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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传记很多，但后人写商鞅的传记，不管说得多天花乱坠，能依据的基本材料，其实没多少。
最基本的，当然是《史记·商君列传》。其实这一篇当中，有几分真假，很多地方都不好说。不过从这篇里，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汉朝人心目中的商鞅是什么样子。
下面我们扼要分析一下《史记·商君列传》，这里只讲象征意味比较浓郁的部分。
用商鞅还是杀商鞅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痤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
商鞅是卫国的一个小贵族，保卫的卫，所以年轻时叫卫鞅或者公孙鞅，公孙就是表示可能是某位卫国国君的孙子，战国时礼崩乐坏，公孙也就是个泛泛的敬语，不是值得较真的问题。
卫国早就是弱小得一塌糊涂的国家，即使真是国君的后代，也是没什么特权地位了，但是商鞅的家庭条件，还足以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说过多次，统治阶级边缘人，很多东西都是能看见但是不拥有，人的奋斗意志往往就会最大限度激发出来。但是，内心的仇恨意识，往往也会非常强，大贵族和他们相处时，那种有意识无意识的蔑视或者漠视，都可能在他们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商鞅曾经在魏国的相国公叔痤门下做门客，公叔痤很欣赏他。刚巧公叔痤生病了，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说：“您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
公叔痤回答说，我门下有个年轻人叫公孙鞅，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
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公叔痤屏退左右，说：“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
魏王走了。公叔痤召来公孙鞅，道歉说：“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先忠于君，后考虑臣，因为忠于君，我劝杀掉你，因为考虑臣，我劝你赶紧逃。”
商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没当回事。
果不其然，魏惠王离开后，对随侍人员说：“公叔痤的病很严重，真是让人悲伤，他想要我把国政全部交给公孙鞅掌管，完了又劝我将他杀死，这岂不是很糊涂吗？”
这段情节，就是非常典型的有象征意义但是不必太关心真假的故事。
实际上这是个套路，一个大臣劝国君，你要对某人好，见国君不听，就劝那你就杀了他，这种话术《史记》里就出现了不止一回。而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商鞅的故事，也是《战国策》《吕氏春秋》里早就有的。
《史记》的特色，是加了商鞅的反应，“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
加得好，商鞅这个人的见识、气度写出来了。
其实你仔细想，商鞅这话的逻辑是不对的。因为相国的人选，对魏惠王来说是大事，杀掉商鞅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对魏惠王来说是小事。公叔痤也是老臣了，大事不听你的，小事给你个面子，不奇怪吧？就是99%的可能不听，还有1%的可能听了呢？因为杀掉这时的商鞅，对魏惠王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是根本无需认真对待因此如何处理也就有很大随机性的事，你商鞅可就是这么一条命啊。
但是商鞅就是不走。因为商鞅如果走了，然后梁惠王那个话传出来，我怎么会屑于专门去杀这么个小把戏呢？这就成了商鞅履历上的一个污点，魏王根本就不屑于杀你，可是瞧你逃跑的那个怂样！商鞅不走，那这件事就成了对商鞅的一次非常好的炒作，商鞅是多么地有预见性，商鞅又是多么地气定神闲。
商鞅就是这么一个不惜赌自己的命，也要让大家都看见自己的人。
商鞅四见秦孝公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智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后来商鞅还是去了秦国，因为听说秦孝公求贤。对照《秦本纪》，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曾长期在魏国流亡，是从魏国学了变法方案，然后回秦国的。魏惠王时代，魏国有不少人才流向秦国，因为魏国的变革期已经过去了，阶层上升窗口已经关闭，却培养了一大批有治国胸怀和能力的年轻人，这个国家已经无法消化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了，必然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外流。
到秦国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很多人热衷讨论的问题，景监到底是不是一个宦官。
我只能回答，司马迁肯定认为景监是宦官。这不是因为说他名字里有个“监”和后来的太监巧合了，今人可能因此误会但和司马迁无关。司马迁的看法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对任安说，你不要让我推荐人才了，人才是不愿意和我这样的受过宫刑的人发生关联的。然后司马迁举了一堆例子，人如果和宦官接近了，就跌份了，其中就包括商鞅通过景监见秦孝公。
战国时代，一方面君主想积极引用原来贵族圈子之外的人才，另一方面又没有成熟稳定的官员选拔渠道，那么最重要的办法，就是靠自己亲近的人推荐，而宦官总是君主最亲近的人。当然，今天我们倒也没有必要再觉得通过宦官推荐就不体面。
《史记》写，商鞅通过景监，先后四次见秦孝公：
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谈“帝道”的方法，把秦孝公差点听睡着了。然后对景监发火，说你给我推荐了什么人，这种人有什么用呢？
第二次，谈“王道”，秦孝公还是心不在焉。
第三次，谈“霸道”，把秦孝公听精神了。
回来后，商鞅说，我知道该和国君说什么了。于是第四次见秦孝公，谈了“强国之术”，这一趟聊下来，秦孝公是铁了心要用商鞅了。
但是商鞅感叹：“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默默无闻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强兵之术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这一段，又是一个只需要关心象征意义不必较真的情节。
关键问题在于所谓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到底是什么？
很多词的含义，古今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帝”，现在受西方影响，我们把国内文化多元，有多个民族，对外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热衷武力征服的幅员辽阔的大国，称为帝国。所以给人“帝国”很强悍的印象，说到秦汉隋唐，喜欢说秦汉帝国，隋唐帝国，给人感觉比较文弱的宋朝，宋帝国的说法就比较少用。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传统文献中，帝国这个词很少见，而且含义很温柔。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说“帝道”，其实也就是上古的帝的治国之道。帝的代表有黄帝，黄帝之道，也就是无为而治。杰出的帝，还有尧和舜，帝道也就是要实行禅让制度，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才是商鞅和秦孝公谈的帝道，是这套内容把秦孝公听睡着了。
商鞅第二次见秦孝公说“王道”，夏商周三代开国的王实行的政策。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四个人，称“三王”。
王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亲亲尊尊，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内嵌运转，外面用礼乐教化包装的那套制度。
商鞅第三次见秦孝公说“霸道”，也就是春秋霸主所采用的政策，霸道是一个超级大国，凌驾在其他诸侯国之上，也就是所谓霸主，但霸主是有道德底线的，要兴灭国继绝世维护国际和平打击区域强权禁止同盟国家的国君宠爱小老婆……诸如此类。注意，商鞅讲霸道让秦孝公有了兴趣，但还没有被彻底打动。只是通过谈霸道，商鞅知道秦孝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
于是商鞅第四次见秦孝公，这次才是未来变法的实际内容，说得秦孝公不知不觉往商鞅跟前凑。这次说的不是“霸道”，而是“强国之术”。
强国之术就是让自己国家更强大，但不用再尽霸主对同盟国的责任，把自己越变越强，是唯一的目的。
从道德角度看，强国之术是层次最低的，但是秦孝公就爱听这个。
司马迁作为一个汉朝人，一个生活在儒家已经取得胜利的时代的人，写这一段在表达什么？
第一，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道德视角下的历史退化论。帝道是黄帝尧舜，最古老；王道近一点，夏商周三代；霸道是近代史，春秋时代推崇的；强国之术是当下的选择。越接近现在，道德越差。
第二，站在黄老道家和儒家立场上，这也是一种胜利宣言。他们和法家辩论，最吃亏的地方，就是被法家嘲笑不切实际，你们调子唱得高，可是能解决问题吗？我们法家理论见效快了去了。
而这个故事讲的道理是，法家见效快，可是保质期也短啊，秦朝两代就完了，怎么和商朝、周朝几百年的历史比？把这个结论塞进商鞅嘴巴里，让这个法家实践大师自己感慨，秦国没有走上正确的道路，而秦孝公就是一个品位低下的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儒生体会到胜利的快感的吗？
实际上，让一个坏人，自己预言自己的悲惨结局，是《史记》非常常用的手法。著名的法家人物李斯，也是自己享尽荣华富贵的时候感叹，过头了，我的结局恐怕要不好。汉代的阴谋大师陈平，也曾预言，我阴谋用多了，伤了阴德，儿孙只怕要糟，后来果然就糟了。
把《史记》通读一遍，就会发现很多桥段是反复出现的。
当然，还是有不少读者和进行再创作的作者，要把这段内容当真，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路径。
一种是鄙视商鞅的，你看商鞅这人，毫无底线毫无原则，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国君爱听什么，他就讲什么，就是一个投机者。司马迁本人就是鄙视商鞅的，所以他在《商君列传》最后议论说，商鞅谈高端的帝王术，是他学到过一些这方面知识，但不是本心（“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刚巧秦孝公喜欢低级的，他们君臣才是真投缘。
一种是赞美商鞅的，商鞅太有原则太有主张了，他有宏伟的政治蓝图，可是他怎么确定秦孝公才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政治蓝图的人呢？所以，商鞅四见秦孝公，你以为是秦孝公在面试商鞅，其实是商鞅在面试秦孝公，商鞅需要确定，秦孝公是不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法家理想的人。
两种解释，作为文艺性的二次创作都是可以站住的，但文艺作品还是就当文艺作品看待，别当真。
要不要变法？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
秦孝公已经决定重用商鞅了，商鞅要变法，于是就有了一场商鞅和秦国保守派贵族的辩论。
《战国策》里记录了赵武灵王为了胡服骑射，和赵国贵族有一段辩论。后来有人把这场辩论挪用到商鞅身上，于是有了《商君书·更法》，也就是《商君书》的第一篇。《史记》又对这一篇进行了缩写，应该说缩写得很好，因为《商君书》看得出挪用痕迹，而《史记》里挪用痕迹已经不见了。
换言之，这场辩论很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辩论的内容没有价值。这段文字既然能被挪用来挪用去，说明它确实能反映战国时代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某些一般看法。
秦孝公想要变法，《更法篇》比《史记》多了一句话：“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这句话很重要，“虑世事之变”是变法的原因，时代变了，不变不行；“讨正法之本”是变法的方法，确立新制度的根本原则，注意，“法”的含义比法律要广，所谓“变法”，是改变制度，根据制度需求出台新的政策和法规；“求使民之道”是变法的内容，以前秦国的民众没有充分为国君所用，以后要把他们都用起来。
但是秦孝公“恐天下议己”，担忧天下人批评自己。为什么变法会导致君主受批评呢？价值观层面说，改变旧制度就是不对；利益冲突的角度说，变法的结果是对国君有利，但对贵族和民众是不是有利，就不好说了。
这里《更法篇》又多了一句话，秦孝公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同措）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作为新国君，我的责任是不能忘了社稷；你们作为臣子，制度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突出君主的权威。
这意思说得就很明白了。秦孝公想讨论的，根本就不是该不该变法，而是要臣下们给自己找辙，怎么才能既变法，而他又不受到指责。
接下来商鞅的论述，就是要满足秦孝公的这个需求。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
简单概括，商鞅说了三层意思：
第一，做事一定要坚决，一旦犹豫不决，就什么都做不成。这是激励秦孝公，一定要下定决心。
第二，高明的人物，一定会受到世俗非议的，所以重大决策，没有必要和太多人商议，一般人，等他们享受到好处，也就明白了，这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意思是，您拍板，就可以了，不必听取别人的意见。
第三，可以强国利民，那就改革，古代的圣王也就是这么做的。
商鞅在回应秦孝公既想要变法，又想免于被指责的要求。指责肯定有，但可以不在乎。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基本上仍然使用的是儒家的语言，整段话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商鞅的论述里，也强调要重视人民的幸福，也强调要学习古代，因为古代的圣王就是在不断改革的，所以改革才是继承伟大传统，相反拒绝改革，反而是违背传统。
实际上真的去看《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很多主张，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场面话和具体规划，往往是不一致的。有些话直接说就等于掀桌子，可以写在策划方案里，但是不能写在宣传海报上。
但是，商鞅之外的人，并不配合秦孝公。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一个叫甘龙的站出来了，反驳了一堆，一句话概括，就是无为而治，别折腾了。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反驳，基本还是重复自己第一段话的意思。递进一层的就是，第一段只说了一种笨蛋，普通民众，这一段强调了还有一种笨蛋，就是“学者”，书呆子，“溺于所闻”，他们快被自己掌握的那点知识淹死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应用。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又有一个叫杜挚的，跳出来算成本-收益，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旧制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工具。还是照老办法来。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商鞅还是重复第一段意思，改革才是继承伟大传统，只不过举例论证了，想当年，商汤、周武王就是改革的，所以称王于天下，夏桀、商纣王就是拒绝改革，结果导致灭亡。
于是秦孝公拍板：“善！”商鞅说得好，变法就启动了。
把这场辩论读完，会发现其实信息量是很低的。
甘龙说不变法好，因为不变法才“吏习而民安”，官吏们也习惯，人民也安居乐业。今天能想到的正常反驳当然是，你说官吏们习惯，我就给你算算账，现在行政系统效率有多低下，贪污有多严重，这种习惯，难道是好事吗？你说人民安居乐业，我就给你算算，现在大秦民众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或者商鞅的算法更可能是，你要是让民众“不安”起来，我大秦的粮食产量可以提升多少？兵员可以增加多少？但是这些内容，都没有。
其实这些内容刚好可以回应杜挚的“利不百，不变法”的话，变法到底可以带来多大的收益，但是商鞅没有从这个角度展开。相应地，商鞅说“商汤、周武王就是改革的，所以称王于天下，夏桀、商纣王就是拒绝改革，结果导致灭亡”，这话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反驳，但是甘龙、杜挚也是啥也没说。
所以说，这种辩论纯粹就是形式主义，重点就是有了这么一次辩论，让商鞅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反对变法的是笨蛋。然后秦孝公定性，商鞅说得好，具体的论据、论证，都不重要。
所以我说，历史上是不是真有一次商鞅和甘龙、杜挚的辩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份没有实质内容的辩论还被抄来抄去的，说明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吵吵闹闹，在古代朝堂之上有多普遍。
辕门立木
接下来一段特别重要，是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段话是每一句都值得拿出来单独讲一讲的，不过这里不讲商鞅具体怎么变法的，那是一个单独的话题。
再接下来讲什么呢？法令制定好了，还没有公布，因为担心民众不相信新法，于是有了“辕门立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故事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问题是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
最明显的是“立信”，让民众相信，国君颁布的新法，是说话算话的。这一段，让非常反感商鞅的司马光，也发表了一番议论，说商鞅是个刻薄的人，又生在战争频繁的乱世，国和国之间都互相使用欺骗和暴力，但商鞅对国内民众还是讲信用的，何况天下太平时代的统治者呢？这是对商鞅表示一点认可。
除了这个角度，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别的观察角度。
很明显，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这个行为很无聊。即使确有搬的必要，雇一个劳动力怎么也花不到五十金。你这是扰乱劳务市场，也不符合供求关系、市场均衡价格嘛。但商鞅硬是立刻兑现了五十金，这是告诉大家：只要是新法规定的事，不管多么无聊多么荒诞不经，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照着做，总有好处。
服从就能获益，也许大多数人确实会选择服从，但也不是所有的人。我们假设一下，假设在辕门立木的现场，有这么三位，孟子、庄子、范蠡，他们三个会怎么看待商鞅的行为？他们会不会下场来搬这根木头？
孟子肯定不会。因为他爱讲“义利之辨”，咱们也不是拒绝利，但是更要追求义。搬木头这个搅乱市场的行为，无义可言，则对这点利，我当然是“不动心”的，我甚至还要大声反对，你有这个钱，就不要再收面门房的房租了好不好？商人有积压的商品，你就采购掉保障他的现金流好不好？这些主张都是有《孟子》原文作依据的。按照孟子的逻辑评价商鞅的做法，辕门立木，属于该花钱的地方不花，不该花钱的地方乱花。
庄子呢？也不会。庄子会一眼看穿商鞅的用心，你这不是想通过这个行为，让人以后都听你的，而不思考一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彻底变成你的工具吗？今天这些人能为了你的赏金去搬木头，明天就能为了你的赏金去砍人头，而根本不管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当然，庄子不是一个会激烈反抗的人，所以他会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搬就是不搬不搬就是搬赏五十金就是不赏五十金不赏五十金就是赏五十金你折腾你的我还是梦蝴蝶去吧。
范蠡呢？还是不会。人家是大富豪啊，五十金人根本瞧不上，要是心血来潮，说不定还会拿出一百金来跟那个要搬木头的小伙子说：“这个给你，别搬了！”
所以说，像孟子这种道德感太强的人，像庄子这种太聪明的人，像范蠡这种太有钱的人，都很可能通不过商鞅的这个服从性测试。从新法推行的角度说，这些人都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都是新法流畅运转的阻碍，他们的言论，他们的钱，都是麻烦。
所以，为了新法的绝对权威，这些人都应该让他们消失。
去读《商君书》，会发现大量内容就是在论述，要让这些人消失。所以说，辕门立木这个故事是不是编的？照例很难考究真假，但编也是对商鞅的新法有很深体验的人在编，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民众的话语权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商君列传》记载，新法施行了整一年，秦国老百姓到国都上访，说新法不合适的，数以千计。刚巧这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新法推不下去，就是上层就不遵守，于是上行下效。
于是商鞅要依法处罚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把刑罚施加在太子的两个老师身上。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
这里又有个问题，按照《史记》提供的时间，商鞅变法在秦孝公三年，变法一年后秦孝公是二十四岁，二十四岁的国君的儿子，能有多大？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太子犯法并不存在，太子确实犯过新法，但那是后来的事。《史记》把这事提前了，这样商鞅刚一变法，就有了激烈的戏剧冲突，故事是更好看了。
往下看，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觉得新法好了，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还有，百姓都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农村和城区都秩序安定。当初说新法不好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新法好了。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把国家的教化搞坏的，就是这些人，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中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这个故事，又是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信念：应该禁止民众评论君主和国家政令的好坏。在法家著作里，是有一串这样的故事的。
《韩非子》里讲，秦昭襄王生病，秦国百姓买牛祭神，为他祈祷。秦昭襄王知道后，反应不是感动，而是罚为自己祈祷的人，每人出两副甲。
这个故事和《商君列传》里这个，是一个套路，也是你说我好或者你对我好，但是我就是要惩罚你。秦昭襄王这个故事比《商君列传》寓意更清晰，因为《韩非子》给了具体的解释。
秦昭襄王说：民众爱我，是期待我也爱他们，改变法令去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则是乱国亡身的途径。罚他们两副甲，就是告诉他们别痴心妄想了。
还有，这些人现在能够为我所用，不是因为他们爱我，而是因为我有权势，我如果和他们有了感情上的联结，他们对我权势的敬畏也就减少了，以后我如果表现得不爱他们，他们就不为我所用了，所以一定要杜绝这种现象。
秦昭襄王的话，可以说也是解释了上面商鞅的做法，为什么商鞅觉得那些说新法好的是乱法之民？在法家人物看来，理想的民众就是工作机器，你按照我的指令去做就行了，说指令坏，说明你还有感受，说指令好，说明你不但有感受而且可能在思考，企图赢得我的好感然后捞取自己的利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商鞅这个例子和秦昭襄王这个例子都有人怀疑是寓言，不是真的，但下面这件事肯定是真的：秦始皇称帝后，想到过去君王都有谥号，周文王、周武王这些谥号是好的，周幽王、周厉王这些谥号是坏的。秦始皇说，谥号不是好东西，因为君主的谥号是谁给定的？死后儿子给定的，大臣给定的。“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做儿子的议论爸爸，做臣子的议论君主，无聊得很，我不要。
于是秦始皇就把谥号给废了。我们知道，谥号这东西，其实是好的多，坏的少，但秦始皇的态度是，我固然不允许你说我坏，但同样不允许你说我好，谁批准你瞎评论了？点赞也不行。谥号统统废掉。
这个问题，从商鞅到秦始皇，故事真真假假，思路一以贯之，就是不允许老百姓说话，甚至也不允许官员说话。
商鞅与公子卬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接下来，又是一大段商鞅改革的内容，商鞅变法，大规模出台新政有两次。这一段也是干货满满、疑点多多，需要另文专门讨论。
根据《战国策》，这期间商鞅曾经出使魏国，目的是祸水东引，诱骗魏惠王把主要精力放到东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迁没有写这件事。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再接下来，公元前341年，魏国马陵惨败。下一年，商鞅跟秦孝公说，咱们秦国和魏国互为心腹大患，现在应该趁他病，要他命。于是秦孝公让商鞅统军伐魏，魏国派公子卬迎敌。商鞅写信给公子卬，说我们是老朋友，不如一起吃个饭喝个酒，然后各自回家。
公子卬于是就来见商鞅了，结果商鞅早就埋伏下甲士，就把公子卬抓住了，然后发动猛攻，大破魏军。
《史记》里这一段，应该是从《吕氏春秋》里来的，当然也可能是从什么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的史料里来的。《吕氏春秋》把这个故事归到“无义”类，和另外三个出卖朋友的故事放在一起。
《吕氏春秋》还说，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清算商鞅，就是因为商鞅用欺诈手段抓公子卬的事，觉得太不地道了。又说，商鞅本来是有机会逃到魏国的，但是魏国人不接纳商鞅，理由也是你骗了我们的公子卬。
也就是说，在古代文献当中，商鞅欺骗公子卬的事，绝对是被当作一件重大劣迹来讲的。但是现在的文艺作品当中，要塑造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商鞅的形象，肯定就要想法子洗白。方法当然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公子卬这人很坏。比如说著名编剧姚远先生的话剧《商鞅》，就是这么塑造公子卬的：
公子昂：卫鞅，今天有快马来报，太子让秦国给宰了。——这个太子是魏国的太子，剧情设置，是公子卬的哥哥。
商鞅：那你高兴什么？
公子昂：咦！太子一死，那就得重立太子啊！有朝一日，我成了大王，你不就是相国吗？
商鞅：昂公子，难道你和太子就没有一点手足之情吗？
公子昂：（哂笑）啐！手足之情？不过是父王先日了他的娘，后日我的娘。如此而已！
商鞅：（怔住）如此而已？
公子昂：然也。国与国争强，家与家争势，人与人争利，万变不离其宗……当然，唯你我除外。（欲下）
本剧中公子卬都写作公子昂，身份设定是魏惠王的儿子。这个设定未必对，但文艺创作，不必深究。
反正就这么几句台词，公子卬的卑鄙残忍已经表现出来了。后面商鞅要害他，自然也是“国与国争强，家与家争势，人与人争利，万变不离其宗”，只不过“你我也不能除外”而已。
后来还有些影响更大的小说、影视剧，公子卬的形象比这部话剧又要猥琐得多。总之，要洗白一个历史人物，就需要抹黑另外一些人。
不管怎么说，商鞅击败了魏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魏国因此迁都大梁，梁惠王感叹：“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当初要是听了公叔痤的就好了。——这个细节主要是讲故事要前后呼应。学界基本公认，魏国迁都大梁的时间，《史记》是弄错了，错的原因，一半是疏于考证，一半恐怕也是为了这个呼应的效果。
商鞅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秦国把商於之地的十五个城邑封给他，从此号为“商君”，严格说来，应该是到这个时候才叫商鞅的。
商鞅该退隐吗？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商鞅在秦国长期执政，秦国贵族很多都充满怨念。然后，《史记》写了商鞅和一个叫赵良的人的长篇对话。它这么写的：
商鞅对赵良很尊敬，但是赵良对商鞅却客气而冷淡。
商鞅说，你不喜欢我的治国方式吗？于是就开始说自己治国的功绩，说了两点：第一，移风易俗，秦国本来是戎狄风气，一大家子人住一个屋子，男女关系很乱，商鞅说我把秦国人的家，变得更像中原华夏的家了；第二，我兴建了很多大型建筑，而且是礼仪性的建筑，所以让秦国看起来已经和鲁国、卫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差不多了。
然后商鞅问，我比秦穆公时代的五羖大夫怎么样？
赵良说你和人家没法比，差太远了，人家五羖大夫，有多大的功绩，生活有多么简朴，多么受秦国上下的欢迎。你不行，你在秦国成功的路径，一开始就不干净，一路走来，干的事把百姓和贵族都得罪光了。所以你身边要不是有严密的守卫保护，你都不敢出门。
于是赵良劝商鞅，你赶紧辞职，还有可能留一命。要是贪图富贵，还继续执掌大权，百姓和贵族对你的怨恨会越来越深。一旦等到现在这位国君不在了，你立刻就完了。
商鞅不听。
《史记》这一段其实蛮奇怪的。
第一，这一段我们不知道司马迁的史料来源，司马迁写战国历史，这段《战国策》里来的，那段《吕氏春秋》里来的，很多还是能看出来的，但这段来源不明。
第二，这段里的商鞅，其实和《商君书》里的商鞅非常不一样。因为商鞅想要证明自己很棒，不是说我帮秦国增加了多少财政收入，开拓了多少疆土，而是说，我道德建设成果有多大，我缩小了秦国和东方国家的文化差距。这些话很儒生，而《商君书》里很多篇章表达的观点，是好的国家就该反对这些东西。这说明战国时代的传说里，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商鞅形象存在的。只不过《商君书》里那个商鞅后来占了主流，这个比较儒生化的商鞅，后来慢慢就失传了，就《史记》里还保存了这么一段。
第三，赵良认为，商鞅不赶紧辞官，是贪恋富贵，后来商鞅也因此结局悲惨。这当然其实是这段材料的写作者的意见，司马迁引用这段，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同意这个意见。
现代的改编者，肯定觉得这个商鞅格局小了，往往会改成，商鞅听了赵良的话，知道自己有危险，但想到变法还没有完全成功，所以我不能走，我要为了变法，奋斗到最后一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觉得我商鞅贪图富贵，是你们猥琐肮脏的内心，不足以理解一个高尚伟岸的灵魂。
第四，这段里涉及到“五羖大夫”百里奚的内容，也与流行版本有关键的不同。不过这属于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必深究。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接下来就是商鞅的大结局了。秦孝公去世，各派势力果然对商鞅动手了，商鞅只好逃亡。
想要住店，店主人要查商鞅的“验”，也就是身份证明，说商鞅的法律规定的，要是让没有身份证的人住店，是犯罪。商鞅哪敢亮自己的身份呢？于是长叹一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可叹啊，新法的弊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吗？留下一个成语，“作法自毙”。
住不了店，只好继续逃，想逃到魏国去，因为当初欺骗公子卬的罪行，魏国人不接纳他，也不同意借路给商鞅让他到其他国家去。商鞅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想作最后的顽抗，但当然是痴心妄想，于是商鞅被杀死，然后尸体还被车裂示众。
司马迁的叙事，就是想表现商鞅是罪有应得，其实商鞅到底是怎么死的，史料中还有些其他说法，但反正一致主题，都是想表现商鞅罪有应得。
照例，现代很多人接受了商鞅是古代伟大的改革家这个判断，就不能让商鞅罪有应得，那就再虚构一些细节。《史记》的写法，商鞅还是千方百计想活命的，改编者会让商鞅坦然就死，再比如让商鞅没法住店的时候仰天大笑，还有被车裂之前仰天大笑，我商鞅人虽然死了，但我商鞅的法律，将永远不死。
总结一下：《史记·商君列传》写商鞅，是否定为主，基本定位是“其天资刻薄人也”，这也是汉代的主流认识。
不过司马迁最大的优点，是叙事大于立场，所以被否定的商鞅，也被写得很有神采。《史记》既把商鞅变法后血淋淋阴惨惨的景象写出来了，也把强国崛起所向无敌的霸气写出来了。所以立场完全相反的人，都可以从这篇里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因此也很方便现代人作反向解读和二次创作，把商鞅理解或塑造为正面形象。
近代学者李景星说：“《商君传》是法家样子，是衰世圣经。”世道跳不出成住坏空的轮回，衰世不可避免，也就总会有人捧起这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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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
责编 陈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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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 04: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