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就开枪”，印度年轻公务员被用枪指着头逼迫结婚，绑匪还提供套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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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媒1月10日报道）

本应成为阿维纳什·米什拉通往更好生活的敲门砖的政府工作，如今却成了他的噩梦。这位28岁的教师来自印度北部贫困的比哈尔邦的蒙格尔地区，他每晚都要在街上巡视，留意不熟悉的车辆和面孔，生怕被岳父岳母绑架。
米什拉声音颤抖地说，“他们想让我完成这场持枪胁迫的婚姻，当我被绑架，枪指着头被迫举行仪式时，这怎么能叫婚姻呢？”
比哈尔邦目前正面临着“帕卡杜阿·比亚”或称为“持枪婚礼”的问题，即新郎被绑架并被迫在枪口下与一名女孩结婚。这源于古老的嫁妆传统，新郎家会在同意婚事前索要金钱；而新娘家则束手无策。在比哈尔邦——印度最贫困的邦之一，这一问题因僵化的种姓制度、家庭矛盾和经济社会压力而尤为严重。
据报道，持枪婚礼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出现大幅激增，当时嫁妆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当时失业率很高，因此有工作的年轻人非常抢手。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2009年后急剧下降。但现在，绑架事件又卷土重来。
32岁的拉杰什·库马尔是州电力局的一名工程师，他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他们跟踪了我的日常行程好几周，他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去上班，会去哪个茶摊，甚至知道我妹妹上大学的时间，”他说。他现在生活在另一个城市，时刻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下，“那帮人在我妹妹的大学外向我家人展示了他们武装成员的照片，意思很明确：合作，否则后果自负。”

据州犯罪记录局统计，2020年1月至11月期间，共报告了7194起强迫婚姻案件，而2019年和2018年分别报告了10925起和10310起。但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每报告一起案件，就至少有三起案件未被报告，”比哈尔邦中部的一名高级警官苏博德·库马尔说。“大多数受害者保持沉默，害怕犯罪团伙的报复或社会舆论的压力。”他注意到，最近政府职位任命的激增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为这些团伙创造了新的“理想目标”群体。
失业悖论
比哈尔邦的失业危机已成为强迫婚姻意想不到的催化剂，年轻人（15-29岁）的失业率高达13.9%，显著高于全国10%的平均水平，政府工作就像是一张黄金门票，因此成为了绑架团伙的首要目标。
“这是一场完美风暴，”巴特那大学经济学家阿洛克·辛格博士说，“该州最近的招聘活动在失业大军中创造了就业孤岛。当一个年轻人获得政府职位时，他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他还成为了一个目标。”
就业稀缺也改变了这些团伙的运作方式，最近逃脱绑架企图的桑托什·辛格描述了他们复杂的监视技术。“他们维护着最新政府招聘人员的数据库，监控（求职考试）辅导中心，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追踪求职成功的庆祝信息，”他说，尽管获得了新工作，但他现在正准备离开这个邦。

婚姻黑帮内幕
在该邦首府巴特那，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昏暗办公室里，拉姆·库马尔·米什拉展开了一份看似商业文件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价目表，”他解释说，指着上面精心分类的价格。“工程师：80万至100万卢比（9328至11660美元）；医生：120万至150万卢比（1.4万至1.75万美元）。政府官员：50万至70万卢比（5830至8162美元）。他们甚至为家庭提供分期付款选项。”
这些团伙已经从粗暴的绑架行为演变成复杂的企业，“他们在各个地区都有安全屋，有常年聘用的律师，甚至雇佣当地摄影师记录婚姻以确保其法律有效性，”一名要求匿名的警官透露，“一些团伙提供‘套餐’服务，包括保护服务、法律文件和甚至为不情愿的新郎提供‘适应辅导’。”
曾是团伙成员后转为警方线人的马诺吉·沙玛提供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解。他说，“每次行动都需要数周的计划，我们在辅导中心、政府办公室，甚至当地的茶馆里都有人。在行动之前，我们会摸清目标的整个日常行程。”
高种姓难题
“讽刺的是，残酷的现实是，”德里大学拉吉达尼学院政治学教授纳瓦尔·基肖尔博士说，“传统上要求高额嫁妆的高种姓家庭，现在却利用这些团伙来抓住新郎，而且不用支付嫁妆。”
基肖尔追溯这一做法的根源，提到了比哈尔邦绍拉特村的斯瓦拉吉·梅拉或绍拉特大会，这是一个传统的集会，是上层种姓的麦斯尔婆罗门独特的相亲活动，在这里，会对准新娘和新郎的家族血统和占星学上的相容性进行仔细审查。

“成功”的生意
“现在，团伙不仅承诺婚姻，还保证其成功，”资深记者因德拉吉特·辛格说，“他们会在婚后监视新郎，确保他不会逃跑，甚至会调解家庭纠纷，这是一个套餐交易。”
这种商业化使得曾经衰落的做法转变为复杂的犯罪活动，虽然有人将最近的激增归因于描绘这些强迫婚姻的网络剧《帕卡杜阿·维瓦赫》（意为“绑架婚姻”）的流行，但警官库马尔并不同意这一看法：“这是经济问题，不是娱乐问题，该州最近的招聘狂潮创造了更多的目标。”
这些团伙也适应了现代时代，“他们现在使用数字监控、追踪社交媒体，甚至设立虚假的求职咨询公司作为幌子，”网络犯罪部门警官拉凯什·库马尔说。“最近，我们发现一个团伙利用求职门户网站来识别潜在目标。”

打破循环
曾在比哈尔邦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任职的印度警察服务前官员阿米塔布·达斯看到了这一持续存在的做法背后复杂的社会和管理失败网络。
他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犯罪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些团伙利用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工作被视为终极保障，嫁妆需求使得婚姻变得负担不起，而种姓等级仍然决定着社会流动性。”
达斯指出了当前警方措施的低效，“在各区设立反强迫婚姻小组在纸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情况却不同。这些团伙在各处都有线人，从当地茶馆到政府办公室。他们知道新一批官员何时被招聘、被派往何处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通常，等到警方介入时，婚姻已经完成，并变成了‘家庭事务’。”
“真正的悲剧是，”他补充道，“这一做法已经从孤立事件演变成一个有组织的行业。我们见过一些案件，团伙为维护潜在目标的详细档案，其中包括家谱、财务状况和职业轨迹。有些甚至有政治保护。”
对于阿维纳什·米什拉来说，这些揭露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安慰。他那份新发的任命书躺在抽屉里，提醒着他在比哈尔邦，成功有时会成为你最大的弱点。
“我为了这份工作准备了好几年，”他望着窗外落日的余晖说，“现在我每天都要为应对下一个威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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