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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翔|怎样做劳工底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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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5 20: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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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近年来,对于外卖骑手的研究,已经是学术界和媒体界产生公共效应最为乐成的案例之一。无论是“学术写作的公共化”,亦或“公共写作的学术化”,都力图使外卖骑手的境遇被大众“瞥见”,以此激发体系性的厘革。但在大量有关外卖骑手的学术概念与传媒话语被生产的当下,不但我们对于“体系”自己的明白尚待深入,而且外卖骑手似乎仍旧“困在体系里”。如何有效连通学界与媒体界的知识生产,促使在大量学术文章、媒体报道与影视文学创作中无处不在、但又被深刻“注视”的主体真正被瞥见,仍亟待我们的协力行动。


近百年前和外卖骑手相似的一个群体——人力车夫——也在公共舆论场上遭遇了相同的逆境。他们由于随处可见,而被知识分子“瞥见”,成为其时“劳工神圣”讨论的绝佳化身。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史谦德所言,其时的知识分子“瞥见”人力车夫,只是“瞥见”自身:诗人与革命家看到了“探讨上至生命奥秘下至资本主义本质等主题的恰到好处的文学题材”;社会学家“把人力车夫视为他们极具吸引力而又唾手可得的考察对象”。然而,“被瞥见”的人力车夫却在大众舆论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不过,其时的知识分子亦对此“自我感动式”的关注有所自醒,发出了至今听来仍旧振聋发聩的质问:



“怎样做劳动者底怜悯?”



重温近百年前的这一场讨论在当下仍旧有重要意义,由于当年知识界的狐疑仍旧是当下知识界必须回应的时代之问。如果我们不能直面此一标题的拷问,如果我们仍旧对学术研究公共性的使命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还是用学科自嘲安抚走向学术研究之时的初心,我们也终将被困在知识生产的牢笼里。


——社會學會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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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传授,研究方向包括艺术社会学、艺术市场研究、社会理论、中国社会学史、劳工社会学等,代表作《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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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工神圣”的源起与流变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作为克服国一方的中国陷入了举国若狂的欢庆中。素以“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为己任的北京大学放假三天,在天安门举行聚会会议,门生停课游街,传授登台演讲,庆祝协约国获胜。11月16日,正是在天安门广场的露天讲台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自此以后,“劳工神圣”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并逐渐在历史的历程中演变成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与思想话语之一。


蔡元培的演讲其实只有短短三段话,何以产生如此之大的魔力?按照时人的评论,“他不过是将众人头脑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但是,“众人头脑里”的“劳工神圣”却不必肯定是蔡元培自己心目中的“劳工神圣”,乃至已与蔡元培的本义相去甚远。


蔡元培所谓的“劳工”,起首指的是在一战中担任辅助工作的十五万在法华工。中国直到1917年才仓促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但却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海外华工为中国争得了克服国的资格。蔡元培之以是在演讲的首段强调“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另有什么人”,正是出于这个配景。


但是,蔡元培进一步将“劳工”的范围从赴法华工身上拓展开来,指出“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的都是劳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诲的工”。蔡元培在这里既消解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分化,也消解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结构,认为四民皆工,从而将其同一在“劳动者”的范畴下。劳工神圣,毋宁说是“劳动神圣”或“劳动者神圣”。这里的“劳动者”其实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以劳动作为内涵规定性的人的概念。


蔡元培的演讲发表后,在社会上激起剧烈的反响,尤其是在知识界中成为一种盛行的话语乃至意识形态。然而,在这个概念的流传过程中,其寄义也发生了流变。早先,人们对“劳工”的明白根本上还是蔡元培原来的宽泛定义,即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全体劳动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的外延逐渐趋窄,终极完全落在了工人这一群体身上。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苏联革命的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19年春天巴黎和会决议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宣告中国战后外交的彻底失败,知识分子对协约国以及提倡“民族自决”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迷信随之幻灭,便转而将眼光投向新生的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劳工共和国”的劳农专政模式引起了知识界的剧烈兴趣乃至推崇,在李大钊等人的引介下,劳工主义乃至“工人专政”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到了1920年代,人们在说“劳工神圣”时,其实就已专指“工人”神圣了,这时的“劳工”已成为一个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工人”概念。而且,这里的工人并非一个个体的概念,而是作为集体言之。换言之,劳工神圣,指的是劳工作为一个群体的神圣,这也意味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弘扬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解放和人的神圣性,已经让位给群体或集体的神圣性。


二、从“劳工神圣”到“劳工标题”



劳工神圣的提出,意味着“在20世纪中国革命、政治与国家建构的历史与逻辑中,一个新的分类范畴——‘劳动人民’应运而生。他们凭其创造财产的生产潜能,以及被重新发现的品德与智识之可塑性与精良性,而翻身获得解放,并获得政治到场的正当性乃至特权资格。”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劳工神圣”的标语与劳动人民在实际中的处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对比与张力。1923年,江苏第一师范的门生张邵英在《门生文艺丛刊》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劳工神圣》:“劳工神圣。这话真的吗?呸,劳工神圣?怎样劳工就是神圣呢?简直是实业家、资本家的牛马呵。”从文学的角度,此诗实在只能算拙劣的白话诗习作,然而,它所表达的对劳工做牛做马的实际的失望乃至反过来对“劳工神圣”自己真实性的诘问在其时却颇有代表性。


比张邵英的诗发表还要早两年,一位名叫吴啸天的作者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劳工神圣的反面观》,开篇就说“迩来瞧见报纸上什么‘劳工’啊‘神圣’啊闹得震天得响,似乎要和那‘解放’、‘平等’去比一个高低上下了。我就想起一椿故事来了。但是那劳工的程度、神圣的结果,究竟可能像我们所渴望的呢?”接着,作者报告了一个人力车夫王老侉的故事。王老侉是小说主人公“我”(北京一所师范学校的老师)所熟识的一个车夫,他年事大,力气弱,拉车慢,因而生意欠好,找他拉车的人不多。“每天拉车,撤消车租灯油,余下几个铜子带归去预备明天的吃喝”而已。有一天,王老侉从绒线胡同拉一个八字髯毛抽吕宋烟的搭客去西河沿,由于走得太慢,搭客不满,上车时说好给八个铜子,下车后只给了六个,而且直接将钱扔在大马路上。他急遽趴下来捡钱,却不幸被一辆经过的汽车给撞倒,伤了一只脚,从此拉不了车了。王老侉只好带着自己的瞎妻子出来乞讨,将“那两吊四一月行租的草篷子退了租啦,反正恣意哪个胡同就是我们的家”。那年冬天特别冷,一场大雪后,“我”翻开本地报纸的本地新闻版,上面写着城厢表里发现倒毙男女三百余口,于是不禁心想“老侉他俩清贫到这个地步,可不是这三百余口的一份子么?”故事的末了,“我”丢下报纸,“抽了一口冷气,道:劳工!神圣!”


吴啸天的小说比张邵英的诗显然要更加复杂,也更富文学性,但两者对“劳工的程度、神圣的结果”的反讽却是同等的。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人力车夫的悲惨境遇与“劳工神圣”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恰恰预示着一个新的标题域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与政治中的出场,这就是“劳工标题”。


“劳工”成为“标题”,其最初的意涵在于,劳工固然是“神圣”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承受着苦痛、不堪的运气,因而是一个需要被认识和研究的现象与标题。“神圣”与“标题”的双重性,在关于人力车夫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事实上,前述吴啸天关于人力车夫的小说只是冰山一角,在其时,人力车夫是一个非常盛行的文学母题,乃至出现了“人力车夫诗歌”“人力车夫小说”这样专门的范例文学。在这些作者的笔下,人力车夫既是本心与民族精力的化身,例如鲁迅1919年发表的《一件小事》写车夫的“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小的我来”,“教我惭愧,催我自新,而且增长我的勇气和渴望”;同时又是社会苦难的具体承载者,例如郁达夫1924年的短篇小说《薄奠》写“我岑寂的坐在车上,看看天上惨淡的星月,细听着他(车夫——引者注)的一条条的诉说,觉得这些凄凉,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凄凉”。正是这些文学作品,将人力车夫共同构建为“劳工神圣”与“劳工标题”的双重载体,成为其具体而光显的意象表征。


然而,文学视野中的劳工标题,其终极指向的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品评与道德反思,而非劳工自己。别的,文学固然可以揭示现状、寄予怜悯,但“劳工标题”到底要如何办理,才会使“劳工神圣”不至于成为一句空洞的标语?文学自己并不能提供答案。诗人田汉在1920年发表的一篇反思其时的诗歌创作的著名长文《诗人与劳动标题》中即提到:“中国有劳动者,中国从前却并不‘知’有劳动者……现在算有许多人徐徐知道什么劳动者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劳动标题’,更不知劳动标题要如何办理!”换句话说,“劳工神圣”固然得到普遍认可,但到底要如何做才能落到实处呢?《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第21期上刊载的一封通信即表达了这样的焦急。写信人(南洋公学的一名门生)在信中说:“若说劳工神圣底真意义,我班次很低,学识很浅,实在一点都不明了。自从看过力子回答我们的话,和你劝告我的信,我的心不知不觉受非常的刺激,极乐意待劳工如神圣,但是我不晓得从何处动手。”同年第29期,该刊又发表了一组通信,写信人则提出“怎样做劳动者底怜悯”的标题?所谓“不晓得从何处动手”“怎样做劳动者底怜悯”,正是知识界普遍的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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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本文节选自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7-22页,标题为编者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国记者Owen Mortimer Green所拍摄之上海街头照片,图中可见大量人力车夫。[图源:mag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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