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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老蚂蚁
口述人：孙晋良（1920—2020）
访谈人：薛刚、王功彬
（孙晋良敬礼照）
一、考取滋阳乡村师范的“神童”
我1920年出生于山东峄县韩庄镇小坊头村，1928年八岁的时候到枣庄上了四年的初级小学。当时家里穷，就想考师范。考上师范不光管吃住，发衣服，还每月给五块钱。所以我1933年高小毕业以后就考了滋阳乡村师范。滋阳乡村师范在兖州，全称叫“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
办乡师是梁漱溟提出来的，然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从东到西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从1929年到1930年，一年多时间就办了八所。
我们学校是每班40人，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四五岁，大的二十多岁，有一半的同学还结了婚。为什么都争着往那里考呢?因为学生在校的生活费由省财政全额拨款，每月还发给五元钱生活费。每月四块钱就能吃得很好，还能省下一元钱零花，不用向家里要钱。学校还发每人一身校服，穿出去显得很精神。所以乡师学生成了兖州城最风光的人。
当时的学制是三年，我考进去的时候改为四年。按规定毕业以后全部回到老家峄县，由当地教育局介绍去担任小学教师。所以乡师招生的门槛越来越高，报名一百多人才能考取一个，真是百里挑一。我去考的时候一共是七十多人，只录取了我一个，所以当时都叫我“神童”。
在学校什么都学，连生理卫生课都有，教俺的老师姓孔。
学校革命的气氛也很浓。1936年我们参加全国童子军大检阅，看到东北童子军走过，大家都很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我们在校园里经常唱《松花江上》,有的同学上街游行，到火车站卧轨拦火车请愿。“七七事变”以后，济南沦陷，我们的学没法上了。我们快毕业了，没办法毕业，每天在校园里听防空警报，躲避日军飞机。同学们想当兵，扛起枪救国去。所以我们去了南京。
二、南京城危如累卵
我们的一个老师，叫孔德刚，他是37陆军医院的医务主任，跟我们的同学孔德成是堂兄弟。我们是奔他去的。
坐在火车上，正好路过俺村庄，能看见俺家草屋。看着家俺就想：“唉，这一去还不知能不能回来？”
这可能是看最后一眼家乡，心里别提多难过。家里也不知道我去南京，我不敢给家里说，一说肯定不让去了。
1937年11月底，到了南京。当时整个南京城的气氛非常紧张，人心惶惶。我们从挹江门进城，过了城内小铁路，一路沿着大路走，直接找到了37陆军医院，见着了孔德刚老师。医院安排我当看护兵，负责给伤员打针、护理。
37陆军医院在逸仙桥东北200米，日军的飞机天天空袭，我们就躲在西华门的城门洞里。日军飞机被高射炮打得不敢低飞，盲目地投完弹就跑，结果还是有两架飞机被击中，拖着一溜烟落下来了。
12月7日，日军攻到了城下，首先猛攻中华门、光华门。8日的战斗最激烈，中华门争夺得厉害。我们医院由逸仙桥转移到太平路，离前线不过二三里路。
战况激烈，伤员下不来，到了9日早上，我们几个看护兵自告奋勇组织了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去抬伤员。来到中华门里面一看，硝烟弥漫，尸体压着尸体。找见活着的伤员，我们抬起往救护车上送。医院人手少，不能全部抬走，剩下那些断胳膊断腿的士兵，在那里嗷嚎地喊。
到处是血，真惨啊！我回去后感到鞋子底很黏，一看鞋底，一层厚厚的血污。
10日，我院转移到龙蟠里。日军开始攻打南门，没打开，夜间用重炮轰城，地动山摇的。
救护车一整夜没停，送来的伤员经简单急救后，转移到后方。情况越来越糟糕，到了第二天，后送的路不通了，大家惶惶不安，再加上整夜紧张工作，个个面容憔悴、精疲力竭。
最后我们转移到了上海路，可整夜见不到救护车运来伤员，大家更焦急了，谁也不敢睡觉。到了半夜，发现中山北路的人群向挹江门涌去，马路上丢满了行李、衣物。这显然是炮火掩护开始退却了。
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没了主意，既不能打，还没退路，又不能投降，更不能无代价地等死，真是走投无路，不知所措。
12日，日军又攻西门。13日凌晨，南京沦陷的当天，陆军医院彻底解散。医院的院长姓杜，是合肥人，他和孔老师找到我们，叫大家把徽章、证件毁掉，然后各奔东西，各自逃命吧。
三、九死一生
12月13日晨，枪炮声还在四处响着，我们同乡的九个同学，来到珠江路(原陆军大学)第三难民收容所，暂时栖身。
14日午后，一群气势汹汹的日军端着刺刀，横冲直撞地闯了进来。收容所内有个七八岁的小孩正在吃饭，被鬼子一脚踢倒在地，饭碗滚了几米远。
日军吆喝着：“通通集合！”然后逐个检查，当场带走了两百多个青壮年。
这次我侥幸没有被日军带走，躲在难民营里，三天没吃饭。不是不饿，是吃不下去，到处都是血，心里恶心想吐，觉得心里发热、渴得冒火，只好在难友中买点米，借个面盆，煮了点稀饭喝。
那个难民营是约翰·马吉办的，他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那几天日本兵在南京城里大屠杀，把外面的散兵杀完以后，又到难民营里来搜查。
12月16日，日军又来了，这次被带走的人更多，包括我在内。临走的时候，我看见西北角一座楼房，有日军站岗，有个难友马上向我使眼色低声说：“莫看，日军正在轮奸妇女，刚才有人走近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难保。唉……”
日军把我从难民群中拉了出来，还有我的济宁同学王教武。王教武原来叫王孝武，俺俩感情好，他就把王孝武便改成王教武，因为我字“教文”。
日军把我们从难民营里带到大街上，沿中山路向南，又折向广州路。走着走着，突然叫我们停下，有个日本兵把我从人群里叫了出来，然后放走了。
怎么回事？原来他们看我又矮又小，才一米五多个子，像个学生不像军人，就说：“你地，小孩地，开路！”
就因为我个子小，才留下一条命，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王教武肯定被机枪“点名”了，因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时候整个南京城都危险，我一想，还是回难民营比较安全。我赶紧往难民营走。路上又遇上一伙日本散兵，又把我抓了起来。不过这次抓我是让抬东西，他们抢来的辣椒酱和咸菜，让我把东西抬到日军兵营。搁下东西后，我想这样出去实在太危险，就让那个抓我抬东西的日本兵要路条。这个日本兵好说话，找了张小纸，用铅笔写了张路条。
这时远处一个日军小头目冲我招手，把我叫过去，一边用手比划着打枪的姿势，一边用生硬的中国话教我：“打——蒋——介——石！”我一听就明白是日军想让我跟着他们打蒋介石，我嘴上附和着说：“是是，打蒋介石。”日军小头目很高兴，指了指一旁的米饭和牛肉罐头，说：“你的米西米西。”我说：“我不饿。”
其实我已经三天没吃饭，能不饿吗？我心里只有恨，就算是饿死，也不吃你日本鬼子的饭！
现在想想当时应该吃，吃了才有劲啊。
我说：“你让我当日本兵，我得回家给我爹娘说一声啊。”日军小头目一看，哎，这小孩还怪听话的，就用钢笔认真地给我写了一张路条。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路条上的内容：什么什么良民，什么什么沿途保护，中岛部队，时间是昭和十二年（1937）十二月十六日。
我从日本军营出来，撒腿就跑。来到了和平门车站，坏了，又被日本兵抓住了。加上我一共七人，用刺刀逼着走向车站北边的“万人坑”。
到那里一看，完了，大坑四周都是日本兵，大坑里从上到下都是尸体，有的还冒着血沫。我心里想，这是刚刚出虎穴，又进狼窝了。我吓得缩在一个大个子青年身后。
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突然远处有个日本兵向这边叫。这边的日军过去，他们咿哩哇啦地说了几句，接着把我和另一个个头不高的孩子拽了下来，交给远处那个日本兵。
我问那个小孩是哪里人？他说他家就住在鼓楼北街。俺俩说着没走多远，后面就响枪了。回头一看，大坑边的五个人不见了。那小孩“哇”地哭了，说他哥还在里面呢！
日本兵把俺俩人拽出来，是留下来当马夫。俺到马棚一看，日本的大洋马好大，俺就装害怕，吓得不敢往前围。耗了有个把小时，我说俺干不了。日本兵很生气，咿哩哇啦地骂了几句后，说了句：“统统开路。”把俺俩赶走了。
被日本兵轰出来以后，我再折回和平门。这时候天快黑了，俺俩怕再遇见日军，不敢走大路，净捡小巷走。小巷子黑咕隆咚的，走不了几步就会被死尸绊倒，爬起来一摸，手脸都沾的是血，吓得俺俩不敢走了，又走回大路。常常会遇到日军打着电筒照来，我就举起那张路条。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到难民营。
过了两三天，日本兵开始发“良民证”。领“良民证”的时候，我看到原来37陆军医院的同事有好多也在这里。是马吉牧师把他们保护起来了，他们继续在难民营、红十字医院里面抢救伤员。
到了1938年的4月份，南京红十字医院里的伤员有二百多人，都是截肢的重度残疾军人，其他的伤员只要能动的都跑了，谁还想在那里呆啊？后来就把这些重伤员全部交给了侵占南京的日军。
我一直在难民营里面，马吉牧师的儿子与我同岁。有时晚上去他家玩，记得有一次在他家听收音机，听到日军在台儿庄打了败仗，心里高兴。台儿庄离我老家不远，很亲切。
我总共在南京前前后后待了四个月，后来我一看不行，得走。马吉牧师给了我十元钱。
四、投考黄埔
我顺着长江往西走，一口气走了二十多公里，到了安徽全椒，遇到了一支部队。他们防范从南京过来的日本特务，所以对南京来的人检查很仔细。我一了解，才知道是新四军，支队长叫叶飞。他说：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渴了喝水，饿了吃饭。
我就在新四军里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饭，这也是几个月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后来继续往西，走到巢湖、舒城、桐城，最后到了安庆。到安庆后坐船到九江，然后由九江县政府安排，免费坐船到了汉口。
我原来的很多同学那时候都从山东到了湖北，原来的滋阳乡村师范也搬到了湖北郧阳，叫国立湖北中学。我到达汉口以后，又领了国民党军需部发放的十块钱，本想继续当兵报国。这时知道师范同学也在湖北，于是我再次进入学校读书。
1938年8月，我从湖北中学毕业。毕业以后赶赴武汉，一心想寻找报国的机会。有一天突然发现黄埔军校正在招生，我喜出望外，觉得报国的机会来了，就在报名站报了名。我平时学习认真，基础很好，没费多少劲就轻松过关，顺利考上了黄埔军校，于1938年10月份进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16期学习。
第16期学生分为3个总队，第一总队于1938年10月入校，1940年12月毕业，有接近1600人。第二总队是1939年1月入校的，在铜梁受训，1939年10月毕业，也是1600多人。第三总队1939年春入校，1940年4月在成都北校场毕业，有1100多人。
我属于第一总队，被分到炮科，在第一总队炮兵二队。同队有个台儿庄的老乡叫谭杰。1945年我去甘肃静宁县接骡马，在陕西我们还见过一面，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了。
记得很清楚，我是1938年8月在湖北中学毕业，10月进的黄埔军校，1940年12月25日黄埔军校毕业的，那天是圣诞节，然后被分配到第15军。时间不长，被提升为3连的少尉队长，1943年又被选送到都匀炮兵学校进修半年。1944年初回到河南，升为连副。后来抽调到炮兵教导队任中尉区队长，再后来升了上尉观测员，最后是连长。我们从晋北打到晋南，同八路军一块并肩作战。后来部队快被消耗光了，就撤回洛阳，参加了洛阳保卫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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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其倾心力作《这才是战争：抗美援朝（第一卷）敌我详情及初战》现已出版，获得解放军档案馆、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清华、北大、浙大、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的肯定和订购。后续各卷正努力写作中。《这才是战争》和《这才是战争·将略》还有少量余书。有关信息敬请关注公众号“这才是战争”。） | 
发表于 2025-3-5 09: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