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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九个总督，有人投降，有人殉国，有人直接润出去。
清朝原本有八个总督区，1907年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故有直隶、湖广、两江、两广、四川、云贵、陕甘、闽浙、东三省九大总督区。
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行政区划示意图
清朝灭亡以后，这些前朝地方大员，或投降，或殉国，或直接润出国，也有能活的，撑到最后成了汉奸。
闲言少叙，直入主题。
第一位，四川总督赵尔丰。
将赵尔丰放在第一位，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赵尔丰，辽宁铁岭人，汉军正蓝旗出身，先后担任驻藏大臣、四川总督。
老赵学术不精，他爹和三个兄弟都中了进士，唯独他屡试不中，最后只能花钱捐官，从此踏上仕途。
关于这个人的评价比较分化，从民族大义上讲，他是一个功臣。
1905年5月，驻藏大臣凤全被杀，地方土司叛乱，继而引发西藏地方军队叛乱，再然后引发英国干涉，赵尔丰一边平定叛乱，一边在川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在担任川滇边务大臣的六年里，几乎是一边改造一边平叛。
1908年2月，赵尔丰为驻藏大臣，率兵入藏平叛，一度逼近拉萨， 迫使达赖喇嘛逃往印度。
从这一点看，他成功的粉碎了英国试图策反藏区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从维护 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他又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而正是这个角色，不仅葬送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引爆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
一切都是巧合。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巽（赵尔丰的同胞哥哥）调任东三省总督，赵尔丰代理四川总督。
实际上他到任的时间，是1911年8月2日——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
就在他到任的第三天，在同盟会会员的领导下，“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这就意味着保路运动已经从请愿发展成武装起义了。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成员，引发成都各界的请愿，继而又在总督府镇压群众，酿成三十多人死亡的“成都血案”。
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几天之内，四川境内的州县纷纷独立，四川局势全面失控。
由于川军不愿意镇压，清政府只好从湖北调集新军入川，从而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为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成功创造了条件。
一切都是刚刚好。
根据公开资料提供的信息，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期间，也曾上奏反对“铁路国有”，甚至还弹劾过提出“铁路国有”的盛宣怀等人，表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
清廷并没有理会他的诉求，只要求他坚决执行命令。
作为封建官僚的一份子，他最终没能背叛自己的立场，选择了血腥镇压。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11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此时的赵尔丰手里还握有兵权，但已经不在其位，12月初，四川驻军发生哗变，军政部长尹昌衡平定叛乱以后，诱使赵尔丰交出兵权，随即诱捕，12月22日，经过公审大会被处决。
赵尔丰不算是一个顽固派，在推动西南的改土归流、促进西南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只能说，他是赶上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最终被清王朝当枪使，结果却送了命。
严格来说，赵尔丰不算是四川最后一任总督，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三天，他就被清廷免职，取而代之的是端方，只是端方运气很不好，他带着湖北新军前来镇压，刚进入四川就被手下的新军砍死了。
九位总督中，有两人“殉职”，一个是赵尔丰，另一个就是下边这位：
第二位，闽浙总督松寿。
松寿是满洲正白旗人，佟佳氏。
这个姓氏在清朝地位及其尊贵，康熙的妈以及自己的两位皇后，都来自这个家族。影视剧《雍正王朝》中的佟国维和隆科多则分别是康熙的舅舅和表弟。
对于松寿来说，这个身份，意味着一张终身饭票。
所以，赵尔丰的官是捐来的，松寿则是直接靠恩荫出道，历任山东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西巡抚、江苏巡抚、工部右侍郎、热河都统、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察哈尔都统，1907年出任闽浙总督。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同盟会成员彭寿松从日本回国，联合福建新军中的许崇智，计划在11月12日发动起义。
其实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公开化，大家都知道福建的革命在所难免。11月8日，福建谘议局的议员劝松寿和平交出政权，松寿拒绝接受，当晚起义就提前爆发，松寿在总督府组织了旗兵抵抗，最后大势已去，吞金自杀。
松寿是九位总督中，正儿八经殉职的一位，我不太想用“顽固不化”去评价他，对于他的出身而言，他的死，恰如其分。
松寿不是顽固派，但下边这位肯定是：
第三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赵尔巽是赵尔丰的哥哥，晚清进士，汉军正蓝旗人。先后任湖南巡抚、民部尚书、盛京将军、江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
1911年4月，他从四川去东北，当东三省总督，他弟弟赵尔丰接他的班子，成了四川总督。这个时间点卡的很准，兄弟俩一起成了清末末代总督。
刚到任没多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赵尔巽比弟弟名号，不仅没有被杀，还在奉天杀了很多想要革命的人。
即便是时间来到了1912年的2月份，南北议和期间，赵尔巽依然在联合张作霖到处镇压革命党人。甚至还提出“东三省反对共和十二条”，外交上只承认清朝与各国所订的条约，其他“概不与闻”。
别看他蹦的很高，其实他是个汉人。
别看他杀人很凶，其实他是个搞文化的。
袁世凯在1914年设立清史馆，从青岛将退休的赵尔巽请来当总裁，开始编辑《清史稿》。
果然，屠夫和文人的转变，皆在一念之间。
由于军阀混战，政府换届太快，清史馆的经费也是断断续续，怀着对清王朝的眷恋，赵尔巽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
在难也要修！
《清史稿》于1927年北伐期间完稿出版。
由于编者主要是清朝旧臣，立场太明显，加上大家都是各自负责一个版块，相互之间很少去证伪，导致这部史料争议性很大。
赵尔巽自己也说了， 这部书属于“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
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部关于清史的征求意见稿，通读还是有价值的。
赵尔巽虽然是顽固派，但算不上最顽固，下边这位才是顽固到极致。
第四位，两江总督张勋。
张勋幼年父母双亡，生活贫困，1884年为了混饭在长沙当了兵，参加过中法战争、甲午战争、1895年进入北洋新军，跟随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护送慈溪太后去西安，开始受到慈溪的关注。
1901年回到北京，成为慈溪的御前侍卫。
估计正是这段经历，让张勋对清廷产生了别样的依恋和向往。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张勋调任两江总督，驻守南京抵抗革命军的进攻。
失败以后退往兖州。
南北议和以后，在袁世凯的劝说下，接受清帝退位的事实，转而被任命为江苏督军。
袁世凯能劝说他接受共和，却劝不了他剪发。
彼时南京临时政府提倡剪发，作为江苏督军，却留着象征满清统治的长辫子，确实不符合共和的潮流。
面对老袁派来的专使，张勋指着棺材回复：
我可以死，但头发不能剪。
所以张勋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辫帅”，其部下同样留着辫子，号称“辫子军”。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爆发了府院之争，张勋进京调停，随即在1916年7月1日发动政变，复辟清室。
这就是写进教科书的“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躲进了日本大使馆，不过由于他在北洋系统的人脉关系，各方纷纷为其求情。
话说回来，张勋的这次复辟，本身就是被各路军阀一起导演的一处闹剧，段祺瑞达到了赶走黎元洪的目的，对于这位老同事也就没必要深究。
张勋从大使馆出来以后，弃官经商，先后投资经营了七十多家企业，包括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金店、工厂等等等等，时人估计，张勋的资产在当时或许达到五六千万。
做生意是一把好手，发达的张勋也没忘记去拜访小主子，每次去看溥仪，张勋都不忘三跪九叩，后来在溥仪老师的劝阻下，才改为鞠躬礼。
此后北洋风云变幻，也曾有人先后邀请张勋出山，都被其谢绝，1923年张勋去世，清废帝溥仪赐谥号“忠武”。
这是武官的最高谥号，也是落魄的溥仪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赏赐”了。
对于张勋，孙中山的评价我认为是最中肯的：
"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自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
跟上边的顽固派们相比，下边这几位就比较识时务了。
第五位，湖广总督瑞澂。
瑞澂全名博尔济吉特·瑞澂，博尔济吉特是清朝叫法，它原来的称呼是孛儿只斤。
没错，瑞澂是黄金家族的后代，他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元顺帝的直系后人。其祖宗恩格德尔，在明末投靠努尔哈赤，成为努尔哈赤的侄女婿，加入满洲正黄旗。瑞澂这一脉从此也成了皇亲国戚。
需要区分的是，瑞澂的这一脉和孝庄皇后虽然都是孛儿只斤氏，却属于两个分支。
前者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后者是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尔的后代。
地理分布上，前者属于喀尔喀蒙古，后者则属于科尔沁蒙古。
作为大院的孩子，瑞澂年轻的时候纨绔成性，和另外两位劳子乔、岑春煊合称“京城三恶少”，名满京城。
同样的，这样的出身自然不用参加科举，玩够了以后，瑞澂靠祖上功德，直接恩荫入仕，成了大清的一名公务员，几经升迁，1910年成为湖广总督。
注意下，湖广总督是习惯称呼，它的官方正式称呼，叫湖北湖南总督或两湖总督。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有两个直接性的人物，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一个是前边提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另一位就是这位瑞澂。
赵尔丰制造的“成都血案”激化了保路运动，导致四川率先进入革命状态，进而调走了湖北的新军。
而瑞澂，由于10月9号孙武等人在手搓炸弹时不慎引发爆炸，导致起义的花名册被搜走。
当时的瑞澂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花名册满城抓人；另一种就是效仿当年的曹操，当众烧毁，以安定人心。
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当时的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就给他提供了第二个建议，只需要逮捕几个首要份子。
结果瑞澂当晚封城抓人，武昌新军人人自危，原本定于10月16日发动的武昌起义，在10号夜里提前爆发！
武昌起义爆发后，瑞澂从总督府后墙逃走，躲进英租界，不久出现在上海。
瑞澂跑路以后，清军大乱，第八镇统制张彪稍作抵抗，次日退守汉阳，武昌起义成功！
孙中山对此很是感激，他在评价武昌起义的时候提到：
“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
瑞澂跑到上海以后，不久传来清廷欲治其罪的消息，瑞澂只好再度跑路，去了日本，直到清朝灭亡以后才回国，1915年病死。
第六位，云贵总督李经羲。
李经羲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李鸿章的侄子，也是蔡锷的恩师和朋友，一手创办了云南讲武堂，将错过报考时间的朱德特批入校。
武昌起义之后，他明知蔡锷同情革命，却让蔡锷去弹压云南的起义军。云南起义成功以后，他又拒绝投降，搞出“可杀不可辱”的名场面。
好在蔡锷等人还念旧情，李经羲和家眷最后被礼遇出境，出走香港，清朝灭亡以后回到北京。
由于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对其非常礼遇，称帝以后李经羲在袁世凯面前可免跪不称臣，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为一起被袁世凯封为“嵩山四友”。
黎段府院之争中，他被黎元洪委任为国务总理，刚组阁七天，就被张勋复辟架空，成为民国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理。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李经羲彻底退出政坛，从此安心做寓公，1925年病逝于上海。
第七位，陕甘总督长庚。
长庚，伊尔根觉罗氏，满族八大姓之一，此人的履历主要在西部地区，先后出任驻藏大臣、伊犁将军等职，镇压藏民起义，回民起义，与俄国交涉，收回被俄国租借十年的巴尔鲁克山，维护国家主权。
1908出任陕甘总督。
在总督任上不到三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此时的长庚年事已高，有心无力，在溥仪宣布退位以后，也承认了共和，将官印交给是甘肃布政使赵维熙，跑到北京过起了退休生活。
1914年去世，享年71岁。
第八位，直隶总督张镇芳。
张镇芳，河南项城人，1892年进士，被安排在户部做了八年京官，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他刚服丧完回京，听说两宫西狩，赶紧追上去，中途碰到溃兵，又折返回来，然后回老家筹足了盘缠继续往西安追。
这段经历让慈溪对他刮目相看，但他真正的飞黄腾达，还是因为袁世凯。
张镇芳不仅是袁世凯的老乡，他的姐姐还是袁世凯的嫂子。
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时候，张镇芳开始受到重用，不过基本都是负责财政方面的工作。
他的直隶总督，可以说纯粹是捡来的。
1911年底，直隶总督陈夔龙因病退休，此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大清朝人心离散，张镇芳从长芦盐运使跨岗接任直隶总督，他上任的时间是1912年2月2日，十天以后，溥仪退位，大清灭亡。，
可以说是总督史上在人世间最短的一位，没有之一。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张镇芳被安排回老家，就任河南督军，开始在河南大杀四方，搞白色恐怖统治，替袁世凯清除同盟会影响。
由于杀人太多，引起众怒，在镇压白狼起义中又屡屡失利，1914年被袁世凯以“剿匪不力乱杀青年”为名免职。
我始终没法理解，一个进士出身，大半仕途都是搞财政收税、一辈子没带兵打过仗的人，一朝出任督军，对老乡居然会如此丧心病狂。
尤其自相矛盾的是，此人还极其关心河南的教育事业，早在1907年，他就捐资6万两在项城修了一座百冢铺师范学堂，是河南的第一所师范学堂。
就职河南督军以后，也是他提议，在开封设立一所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这所学校后来叫河南大学，民国五大高校之一。
去职以后，张镇芳转行做起了生意，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鼓吹过帝制，袁世凯死后，又跟张勋混到了一起，在张勋短暂的复辟中被封为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
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张镇芳被判无期徒刑，然后花了四十万，在判决第二天出狱。
从此不再过问政治，1933年病卒，时年70岁。
最后一位，两广总督张鸣岐。
在清末九位总督中，张鸣岐是最年轻的一位，34岁就任两广提督。
同时也是名声最差的一位，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出生比较晚，然后一口气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然后丢了节操成了汉奸。
张鸣岐最高学历是举人，之所以能做到总督，纯粹是靠关系和金钱。
1898年，23岁的张鸣岐碰到了37岁的广西巡抚岑春煊（上边提到的京城三恶少之一），不知道两人碰撞出了怎样的思想火花，自此以后，张鸣岐成为岑春煊的幕僚。
1903年，岑春煊就任两广总督，张鸣岐被任命为总文案，兼管两广学务处，继而又兼管练兵处。
1904年，随同岑春煊进入广西镇压民变，兼任广西巡抚李经羲幕僚，被李举荐为道员，次年被岑春煊举荐为广西布政使（省长）。
李和岑并非政治盟友，让张鸣岐做他的幕僚，纯粹是为了跟岑搞好关系，举荐张成为四品大员，也是为张鸣岐沟通两人关系的回报，也是为后来岑举荐张为布政使行避嫌之举。
1906年代理广西巡抚，1910年，通过贿赂庆亲王奕劻（岑春煊的政敌），成为两广总督。
从白身到总督，张鸣岐用了八年。
此人属于骑墙派，岑春煊一路举荐他，最后他却投靠奕劻和袁世凯，导致岑春煊跟他恩断义绝。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他眼看大清要乱，赶紧跟新军表示自己不反对革命，没过几天清廷发电让他维持秩序，他又觉得大清喘过气了，赶紧将独立大旗和灯笼毁掉，反过来张贴告示，禁止独立。
这种折腾，群众是很不满意的，于是广州城大乱，张鸣岐不知有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京城失守”，于是接受广东各界要求，宣布广东独立。
独立大会上，各界推举张鸣岐为广东都督，不料当晚此人就携款跑路，先是到了香港，不久又出现在日本。
我相信他内心是害怕革命的，毕竟，他手上还沾着黄花岗烈士的鲜血。
至少在他心里，是担心自己被清算的。
袁世凯上台以后，张鸣岐回国，为袁世凯复辟四处鼓吹，袁世凯去世以后，他隐居上海法租界，1927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他又跑到天津英租界隐居。（我怀疑他在躲着国民党人）
九一八以后，他又跳出来，跟另一个汉奸白坚武合作，勾结日本特务，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在日战区组织汉奸组织，并参加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1945年3月，日军濒于战败之际，张鸣岐又与王揖唐、殷汝耕等发起乙酉法会，祈祷“大东亚战争必胜”。
由此可见，此人是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更不要提民族气节，从岑春煊到袁世凯，再到日本人，有奶便是娘，谁给钱跟谁混。
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5，张鸣岐病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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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17 21: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