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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25日,这天正是阖家团圆的元宵节,但有四人却在这一天被押到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刑场。
当行刑的命令下达后,其中一名矮胖男子李柏龄感觉下面不由得一热。
“砰砰”几声枪响后,四人轰然倒地。有三人的尸体很快都被家人收走,唯独那位被吓得失禁的矮胖男子却“曝尸荒野”。知情人都说:这个李柏龄得罪了蒋介石。
那他为何到底得罪了老蒋,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翻看资料,李柏龄落得如此下场,其实都是咎由自取……
生于晚清的李柏龄是陕西人,而立之年,通过花钱找关系,担任当地的一个县长。因其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乃是同乡,靠着这层关系,被安排在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担任督察长。
这么一个职位在当时可是肥差,花钱求他办事的人每日都络绎不绝。李柏龄是来者不拒,只要有人上门求职办事,报酬谈好,一切都好说。
可在1936年,他却闯下了终生难以弥补的弥天大祸!
此事还要追溯到1936年5月底的一天。当日清晨,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少校参谋长熊子庄准备外出办事时,忽然发现公文包里的一份绝密文件不翼而飞。
这份绝密文件记载的是整个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防御图,属于绝密,要是落在日本特务的手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事关重大,熊子庄马上找到黄埔军校同学,时任南京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侦缉队队长傅成望。
傅成望立马带人来到熊子庄的家里进行勘察,最终得出结论:这是发生在昨天夜里的一起入室盗窃案,案犯为单独作案,应该是个老手或受过专门训练。
正当熊子庄、傅成望心急如焚地商议该如何侦破该案时,蒋介石收到一份加急电报,内容赫然是:日本特务已成功窃取我军战略防御图,目前正加紧翻译。
显然,熊子庄丢失图纸后不久,安插在日本机关内部的中国特工就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收到电报后,立即召见有关人员,要求立刻将熊子庄逮捕归案。
同时命令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接手调查该案,务必要把盗窃机密的日本特务逮捕,最好还能破获他们在南京的机关。
经过紧张的调查,徐恩曾发现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茂洋行”很有嫌疑。通过一些手段,中调科抓住了一位名叫松本二郎的日本特务。
此人被捕,让日本方面大为吃惊,特务机关立即向东京陆军省发送加急电报告知此事。陆军省经过研究,决定请一位日本皇室男爵以私人名义去中国协调解决这件事。
1936年6月中旬,这位男爵以私人名义到达南京,当天他就去拜访了汪精卫。汪精卫知道此事,但他却力有不逮。男爵无奈之下,准备通过外交途径处理。
还没等到日本陆军省向国民党政府发表信函,蒋介石就暗中照会南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并以“强奸罪未遂”和“间谍罪”,判处松本二郎有期徒刑十五年。
松本二郎被捕后,一口咬定他是韩国人吴新良,与日本毫无关系。蒋介石一怒之下还说了这句话:“他说他是日本人也好,韩国人也罢,只要是人就得判!”
这一判决,让日本陆军省十分恼怒,同时积极策划营救松井二郎的相关方案。
1936年8月上旬,由日本陆军省情报局派出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以中国商人的身份秘密潜入上海,他具体负责营救行动。
小野昭先是从日本天津华北驻军借来一名精通汉语的军医,又从上海的日本医院找来一名日本医生和四名护士,在江苏镇江开了一家诊所,作为营救行动的指挥部。
1936年10月上旬,小野昭陆续掌握到松本二郎被关押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一些情况。
他根据上述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与助手反复磋商后认定:想要营救松本二郎,不能从典狱长和法庭院长这两个地方下手。只要这两人不在上班时,可以去寻找代替两人行使职权的人。
小野昭立即让部下对此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中央军人监狱与南京地方法院在每个星期天都不办公,只留有相应的官员值班。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小野昭的计划已经成功一大半,他的想法非常简单:既然典狱长和法庭院长可能不好对付,那就旁敲侧击。
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成风,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只要肯花钱或投其所好买通值班官员,救走松本二郎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鹰机关”很快就指使日本特务小竹以浪人身份结识了中央军人监狱狱卒牛阿孝,并以四十两黄金将他收买。
接下来,牛阿孝在监狱内部开始活动。巧的是,监狱里一位叫鲁一城的狱政官与牛阿孝有些亲戚关系。于是牛阿孝先将其拉下水,“鹰机关”同样给了鲁一城四十两黄金。
鲁一城的职级比牛阿孝较高,和几位典狱长有接触,其中一位喜好赌钱的副典狱长徐胜被鲁一城介绍给了日本人。因为他是副监狱长,“鹰机关”出价六十两黄金将其收买。
不过,只收买这一些小人物还不够,“鹰机关”在小野昭的领导下,很快就将目标对准了时任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的李柏龄。
日本人了解李柏龄不喜欢赌钱,却好色,遂雇佣了一位叫“红蔷薇”的舞女去勾引李柏龄。据说“红蔷薇”人如其名,身姿婀娜、面庞妖艳,早先也从事过秘密特务行动。
在美色面前,李柏龄很快乖乖就范,这一男一女甚至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这时,“红蔷薇”提出要和李柏龄一起东渡日本,结百年之好。
李柏龄对美人的这一提议当然求之不得,但他担心两点:一是到了日本后工作问题;二是如何筹得一笔安家费?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在“红蔷薇”的牵线介绍下,李柏龄很快被“鹰机关”收买,他同意为日本陆军省营救松本二郎出力。
1936年12月26日上午,一辆挂着特种车辆牌照的吉普车驶入中央军人监狱大门。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向岗哨出示文件和公文,声称他们是南京地方法院法官,奉命前来办理释放一名囚犯的公事。
牛阿孝、鲁一城、徐胜,还有当天值班的李柏龄早已打通好各路关节,这两名假冒地方法院法官的日本特务轻轻松松将松本二郎营救出狱。
不久,松本二郎就逃回了日本。
松本二郎被成功营救后,李柏龄再想去找“红蔷薇”和“鹰机关”,二者却早已人去楼空。
1936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突然得知此事。经过一番细查,松本二郎越狱案件被捅了出来,当时由戴笠负责的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直接向蒋介石报告。
老蒋闻讯大怒,当即下令——严查严惩,不得姑息!
复兴社特务将牛阿孝、鲁一城、徐胜在案发日值班这一点作为突破口,不问任何缘由,先把这三人抓起来。这几人根本架不住特务处的酷刑,三下五除二便乖乖招供。
逃回陕西老家的李柏龄则被抓捕人员押回南京。
1937年2月8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四名案犯均被判处死刑;2月25日,四人被执行枪决。
由于李柏龄罪大恶极,蒋介石特意下令不准其家人收尸。
1936年正值日本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关键点,李柏龄等人居然为一己私利和日本特务勾结,放跑重要案犯,不杀当然不足以平民愤!
参考资料:
[1]张玉生.“民国第一越狱案”揭秘[J].政府法制,2010(09):23-25.
[2]葛美荣.中央军人监狱1936年私放日本间谍内幕[J].档案时空,2013(11):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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