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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晚清“东学入中”过程中，报刊译者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古城贞吉应是参与中国近代报刊编务的第一位日本人。然围绕古城，尚有不少史实有待厘清。结合新史料发现：古城由黄遵宪（而非汪康年）邀至时务报馆，其登场本身，牵涉近代中日知识精英间复杂的关系网络。不仅《时务报》，古城在《农学报》《蒙学报》《昌言报》《清议报》等维新诸报的内容生产环节，均系重要角色。同时，其编译文本所展演的知识空间，成为时人获取“东学”的重要来源。以编译实践为起点，古城勾连起更广泛意义上的中日交流活动，成为晚清维新圈的文化中介与“东学”象征。经由重访古城，文章初步反思近代报刊译者群体的集体无声状态，指出该群体及其由报刊活动所引出的中外文化交往，似应引起适当关注。
关键词 古城贞吉；报刊译者群体；中日新闻交流；新闻史书写
引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1895年极具象征意义。甲午战争败讯传来，举国震动，人心思变。是役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典范意义，渐次为世众承认”，从“东学”转手“西学”，成为时代风潮。“欲博古者莫如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东学入中”，以报刊为主要媒介。而1895年后风起云涌的维新报刊，在“广译五洲近事”的呼声中，也多将目光投向东文书报。
然从大量东文书报，落到本土报刊制式化的“东文报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牵涉译稿内容的选择、传递、转译、编辑等诸多环节。现有报刊史研究多从文本层面，考察维新刊物呈现的“东学”图景与“世界知识”，对于上述文本背后的实践主体——译者有所忽视。
在“东学入中”的“助产士”群体中，古城贞吉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古城贞吉（1865—1949），号坦堂，日本熊本人，汉学家，曾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东洋大学教授等职。有史料表明，古城贞吉应是参与中国近代报刊编务的第一位日本人。其服务对象，正是戊戌维新时期被视作“报王”的《时务报》。学者指出，古城独立担纲《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不仅系近代中国“大规模日文中译的开始”，亦为戊戌维新时期最大的“和制”词汇引进平台。正是经由这些新词汇、新概念，晚清士人得以想象异域，进入崭新的知识空间。
作为中日新闻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古城似未引起新闻史学界足够重视。无论是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的《中国报学史》，还是被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几乎均未提及古城。同时，古城的译报实践，虽受到语言学、历史学领域一定关注，但此类研究往往局限于其与《时务报》的合作，忽视古城与其他维新派报刊的交往。
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新史料与过往研究，“重访”中日近代新闻交流史上的古城贞吉。毕竟，“重访”是“避免将现状‘本质化’的资具之一”，也是“一种保持多元开放资源的能力”。具体而言，首先，在厘清过往围绕古城氏的部分争议的基础上，分析译者登场的社会历史情境；其次，勾勒古城“东文报译”的全貌，展现其译报实践所延展的知识空间；再次，描摹古城以译报实践为“导端”，所勾连出中日间更为丰富的文化交往；最后，文章初步探讨了以古城为代表的近代报刊译者群体集体性“无声”的可能原因。
一、译者的登场
1895年后，本土报刊虽有心翻译日本书报，却首先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国内西文译者虽不乏人，东文译者却难以寻觅。在《时务报》草创阶段，身在驻日公使馆的查双绥曾致信汪康年：“我国通中西文者，尚不乏人，上海一区，不难物色。通中东文者，实不易见觅。署内东文翻译已不敷用。刻下略通东文诸君，或在总署，或办交涉事宜，在中国者无论矣。此间能东语者尚夥，精者亦不过四五人，而能通东文者无人焉。”寻找精通中文的日本人，遂成为办报者的选择。
然在日寻找译者，亦非易事。明治维新后，日本通汉文者渐少。古城来华后，对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三十年中，读中国书者几绝。”更大的困难在于，彼时中国两国知识人交往不多，相对隔膜。甲午前后，日本汉学家山本宪感慨，中日两国在隋唐时交好，“士留学彼地者，往来不绝，而彼我邻交亦密。今则官曹商贾之外，绝无往游”。
在此背景下，《时务报》同人究竟通过何种跨国途径，最终觅得古城贞吉？对此，目前尚存争议。“黄遵宪说”“汪康年说”，两说并立。
“黄遵宪说”主要依据为，梁启超曾明确提及，“东文翻译古城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公度”，即黄遵宪。至于“汪康年说”，以《汪康年师友书札》为主要根据。在致汪康年信札中，查双绥透露，“搜访再四，只有一日本人通中文者”，“颇可以胜此任”。在此基础上，学者结合古城其他记载，“从事后的发展情况”推断出，查双绥所提及之人，正是古城贞吉。
两说之中，虽以持“黄遵宪”说者居多，然一直未有材料可直接证明古城是由何人所聘，其间又经过何种途径，最终抵达上海。
对此，笔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检索资料时，发现一则材料，似未为前人留意。该材料名为《古城贞吉先生的追忆》，刊登于日本《中国资料》杂志第44·45号合刊（1952年5月）。该文作者中村忠行（1915—1993）系日本学者，曾任日本天理大学教授，以中日比较文学为专攻。无论是其自撰的《论文目录》，抑或后人总结撰写的《中村忠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目录》，均列出《古城贞吉先生的追忆》一文。
该文主要采用古城贞吉自述形式，间或夹杂中村的提问与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古城在文中直接提及受聘为《时务报》译者的相关细节：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明治29年（即1896年，引者注）的夏天。那时候，汪康年在上海创《时务报》，迎梁启超为主笔，且认为须有译者，于是在日本寻找相关人士。介绍我去的是黄遵宪，我与黄遵宪认识，则是通过楢原先生。我当时认为如果想修习汉学，无论如何必须去中国，所以非常高兴地前往了清朝。因此，连类似于合同的东西也是到中国后再与对方签订的。
该材料表明，古城入时务报馆，实由黄遵宪邀请，且至少经“楢原先生”之中介。“楢原先生”即楢原陈政，生于1862年，通汉学，生前为日本外交人员，殁于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据古城描述，楢原陈政曾得到清廷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赏识，伴何氏同回中国，并在杭州随经学大师俞樾修习学问。彼时与何如璋一起赴日的，还有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故楢原得与黄遵宪相识。而楢原与古城结缘，则源于前者曾在后者就读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授课，二人有师生之谊。1899年，楢原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时，古城则作为记者身在北京，二人得以重聚。1900年3月，康有为之族兄康有仪亦曾在北京“道遇古城、楢原诸君于东交民巷”。这亦从侧面印证，古城与楢原相熟。
按古城说法，其入华系遵循黄遵宪-楢原陈政-古城贞吉的人际链路。而梁启超的叙述，则是黄遵宪-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古城贞吉。无论何种路径，中方邀请人均为黄遵宪。故基本可断定“汪康年说”不成立。
倘若将古城与梁氏的说法相结合，似更有解释力（图1）：黄遵宪身在上海，就近找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身为外交人员，当深谙同事楢原的汉文造诣。经小田切中介，黄与楢原再续前缘。黄了解楢原，相信其对译者汉文水平的判断。此后，楢原将古城介绍给黄，黄将古城援引入时务报馆。如此，从古城方面，系直接经楢原中介，与黄相识。这一过程，与古城、梁氏说法皆合。
如此不避烦琐，描摹古城进入近代中文报业的具体过程，不仅是为提供新证、廓清争议。更重要的是展示古城作为早期东文译报者，其看似简单的登场背后，已牵涉中日间较为复杂的文化网络。即便黄遵宪这般的“日本通”/前驻日官员，尚不能一步而觅得合适人选，遑论彼时国内其他维新报人。在寻人过程中，《时务报》同仁所付出的心力，足见维新报人对于东文译者的迫切。译者的选择、联络与行动，似乎构成彼时报纸能够办下去的关键一环。万事开头难。既觅得古城，其入华路径，便可被借鉴或挪用。同时，维新报人更可凭古城在中日间发展出一张与文化活动相关的人、物流通网络。或因如此，《农学报》的藤田丰八、《译书公会报》的安藤虎雄等人，此后才能络绎不绝、渡海而来。
二、译者的知识展演
1896年夏，古城登陆上海。随着《时务报》从第三册起新增“东文报译”栏目，古城之名鹊起于沪上维新圈。这样一位稀缺的东文译才，自然受到多份维新报刊欢迎。前人多着眼于古城与《时务报》之往来，然对其与《农学报》《蒙学报》《昌言报》等报刊的交往，有所忽视。
《农学报》《蒙学报》两报与《时务报》关系密切，在中国近代农学与蒙学领域，均属开创性刊物。《农学报》为上海务农会所办，1897年5月创刊。该报由罗振玉、蒋黻等主办，系“我国最早的农学刊物”。《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曾为《农学报》作序。《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则参与务农会筹划工作，各地捐给务农会的款项，即由《时务报》馆代收。《蒙学报》则为我国“最早的童蒙刊物”，系蒙学会于1897年11月所办。蒙学会由叶瀚、曾广铨、汪康年、汪钟霖等创于上海。据该报第2册所刊之《办事诸君姓氏》，汪康年系《蒙学会》之总董。此背景下，古城为《农学报》《蒙学报》两报提供译稿顺理成章。
先谈《农学报》，据笔者整理，古城在该报译目如表1所示：
不难发现，古城贞吉同时为《农学报》翻译书、报。译报主要体现为，其负责该报第4、5、7、8、9、10册的“东报选译”栏目，主要来源则是《日本农会报》《日本农事新报》《日本兴农报》《日本水产会报》《蚕业新报》等数种。其余译目多为译书。而译书的来源，似为1897年初，古城由日返沪时所携带的农学著作。彼时，叶瀚曾致信汪康年提及，“闻古城带到农学书甚多，乞示细目，想是农学会所置译者，此盛业也”。
同为报刊内容，译书与译报殊异。毕竟，书与报表征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与生产方式。被译之报，其出版时间与“译报”内容刊发时间，二者不宜相距过远，否则新闻即为旧闻。这就意味着，译报者需要适应此种高度紧张的印刷节奏，配合外报寄达—选报—译报—编辑—印刷诸环节。而译书则相对优游，随译随发。古城贞吉为《时务报》提供“东文报译”原本强度就很大，似无法为《农学报》提供稳定的译报稿件，故更多从事节奏稍缓的译书活动。进入1898年，古城贞吉返日后，甚至无法保证译书的持续性。故《农学报》之东文翻译任务，主要由前述藤田丰八承担。藤田之名，出现于《农学报》第6册，其服务该刊似乎到第162册为止（1901年12月）。
再说《蒙学报》。自创刊起，古城贞吉便负责其所载东文书报的翻译。在《蒙学会东文书报译例》中，古城详述“译东文书报于教育童蒙之法”，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三纲。具体而言，译书分“修身书”“格致书”“地理书”“历史书”“算数书”五目。译报亦分五目，为“母仪胎元养志”“教授儿童法”“娱儿童说话及体操法”“学校制度”“东西儿童好尚”。古城除在《蒙学报》第1册署名外，其余各册均未署名。不过，该报从第9册（1898年2月）起，似乎不再连载日本教科书内容。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至迟到1898年2月，古城同时中止为《农学报》《蒙学报》两报提供译稿。相较之下，该时期《时务报》仍能刊登古城的“东文报译”栏目，但偶有断更，不如古城在上海时那般稳定。
对于《农学报》《蒙学报》两报的断更，古城曾于1898年2月致信汪康年解释：“农、学两馆两先生万福，请传语两馆，译稿之件，亦必不遗忘也。为事多，故迟迟至今，顷日俗事稍就简，当专心于译著，次期轮船开行之便，必奉上数页无误也。”由该信可知，此时古城主要为《农学报》《蒙学报》两报提供“译著”，而非译报。不过，发完此信，古城似未履约。其为《农学报》所译稻垣乙丙《农学入门》，在该报第20册（1898年2月）刊载后，中断8个月，至第45册方才续上。至于《蒙学报》，似乎再未见其手笔。
此外，在汪康年改《时务报》为《昌言报》之后，古城亦断续为《昌言报》提供“东文译编”（表2）。古城译稿先后刊登于该报第2、5、8册。随着《昌言报》发行至第10册（1898年11月19日）终刊，古城与该报的交往亦止于此。不过，其与维新派的缘分在海外仍在继续。
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日本横滨创立《清议报》。该报置身东瀛，尽享地利之便，“东文报译”成为其重要内容。由于该报译稿多未署名，一直以来外人难晓译者身份。吕顺长根据新近发现的“山本宪关系资料”，论证康有为之族兄康有仪在该报初期职司该报之东文译稿的组稿与翻译。不过，该资料同样揭示，古城贞吉一度供职于《清议报》。1899年3月7日，康有仪致信乃师山本宪称：“前梁君任父聘定古城贞吉为本馆译报，开办时，古城君因事在乡，今则携眷寄寓东京。梁君来信，谓此后可免片冈君代译之劳，大略即请古城君为之也”“既梁君已得其人，敢请告知片冈君罢译为幸。” “梁君任父”即梁启超，“本馆”为清议报馆。据该札，《清议报》创刊时（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欲聘古城贞吉为该馆译者。不过，彼时古城身在熊本，未能到馆。如今古城已携眷住在东京。东京横滨相距咫尺，故不再需要“片冈君”为该报翻译。
古城贞吉担纲《清议报》东文译事，似乎时间并不长。1899年5月24日，康有仪在信中提及：“古城贞吉君则辞译报之职而往支那北京云云。”由此，似可推知，古城为《清议报》供职时间约为两月，其下一步去向则是北京。据杜轶文考证，古城贞吉大约于1899年5月出发，6月抵达北京。这与康有仪书札所透露的时间亦相吻合。不过，古城服务《清议报》虽不长，但对该报早期繁忙的译报实践而言，一定程度上仍解燃眉之急。
以上对古城贞吉“东文报译”相关文本与实践的梳理，不仅可以看出，古城在《时务报》《农学报》《蒙学报》等维新诸报的内容生产环节，确系不可或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其“东文报译”本身，代表一种从日本方面观察西学的视角，由此成为晚清之际中国人的重要知识来源。例如，《蒙学报》独创的“读书本”栏目，直接影响后来的“蒙学读本”。而在“读书本”这一体裁译介过程中发挥先导作用的，正是古城贞吉。再如，《农学报》所载古城“东文报译”，对中国近代农学知识的传播，亦不可忽视。仅以表1中古城所译稻垣乙丙《农学入门》为例。研究者指出，近代农学知识主要从日本传入（即“东学”），《农学入门》便是其中的重要著作。同时，稻垣乙丙及其学说经古城引入后，直到民国时期仍引起回响。1930年代，相关领域学者在著书时，仍称“农业方面多采日本农学博士稻垣乙丙之刊物”。古城尚且如此，服务《农学报》更久的藤田丰八，其“东文报译”对中国近代农学影响当更为突出。译者编译实践所展演的知识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三、译者的“附加值”
晚清之际，沪上为新学枢纽，故古城之名及“东文报译”文本，随《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跨出口径，扩散于“士林”，在全国范围引起回响。在此过程中，其行动慢慢突破译者的身份框定，在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层面产生“附加值”。
《时务报》创办不久，时在北京的张元济即致信汪康年称：“贵报尝译《东京日日新闻》暨《时事新报》二者，友人颇欲购阅，可否即托贵馆古城先生代办两份（事倘可行，到后即附贵报寄京可也）。”足见古城“东文报译”本身，引起了部分趋新之士对日本报章的兴趣。此事虽未见后续，但据下文，古城多半会应承。
据古城回忆，其供职《时务报》期间，每年在中日间往返两三次，所代购者不仅有上述日本报章，更有图书、地图等大量出版物，这些均为趋新之士所渴求。例如，《蒙学报》之叶瀚便曾托古城代购图书：
弟早知日本有《草木图说》一书，考证植物极精。又日人曾译立尼由司《植物大全》。此两种，乞兄托古城先生函购勿迟误……
近又阅《日清战争实记》，后边有各种地学书与物理书，又《地理千题》等篇目，价值开一清单，祈交古城先生去买……
仅叶瀚一人，在数月之内，即列出植物、地理、物理、历史等隶属多门类的出版物。此外，即便在日本颇有门路的黄遵宪，亦曾托古城代购日本通行地图。此两例足见古城代购之繁忙。且因代购书报之多，古城无法亲身携带，往往需要“邮送至沪”。
另一方面，因彼时“以日为师”渐成主流，古城常常成为各地士人交往、请教的对象。戊戌政变前，梁启超的部分“东学”知识，即来自古城贞吉。同时，虽《时务报》在古城登场时，介绍称“日本近习西法西书甚多，以东文译华文，较为简捷，今除译报外，兼译各种章程及书籍”，但部分趋新之士对于古城的“东学”想象，似乎无所不包。
1896年，时为浙江巡抚廖寿丰幕宾之吴品珩致信汪康年，请古城开示东洋学堂章程：“东洋学堂今日最盛，并拟求古城氏开示大学、小学章程，以资采用。”
而彼时在江苏南通筹建纱厂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甚至望其能对日本厂房建造事宜略述一二：
通州纱厂益竭蹶而廑成，使泰西人为之，事逸而功多矣。闻日本厂屋制俭价省，友人沈敬夫训导、高立卿上舍、刘一山理问往沪探考，不知贵馆古城贞吉能言其大略否？
相较之下，叶瀚去信求教“东文文法书易通否”，似乎更为实际。虽然古城未必能达成上述诸人的心愿（尤其是张謇），但此类诉求，足见趋新人士对古城的想象。由此，古城不仅成为通向日本新学的中介，俨然东学象征。
在此背景下，身为译者的古城，四方递交名片请求结纳者络绎不绝，俨然名流。其本人在《藤阴杂记》一书留下识语，称“曾淹留沪上，笔砚涉日，四方通刺者日踵步”。
古城不仅成为中日间知识与物质流通的节点，亦成为中日知识人（包括东文译者）来往的中介。1897年9月至12月，山本宪游历中国，在上海经停期间，经古城邀约，而与梁启超等人结识：
晚，古城子邀饮于聚丰园。会者梁子（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父，新会县人，为《时务报》主笔。将赴长沙中西学堂聘。年未壮，文名甚高）、祝子（秉纲，字心渊，江苏元和人）、戴子（兆悌）、汪子（贻年）、李子（一琴）、汪子（颂谷）也。楼宇壮大……
李一琴，即李维格，《时务报》西文译者。汪颂谷，即汪诒年，汪康年之弟，亦供职于《时务报》。祝秉纲，维新人士，曾与汪荣宝等人在苏州发起苏学会。由此可略窥古城沪上交往情形。山本宪返日后，开始偶为《时务报》提供译稿。更值得一提的是，山本在《清议报》早期，亦协助该报“东文报译”事宜。
1897年，康有为在桂林筹办《广仁报》时，即便地处偏远，仍计划通过古城聘东文译者到馆。同时，澳门《知新报》成立前，古城亦曾助其在日“代请东人”。
而就古城自身而言，由于《时务报》在维新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其凭借译者身份，还得以与文廷式这样的上层精英有所往还。文廷式，字道希，早年与“志锐及珍瑾二妃家多有往来，故尤为光绪帝眷注”，在科场与官场均一路青云，被视作帝党的中坚人物。甲午海战后，文廷式亦曾参与发起强学会。后文氏虽遭革职，但在南方疆臣中仍颇有影响。1896年，已被革职的文廷式在“沪上淹留五十日”，与维新人士一道“说群说会”，感“欢叙之乐”。期间，古城曾将所著《中国文学史》赠予文廷式。文廷式则事后回赠以诗，并经《时务报》同人转交古城。古城还将该诗置于《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卷首。
概言之，我们能够看到，古城以报刊编译活动为起点，所展示的晚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作为译者的古城，上述事件并非个例。1898年2月，汪康年、狄葆贤、罗振玉等人创东文学社，《农学报》译者藤田丰八为日语教习。彼时尚在时务报报馆任书记的青年王国维，经总理汪康年同意，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不久，王国维已能初步参与到东文报译中。在此背景下，近代报刊译者群体经由译报实践，所开创的中外交流活动，似乎相当可观。
四、译者的“消失”
身为稀缺的早期东文译报者，古城以报刊活动为开端，成为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网络上的重要节点。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其译者身份却隐入历史尘烟中。
如今，古城主要以汉学家或文学史家的社会身份为人所知，其所撰写的《支那文学史》一书，被公认为“日本首部中国文学通史”。而对于译者经历，学者指出，无论是提交给大学的简历，还是其子女提供的传记资料，甚至在《沪上销夏录》这样的未刊手稿中，古城“几不置一词”。
译者的主观沉默，并不构成其在历史上“消失”的理由。倘若书写者有心发覆，不难发现古城之事迹。遑论古城在新闻史上的“消失”，并非个例。《农学报》的藤田丰八、《译书公会报》的安藤虎雄、协助《清议报》报事的山本宪等东文译者，同样面临近乎“无声”的命运。
无声之境，并不限于日本译者。1898年后，大批中国学子东游，在造就彼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的同时，其所办刊物亦成为新闻史上的奇景。个中佼佼者，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等，无不以编译为重要甚至主要内容。这批知名刊物的东文译者，即便身为中国人，在新闻史上却依旧面目模糊。同样，倘若将眼光重新回到古城供职的《时务报》，会发现该刊英文译者张坤德、李维格、曾广铨，法文译者郭家骥、潘彦，俄文译者李家鏊等，亦多不闻于今。此种境况，亦非《时务报》一家所有。
是故，古城之“消失”，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译者群体的集体无声状态。这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其背后原因牵连甚广且极为复杂。本文在此提出这一问题，限于篇幅与精力，仅能粗枝大叶，作初步探讨。
第一，传统译者观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译者最早以通事之名为人所知，身份低微。清中叶之后，虽中外交往愈发频繁，翻译需求大为增加，但译者处境未有太大改善，反因在语际间游走，更易引来“统治者的焦虑、怀疑、防范，以至敌视”。以翻译名世的严复，在1892年甚至还有“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感慨。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最初译本出版时，亦未署真名。毕竟，在1905年废科举之前，考取功名方为士人正途，而翻译自是末流。即便废科举之后，此种译者观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晚清官员张德彝虽已达致外交一途的晋升顶点，却常因未能获得功名而自卑。1918年，张逝世时，潘士魁在其墓志铭中还写道：“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乎！”
此种由中国本土生发的译者观，不仅构成国人的隐性认知，亦有为外来译者所“内化”的可能。在提交给东洋大学的简历中，古城未提及占据主要精力的译报活动，反而表示：甲午之后，其曾向吴清秋学程朱学，并在京沪两地学习考据学。古城是否在中国学习程朱学及考据学似不可考。但简历中的这番自我宣示，意味在其观念中，程朱学、考据学才是学问正途，亦是为人师表的象征资本。相较之下，译事似乎无足道哉。
故近代报刊史上的译者群体虽在实然层面颇有影响，然或受传统译者观影响，不易彰显于早期史家笔下，并对后续书写产生一定惯性。此其一。
第二，主笔-言论传统的“压抑”。如所周知，中国自古即将“立言”归为不朽之事。近代中国传媒业兴起以来，“文人论政”更形塑从业者的集体认知与想象。晚清之际，新会梁启超身为《时务报》主笔，一字句间牵引士林注目，由此一跃而为全国性人物。尔后，即使报人走向职业化，加强新闻采访成为业内自觉之时，言论仍被视作“第一位阶”。报人追求的，首先还是言论的“一言九鼎”，主笔地位高于记者。故在民国报刊典范新记《大公报》语境下，主笔张季鸾的声名总是压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一头。
相较之下，译者-译报实践起初并非“低音”，正相反，“晚清官方对于新闻纸的重视是由译报开始的”。自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命人制《澳门新闻纸》始，译报实践开始进入文人视野。不过，“林则徐们”的主要用意在于“采访夷情” “打探”西方。及至甲午之后，“译”以致“知”的观念开始占据主导。汪康年所言“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之邮”，梁启超所谓“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皆为明证。在此背景下，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报刊均将译报作为重要内容，由此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发挥极大效用。古城贞吉便是该时期的“弄潮儿”。历史的吊诡恰在于，一方面《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报刊将译报实践发展至高潮；另一方面，同样以《时务报》为标志，政论报刊登上舞台，形成颇为官方所重视的“体制外言路”，“一改晚清的译报传统”。自此，中国新闻史上的言论传统声调逐渐上扬，成为“主调”。而新闻编译群体所代表的译者—译报传统，似乎不断被“主调”或强势话语所“掩蔽、遮盖、边缘化”。
第三，“民族国家”历史意识。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书写历史，本无可厚非。诸多历史理论也指出，“民族国家”与近代历史书写之间存在复杂的互构关系。然倘若将其本质化，那么，超越国别的“物质、人口、观念、制度的流动和交换”，将受到遮蔽。
有学者指出，既往中国报刊史两大书写范式（“现代化”逻辑与“革命史”逻辑），其所共享的前提假设之一，便是在空间上将“民族国家”作为思考报纸的唯一单元，而近代报刊译者群体及其译报实践，属文化交流范畴，天然超越“民族国家”限制。由此，这些在语际、国际之间越境与漂泊的“他者”，难以被安排在既有的报刊史书写范式中。就古城而言，尚牵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之间民族主义思潮，更易陷入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古城在历史书写中更易遭受被压抑乃至“消失”的命运。
以上梳理不仅可对古城个体，亦可对译者群体的“消失”作出部分解释。概言之，或在本土传统译者观念、主笔-言论传统“压抑”、“民族国家”历史意识的多重作用下，古城所代表的中国近代报刊译者群体，最终趋于一种集体无声状态。
五、结语
1897年夏，寓居上海的古城贞吉，在《沪上销夏录》留下“笔谈如山”的记录。笔谈无声，仿佛预示“古城们”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无声”之境。
当我们试图打破“无声”，即使是从寻找译者这一看似最简单的事实出发，都会发现：古城被维新报人觅得、古城成为文化交流的中介，其背后都牵涉近代中外知识精英间复杂的信息往还过程。其报刊编译文本所展演的知识空间，则成为晚清士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不仅如此，译者以译报实践为起点，经由人、物的跨国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延展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这就意味着，对于译者群体的忽视，有可能会使我们丧失一个观察近代中外新闻/文化交往的重要视角。
由此，近代报刊译者群体及其由报刊活动所引出的中外文化交往，似应引起更多关注。毕竟，聆听“低音”、重访“潜流”，能使“我们的思想资源多样化、丰富化”，“能得益的不仅只是历史解释，它也能开阔现实价值的参考资源”。
作者：刘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北京100080；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10000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4年第9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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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31 06:5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