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建都论战：南京，还是北京？

阿隆随录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21）04-0068-09
在中华民国存续的短短的三十余年间，国民当局的办公地点有南京、北京及重庆三处。在史念海看来，南京、北京、重庆三座都会是与商都、周都、秦都、西汉都、新都、东汉都、晋都、隋都、唐都、宋都、元都、明都、清都一样，都可视为都城，是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对象。然而，纵观中国历代都城空间选择和位置变化，像民国时期如许如此频繁迁都的王朝或政权尚未曾见到。更为紧张的是，民国时期的历次都城迁移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役胜利前后关于都城选址问题的争议，是一次连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为丰富、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论战。
关于这场建都论战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当时就有一些出版社、报纸、期刊搜集和会合排印的论文集或论文择要集出现，如《中国战后建都问题》《建都问题论集》《战后建都论丛》《战后之建都》以及《大公报》《中央日报》《国防周报》《头脑与期间》《新中华》《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等，而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王克编辑的《建都论战》是以差别的建都地点为中央，重新组织、编排了当时发表的紧张文章的相关内容而成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始有专门讨论这场建都问题的论文陆续发表。停止本文撰写完成，共搜集相关研究成果近20篇。已有成果紧张重于对建都论战观点、原则及相应理论依据的梳理和分析，亦有研究者从近代史观（头脑史）、政治学（学术、媒体与政治之关系）、社会学（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意识）、人文地理学（对沙学浚汗青地理、区域地理）等范畴出发展开的专门研究，他们引用的文献、研究的内容及视角虽各差别，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然已为团体性考察20世纪40年代建都问题提供了须要前提和参照。本文基于中国古都学研究视野，聚焦于都城选址问题，对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现象举行系统探讨，盼望于中国古都学、近代都会史学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一，建都论战的起因和结果
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起因和过程，不光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细密相关，更与中国抗战形势有关。
193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第七条明白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11月21日，国民当局宣布移驻重庆，随后就常有人议论建都南京的得失。1940年3月30日，汪伪中央政权建都南京，于国民当局考试院旧址（今北京东路41号）办公，并发布了《国民当局政纲》和《还都宣言》，宣称重庆国民当局为伪当局。1940年9月6日，国民当局发布《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将重庆确定为中华民国陪都，以澄清汪伪肴杂视听之举。很显然，当局的合法性与都城所在位置细密相关。
汪伪政权成立1个月后，《青年中国》季刊上刊发了时任国民当局立法院立法委员卫挺生《梦游新都》一文。文章假设在南京屡有水患的环境下，提出了迁都江西九江、庐山及附近江湖之间的方案。新首都定名为“中正京”，中正京之外另设5处陪都：金陵、北平、洛阳、长安、重庆；10处行都：广州、昆明、昌都、拉萨、皋兰、迪化、库伦、（黑）龙江、沈阳，形成了一个由首都、陪都和行都构成的都城体系。该文内容、结构及其对战后首都及都城体系的思考和论述方式，对战后建都问题的讨论及相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紧张的影响。
1941年3月1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集会上，蒋介石提出了“开国必须到达国防绝对安全”的开国目的和“统统建设必须国防化”的要求，制定了《战时三年建设筹划大纲》。该文件对1942年1月至1944年底国防建设涉及基层政治、国防经济、国防社会、国防教育文化等都有详细规划。在随后开展的国防科学活动中，将“国族至上，国防第一”的观念植入社会，1942年被以为是“国防建设年”。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一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役进入战略大反攻的新阶段。举国上下，莫不划一奋发。与上述一系列变乱相伴生的是关于战后建都地点的猛烈讨论。
1941年9月，张其昀在论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强调国民当局应实行孙中山以南京为首都的遗命。12月，钱穆就建都南京为孙中山遗命之依据提出质疑和张其昀的答复以《论建都》为题团结发表。钱在给张的书信中明言之前尽管久抱“国都必迁北方之私见”而未敢轻易发议，以是此文的发表可视作建都论战正式开始。期间，王维屏、侯仁之亦有相关论文发表。1942年仅有钱穆、斯巴脱和劳贞一的文章发表。1943年后半年，文章数量猛增。
1943年发表文章总量有43篇，1944年有34篇，1945年4篇，1946年42篇，1947年9篇。然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发表文章共有61篇，到了“车载斗量”“载不胜载”的地步。难怪时人李旭旦以为：“迩来数月来，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1945年初到1946年5月国民当局还都南京前后，报刊上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几乎鸣金收兵了，这一现象当与当局有关。然1946年11月15日，吴稚晖在致国民大会开幕词时提出了“以南京为仪式国都，以北平为政治国都”的建议，并希望参会代表“研讨出一个完美的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都问题今日已成国民气目中极普遍的问题”，国民大会上争论最猛烈的议题之一。国大之后，虽仍有贺昌群、徐高阮、高仲捷等人发文力陈建都变乱，仅能视为论战余续，因为返都南京已成事实。至1948年1月14日，国民当局明令北平为陪都，建都论战彻底竣事。
国民大会之前发表的文章大多会合于《国防周报》《头脑与期间》《新中华》《大公报》《东方杂志》《地学杂志》《地学集刊》《华侨前锋》《东南日报》《邵阳中央日报》《中央党报》《新经济半月刊》《新任务》等报刊杂志上，诸多文章又多次被差别的刊物、机构汇编成册。国民大会期间的文章会合发表在《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新中华》《头脑与期间》《开国评论》《中央周刊》《学生杂志》《革新（南京）》《自强月刊》《建苏月刊》《当代文丛》等报刊上。前期讨论中，首都地点相对会合于南京、北平、西安、武汉4座都会；后期会合在北平和南京2座都会之间，后者争论更为猛烈。
二，紧张观点及其立论依据
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及其建设，对每一个王朝或政权都是至关紧张的大事。“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都城地点的选择和确定不是偶然的，是多种要素的综合体现。从历代王朝的政权治理来看，其目的便是国运长存、国家安全与稳定。国家稳定是指王朝或政权控制境域的百姓安居乐业、百官各司其职，经济、社会安定祥和。国家安全则指无外敌入侵，疆域无军事活动。历代王朝的稳定和安全与其都城位置休戚与共，这也是20世纪40年代各种建都观点的立论前提和目的。
中国地域宽阔，可以选作国都之地的都市颇多。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中有近20座都会和区域被推选出来作为战后都城的候选都会和地域，其中西安、武汉、南京、北平是紧张建都地点。傅孟真、纪文达、沙学浚、陶孟和首选建都北平，其次才是南京。《东南日报》、封开基、王世超主张都城首选南京，其次才是北平。谷春帆主张建都东北，其次北平。《大公报》、荣贞固亦主张以北平为宜，其次为西安。何国维主张建都武汉或西安，而以南京为陪都。崔书琴则主张建都北平，或选择适当而又合于公论的地点。金兆梓早期主张建都北平，后期转向建都南京，还曾主张暂都重庆。汗青上闻名古都，如长安、北京、洛阳、南京以及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和地理中央的武汉都是被重点选择的地点。
4大闻名古都之外，论战中尚有十余处其他都会或地域被选作未来之都。它们有两大特点：一是，它们被提出的时间在国民当局返都南京之前；二是，它们所在区域位置依然体现了古代都城选址原则，如天下之中，洛阳本就是这一原则的代表，九江、襄阳、长沙、兰州均缘于此；长春、松辽东北地域则有“天子守边之意”；济南、青岛、苏北等则为实现南北平衡发展之目的。至国民大会召开之后，建都地点的争议会合于北平和南京之间。《中央日报》11月21日发表了国大代表张其昀主张建都南京的文章，11月30日转发了北方300余名代表主张建都北平的信息，12月2日又刊载张剑鸣定都南京论，争议的焦点是迁北平还是都南京的问题。正如崔书琴所言：“我国不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以是我们的问题并不在选定某一地点去修建一个新的首都。因此像在九江、庐山及附近江湖间地域新建首都那样的主张，是可以不必深加考虑的。”“我们需要在原有的、较大的、富庶都市中选择，如允许以将建都节省的人力、物力用在旁的建设奇迹上去。”这一建都空间特性恰是近代以来地方势力增长及割据社会形态在政治范畴上的反映，也是近代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一次横向比力。
综合分析百余篇文章，不难发现建都地点选择的紧张原则，当综合考虑其汗青、地位、文化、力源、天气、安全、交通、国策、景物、设备等各方面条件，简言之则有：（1）汗青久长，享国久远的古代旧都。（2）地位适中。由“天下之中”的概念发展而来，又引申为地理中央、多少中央、经济中央、交通中央、文化中央、人口中央等。如首都须在天下中枢区域或焦点区域之中央或其附近的边线、应位于国内交通便利的中央地点；靠近天下最富庶之区，取得人力物力支撑；应靠近国家经济上最紧张的区域、临近交通经济中央及重工业资源、户口繁密和人文集合之地。（3）地形险要，可攻可守；既便于观瞻，又利于防守。（4）天气与环境相宜，有利民族优生。（5）革命发祥之地，或根据地等。沙学俊以为首都之地应重于领导开国，首都位置的选择，除汗青、地理（包括天气地形、经济、交通、聚落、民族等）两大因素外，尚须考虑到与权力很有关系的国策与力源两大要素。地点差别，选址依据自然也就不一，各说各的理，正如钟少华指出的那样：“论战的综合效果之一就是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首都研究的水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可以或许摆列一堆资料，并且自以为是地不受干扰地加以证实。”
比力各地建都条件，主张建都南京、武汉者相对器重经济因素；主张建都北平、西安者则更为器重北部陆防；主张建都南京、北平者器重海洋权益与国外发展；主张建都武汉、西安论者又器重国内建设与国防安全等，很难选出一座十全十美之都城。正如谷风所言：“兰州为西北之门庭，西安为西北之堂奥，惟因整个西北人口仅占天下之非常之一，绝难建都。洛阳、开封原为中原之目，惟因黄河为患，虽远胜兰州、西安，仍非抱负首都。武汉位于江浙、巴蜀之间，人物均称丰厚，水陆交通俱便，地位稍嫌潜伏，而有国防安全之利。北平为我国近六百年之旧都，在黄河以北具有精良形势，距海不远，且易控制东北及天下矿藏丰富地带。惟距天下经济文化之中央地域太远，为其弱点。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近百年来突飞猛进，隐然已成天下产业金融人口之中央，为海禁大开后之骄子；惟因距海过近，外祸可虑，是其缺点。”正因为如此，也注定了这场大张旗鼓的建都之争无疾而终的结局。
以上论述是在假定所有论战加入者，包括决定者都基于客观的态度，无论是就政治、经济因素而言，还是从国防战略角度入手，都本着公信在申明主张。其实，都城的选址与意见表达，都有猛烈的主观意志。意见相左者，不全是因为所考量的客观因素偏重差别，也有主观意志甚至私心，如个人动机、地域情感等。李旭旦开篇就声明本身不带有地域偏好、没有私家利益，但又说道“对南京有一些感情”；而从主张建都兰州的文章中明显地体会到作者较为激动的情绪。以是，论战加入者的背景与主观意向大概是需要考量的问题。钟少华强调了论战者地理、汗青专业背景之差异，这只不过是一个大抵的划分，因为地理学中不光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学之观点的差别，还有与其他学科背景，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学者之间的差异。受论文篇幅及研究主题所限，本文暂不讨论这一复杂现象。
综上所论，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是一场在抗战后期由知识阶层发起，被国大代表使用的，关于战后都城选址问题的大讨论。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影响了建都论战的紧张内容及历程。1940年初至1943年第四季度之前为论战酝酿期，1943年9月至1944年底、1946年末为高峰期，抗克服利前后至1946年11月的国大集会之前为低谷期，国大集会之后渐渐平息，至1948年1月竣事。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从前，加入论战的主体为知识阶层，国民大会期间的论战主体则为国大代表，两种身份每每又是合一的。建都论战中提出了诸多建都地点及其立论依据，各种观点纷乱杂陈，我们显然很难以通例论战，或二元论的方式去厘清各论点之高下，但我们可将各建都观点及其立论依据作为团体举行分析，来探究这次建都问题讨论的学术意义和代价。
三，学术代价与意义
都城选址是一个比力复杂而紧张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前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抗日战役是否可以或许取得胜利，胜利后能否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时机，以及战后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积极的还是灰心的国防，陆防还是海防，平衡发展还是会合优势，发展重工业还是传统经贸等等问题，都是社会各界、国民当局必须慎重和全面思考的，这也是讨论建都问题的前提。在战后国策没有确定之前，新都选址，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诸多问题注定了近代建都问题的复杂性。
从终极结果来看，20世纪40年代的建都论战并没有影响国民当局首都位置的选择，分散的建都观点及其被国民当局无视的状态，是当代学者对此次建都争议恒久疏于研究的紧张原因。但论战中关于历代都城空间选址、国外都城位置和相关理论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国防和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考等之于中国古都空间的熟悉和研究，则意义非常。
（一）对历代都城选址问题举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汗青记载是乐成与失败的证迹，虽不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但可以考古求今。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之成果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古都空间观，有助于对中国历代都城空间形态的把握。
其一，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历代王朝都城发展规律及特性。张君俊、黄廷柱等系统梳理和统计了历代建都时间、地点，得出汗青上享国最久之都、短促之都、高纬度之都的熟悉，是为战后择都的汗青依据，在当时即被广泛引用。
其二，总结历代都城的建都原则。此次论战基于对西周洛阳、西汉长安、北宋东京、明代北京定都履历的汗青总结，申明白天下之中、山川险要、天子守边、门庭与堂奥腹地等都城基本选址原则。
其三，总结了历代都城选址的微观地理环境要素，紧张分析了四大古都（指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对开封、杭州虽有论述，但相对要少得多）都城选址条件，如汗青、地理、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优势。
其四，历代都城空间意向的地方化。如“建都北方者享国长，建都南边者享国短”“由北治南者强，由南治北者弱”“北人南走强者弱，南人北走弱者强”，强化了南北方地域文化的熟悉。再如基于“勇而进取者求近敌，宁静而守旧者求居中，胆小图存者求远敌”的熟悉，汗青上的都城则有进取、守旧、苟安之都之区别。进取之都有：明永乐迁都之燕京、宋太祖奠都之汴梁、周武王奠都之镐京、秦都咸阳、汉都西京、隋唐都长安。守旧之都为周平王之洛邑。苟安者之都有：东晋都建康、南宋都临安。其五，总结了汗青时期都城空间选择方式及其发展特性。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都城空间选址中多有讨论，最典范的就是西汉初年娄敬、张良劝谏刘邦定都关中一事。沙学浚依据王朝汗青中都城空间变化，提出了西安期间和北京期间以及南渡期间和西迁期间的观点。
末了，在如何汲取古代建都履历上亦有许多可取之处。如徐高阮评价国防建都论者“总以师中国历代定都用意”，但假如我们以古人为师来定都，自然应该以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为师。假如我们专就军事安危来着眼，自然应选择一个距威胁较远的地带。张良的用意不是苟安，而是务根本。毫无根据的想比隆汉唐，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绪选择国都，是和留侯的精神完全相反的，这一熟悉是很有见地的。
（二）对域外都城空间文化的借鉴
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域外都城选址空间的借鉴。《新中华》杂志社将“各国首都之海拔与海距”与“中国历代首都”“中国之都市”一起编入论文会合，即为便于比力和学习之用。吴景敖从前苏联建都莫斯科、土耳其建都君士坦丁堡、美国建都华盛顿、德意志建都柏林以及英国、葡萄牙、日本建都特性为例论述中国建都问题。王世超举以“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俄国的莫斯科，意大利的罗马，并不是天下之中央”之事实，佐证其国都位置不必为天下中央之说。谷风分析各国选择国都意向时指出：倘使一国领土面积不大，国本地理与人文诸条件同等发展的话，国都便选择在国土中央，如德国之都柏林、西班牙之都马德里及波兰之都华沙。固然拿外国首都位置作为中国首都选址的依据亦遭到了品评。
其次，以西方都会分布理论作为建都论战的武器。如柯尼希关于建都交叉路口、要塞与谷仓三个条件就被国人广泛接受和运用。民族生物学家则以“天气之能影响于国民已为康健中外地理学家所公认”为据，提出建都西安的意见。其他如希腊物理学家希波拉革拉第、法国之孟德斯鸠、美国之散普勒和亨廷顿等研究结论均被使用。
（三）对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预判与思考
近代都城选址既要密切注意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之发展趋向及其对中国之关系与影响；还要想象着中国与世界在战后及三五十年后各是什么样子，不可只看中国，如中国工业化乐成了多少，敌友关系是否与今日完全雷同，不可只看如今。汗青是演进的，对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有新的期间眼光和新的理论根据。论战者依据对战时以及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等的判断，提出了诸多差别的建都地点。假如抗克服利以后可以或许彻底扫除日寇武装而致东亚永久宁静，或日寇至少能在数十年内不能再起侵略，则应定都于各种条件均备的北平。假如抗战以后国际形势不能尽如人意，则应建都西安。中国战后开国应接纳积极态势，都城要能以“控制天下的最紧张军区为第一要义（海陆空）；以控制天下的最紧张重工业区为第二要义，以控制天下交通中区为第三要义（包括海洋交通）”。
20世纪40年代都城选址头脑源自于：一是传统中国的建都履历，二是世界强国的建都特点，三是基于当时中国未来发展国策之分析。近代都城空间选择不光延续和使用了古代都城空间选择方式和理论依据，其位置特性还深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影响近代都城空间生产的关键要素。因此，在中国古都研究与都城遗址保护中，研究者更应坚持“汗青起点，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的基本原则。
以上三点即为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之与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代价所在。
四 结论
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抗日战役最艰难时期，纵然在太平洋战役爆发后，国人对战后中国在国际局势发展中状态也无法盘算。战后中国的威胁来自西北大陆、东北地域，还是东南沿海等等不确定性因素，都将影响中国国策之订定和都城空间位置之选择。另外，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自发、地方自治意识的加强，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士绅阶层参政、议政形式的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南北方之间、东南沿海与西北本地之间的明显差异等等现象都加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与政治结构的调整。由士绅演变而来的新知阶层，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获得驻足之地，实现个人的抱负抱负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以是，当抗日战役出现转机，当局发出在国防战略下举行抗战开国的命令之后，新知分子纷纷就开国的首要问题——建都建言献策，尽管他们对当局的品评相对温暖而克制，但是我们透过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窥见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学术责任与继承。
从团体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的建都论战现象是社会抵牾与自由理性的统一。所谓抵牾是团体之中个体观念之间的相互抵牾，理性则指近代以来社会新知阶层对世界团体熟悉水平的提高与深入。近代建都立论依据体现为对传统与当代的继承与创新，汗青与实际的抵牾与融合，国内与国际社会联系之加强。正是基于如许的复杂环境，建都论战让国民当局的都城选址问题变的更趋复杂，论战中形成的处处可都和无处可都的印象也为国民当局返都南京提供了“口实”。这场社会各界广泛加入的建都讨论，终极既不能为国民当局明白指出战后的建都地点，也没有为国民当局战后返都南京提供内在的逻辑依据。如果蒋介石所谓当局所在地即首都的命令，还只是为了平息迁都冲突的说辞，那么战后国民当局还都南京肯定是其昭示胜利的肯定举措。这种特定决定的产生，首先取决于社会的压力，其次才是实际政治的需要。但是，那些加入建都论战者，无论持何种观点，接纳哪些原则；无论是出于公信，还是暗藏私念，毕竟都曾经置身其中，审视他们周围的统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