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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中国，腐败一直是难以解决的痼疾，历朝历代，为了反腐绞尽脑汁，但效果皆不尽如人意。
朱元璋是反腐最厉害的皇帝，他规定贪污60两以上就要处以死刑，规定老百姓一旦发现贪官，可以自行将其扭送到京城，地方无权阻拦，为了震慑官员，他还将贪官污吏的皮剥下来，以儆效尤。
据统计，朱元璋任内杀死了1-1.5万官员，而当时大明朝全国的官员编制不过2万人，官员的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50%。
即使朱元璋如此狠辣，贪官污吏还是络绎不绝，官员们仿佛像敢死队一样，奔向朱元璋的屠刀。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绝望了，感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治愈重而犯众多！”
朱元璋死后，大明朝的吏治迅速垮塌，明朝也因此成为最腐败的朝代之一。朱元璋的悲剧似乎彰显了腐败在秦制下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那么，为什么腐败无法根治，还愈演愈烈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1、权力与财富高度不匹配。
2、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首先，官员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个权力不是指对上的权力，而是对下的权力。
中国古代的政治演变逻辑，整体是加强皇权，削弱臣子对皇帝的制衡，从春秋的贵族，到魏晋的门阀，再到宋朝后的士大夫，再到朱元璋废除丞相，雍正设立军机处，臣子的权力一代比一代弱。
皇帝还发明了一套分权制衡之术，西方有三权分立，我们的分立更多，只是这个分立是在皇权之下，为的是让臣子互相制衡，进而稳固皇权，与西方分权的初衷相反。
到了明清，官僚集团完全成了皇帝的奴才，统治架构彻底变成一群受宠的奴才统治一群不受宠的奴才，上到一品大员下到平头百姓，皇帝都可以平等治罪。
但是对皇帝弱小不代表对老百姓无权，在对下方面，官员的权力一直是很大的，古代叫父母官，县官对于一县的百姓可是有生杀大权，当地的富户一般也是待宰羔羊。
那些不怕县官的大户，一般也是家里有人在朝中做官，那种家中无功名的富户，只能通过行贿来买得平安。
相对于官员拥有的权力，他的薪水却是很低的。
比如明朝，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水平是极低的，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到中后期，更是拿外国进贡的胡椒苏木来充当俸禄，惹得官员们叫苦不迭。
明代的清官穷到什么程度？比如洪武朝弘文馆的学士罗复仁，朱元璋去他家微服私访时看到他站在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粉壁，弄得灰头土脸，搞得朱元璋十分同情，赏了他一套大宅子。再比如官至正三品的通政史离职时，竟然“贫不能归”，只能变卖四岁的女儿。
到清代，官员的法定俸禄仍然很低，不能满足日常开销，比如张宏杰就曾计算，曾国藩在翰林院做检讨时，年收入为129两左右，年支出却达到了608两，没有额外收入根本活不下去。
那么为什么官员总是入不敷出呢，根本在于历朝历代只考虑了官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没有考虑其它花费。
比如官员们在官场要打通关系进行应酬，这就要花钱。
官员们还要负担一部分下属的工资，比如师爷、账房和家仆。在明清时期，朝廷不负责小吏的俸禄，很多小吏的工资都是从地方税收中截留还有官员自掏腰包，这就决定了朝廷那点工资根本不够。
而且这里还有人性的因素，漫长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权钱注定不分家，有权的人一定会追求有钱（除了极少数），至少要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一个掌握别人生死的人比一个普通小商贩还贫穷，这是有权之人绝对无法忍受的。
古代官员掌握的巨大权力就决定了他们的财富胃口不会小，要想让所有官员的工资都和其拥有的权力匹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高度富裕，财政收入庞大的宋朝也只能对中高级官员高薪养廉，但广大低级官吏仍然是薄俸制。
要想让官员的权力和财富匹配，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削弱官员的权力，让议会掌握大权，并加强外部监督，正如英国，另一个如新加坡，进行高薪养廉，但新加坡是小政府，人均GDP又极高，生产力不是古代中国能比。
实际上在秦制国家，有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官僚队伍的扩大总是超过财政扩张的速度，朝廷永远无法完全支付维持官僚系统的经济成本。
相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帝制中国的统治成本要高得多。要想扩大皇权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控制越严密，需要的官吏越多，成本自然水涨船高，而秦制国家的造血能力又总是不足的，过度的汲取往往会损害民间经济的活力，加上官僚队伍天生的部门主义倾向，最终总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
既然朝廷无法覆盖隐性的成本，官员们自然会自己解决，这直接导致了贪腐问题的无解。
除了权力财富不匹配的问题，还有一点经常被人忽视，那就是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乾隆明知道和珅是巨贪，还要用和珅，《大明王朝1566》中的嘉靖对海瑞说黄河要用，长江也要用，浊流也有作用。皇权的特性决定了贪官的生态位比清官要大的多。
什么是清官，其实就是坚信儒家价值观的一群人，他们“从道不从君”，真的相信君主要为天下百姓负责，还认为自己有义务劝说君主奉行正道。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是外儒内法，皇帝并不是为百姓服务，他考虑百姓更多是站在“社会稳定”的角度，他的更多行为是出自私心。很多时候，清官和皇帝的想法并不一致，甚至经常对着干。
比如嘉靖皇帝要把控朝政，敛财修道，清流们就反对，只能用严嵩。万历皇帝要搜刮民财来修建宫殿，清流们也反对，只能让太监去干。宋高宗想和金人议和，岳飞就反对，只能用秦桧。
除了不听话，清官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帝没有他们的把柄。
韩非子说君主要控制臣子，必须胡萝卜加大棒，臣子惧怕君主的刑罚贪图君主的赏赐，也会完全执行君主的命令。但是那些讲道德到极致的清官恰恰不在乎这两点。
比如海瑞，你要杀他，他不但不生气，还觉得自己是文死谏，能青史留名，你要赏他，他也不在乎，宁肯清贫，穿打补丁的衣服。
再比如岳飞，赵构怎么威逼利诱都不听，就是要收回故土，迎回二圣，还深受士兵爱戴。
对于君主来说，这些清流某种程度成了“无敌之人”，君主已经没有手段可以控制他们。海瑞没有兵权威胁还不大，岳飞有了兵权，皇帝出于安全只能除掉他。
（岳飞海瑞，两个无敌之人）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古代很多官员甚至会“主动贪污”，以向君主表示自己贪图富贵，没有野心，以此求得自保。
比如秦楚决战时，王翦在出征前故意向嬴政要田产，数量是狮子大开口，嬴政不仅没生气，反而十分放心。后来他的部将不解，询问王翦，王就说其实自己并不是真的在乎钱财，而是一个贪图利益，把柄在大王手里的人，大王才会放心。
再比如刘邦夺取天下时，萧何最初为官清廉，老百姓交口称赞，最后这段话传到了刘邦耳朵里，萧何知道后万分惊恐，立即开始贪污，老百姓纷纷告状，刘邦听了却十分高兴，说有这样的人为我治理后方我就放心了。
只要萧何贪图享乐，自毁名誉，刘邦就有他的把柄，自然无需担忧他形成威胁。刘邦夺取天下后，开始清洗功臣，贪污的萧何位极人臣却能平安落地，与这股智慧息息相关。
这样憋屈的互动不止发生在古代中国，在其它实行类秦制的国家，如东罗马帝国，也经常发生。
当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启了收复失地运动，名将贝利撒留只用1万多人就接连收复北非和意大利，贝利撒留得到士兵的拥护，回到首都君士坦丁堡更是万人空巷，俨然是全国的明星。
对于贝利撒留的功绩，查士丁尼不仅不感冒，反而疑心重重，多次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召贝利撒留回首都，然后就软禁起来，最后贝利撒留甚至被怀疑谋反直接下狱，最后在妻子的活动下才勉强脱身。
在专制主义下，功高盖主，没有把柄的臣子处境是最危险的，远比贪污要危险的多。试想如果所有臣子都像海瑞岳飞那样，皇帝还能为所欲为吗？皇权还能保障吗？那不真正成了天下人的君主。
残酷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皇权专制无法根除腐败，要想真正遏制腐败，必须用现代的思路和办法，光从故纸堆中找答案，一定是徒劳无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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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27 17:4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