜”的专家是不是很汗颜。
勾践为了励精图治、灭吴兴越，制订国策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除了惩戒，还有相应的奖励配套措施：“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
这种福利，自然也是为了争霸天下，但毕竟也是高福利。
西汉高祖7年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东汉章帝元和2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
什么意思呢，民间生了儿子，可以免除2-3年的赋税。
为什么是儿子呢？男娃既是未来的播种机，又是耕田和打仗的耗材，这可能引起女权主义者的不快，说为什么生闺女就不能免？
你那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也不给免。秦陵就在西安，你自己去问。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正月发布《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破除“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夫”的陈规陋习，给民众以再婚的自由。
到了宋代，直接给予人民补助，宋高宗颁布了一条政策：“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称为“胎养政策”。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比较贫苦，没有能力养育孩子，也不许不生，生下来孩子之后，朝廷掏钱来抚养孩子。
在南宋时，每家每户可以得到来自于“免役宽剩钱”的4贯钱补助，这笔钱是由当地官府所出的。
03应该不止于生育补贴
宋高宗可以说第一个给老百姓生育补贴的皇帝了，整个宋代，算是对老百姓最宽松的时代了。
不选择我们家，却喜欢大秦帝国的人，实在搞不懂！
谈最近出台的生育补贴，不是在厚古薄今，说如今文明还不如大宋。
而是说，我们终于意识到，促进生育是需要真金白银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止步于此，还应该在企业保障孕妇权益，必要时给丈夫更多陪伴假期等层面作诸多努力。
还有，就是不遗余力发展经济，经济的发达与人口的多寡并非反相关，只有更多的经济增量，才能有余力给企业减负，企业执行起相关的政策也才更加情愿。
当然了，少子化和老龄化这个矛盾确实不能忽视。
究竟是年轻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还是相应地削减一些老人的福利待遇，这其实是个博弈问题。
偏偏，按照我们的传统伦理，两边都不能得罪。
至少，这次的生育补贴在短期促进生育还是有用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其他政策出炉，我们还是应该对问题的解决抱一个乐观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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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2-26 20:4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