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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党。消息传来，许多人感到惊喜和振奋。实际上，美国早就有共产党。1919年从社会党分裂出来于的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1921年合并为美国共产党。这个党一直存在到今天，虽然人数不多，但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有一定影响。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同一年成立，都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支部，两党相互间早有交往和联系。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中国早期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美共的活动及其影响，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介绍和传播美共的思想理念与政治主张。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曾经发表过《美国共产党纲领》和《美国共产党宣言》等文献。1924年中国共产党部分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当时美共开展统战工作的做法。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积极筹措资金，组织援华医疗队。中国家喻户晓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当年就是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联合派遣，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1945年7月，一度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的美国共产党得以重建时，毛泽东曾代表中共致电美共新领导人福斯特，表示祝贺和支持。这一切，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无须赘言。但很多人不知道，美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批杰出的华侨华人共产党员，并且还成立了中国局。
美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约翰·里德
美国共产党中国局成立于1926年。当年夏季加入美共纽约党组织的10名美共华侨党员，向美共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温斯东提出申请，希望成立“在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时任美共总书记鲁登堡得知此事后表示，他不反对美共华侨党员成立党支部，但不能称中国共产党，因为“美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鲁登堡表示，他们可以称作“美国工人共产党中国分部”或“共产国际分部”。
美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查尔斯·鲁登堡
当时，美国的华人大都生活在加里佛尼亚，美共因此决定在该州组建中国分部。1927年春，中国分部组建完毕。同年10月，美共华侨党员首次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制定中国分部组织章程。随后，“中国分部中央局”正式成立。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会长，留学美国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加入美共的白族人施滉，成为中国支部中央局首任书记。另外4位成员是徐永煐、冀朝鼎、胡敦元和章友江。
中国分部中央局成立后，组织上归美共第十三区委员会领导，其成员要参加美共活动。但中国分部中央局有一定独立性，实际履行中国共产党在美党团组织领导机构职能，施滉等人曾作为中国局代表出席美共六大。1927年，经徐永煐介绍，清华留美学生章汉夫加入美共，担任了美共旧金山市中国分部书记。后来，章汉夫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成为新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建立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
美共中国分部最初有10多名党员。1929年中国分部党员召开二大时，人数增至30多人。“中国分部”也更名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进入30年代，成员发展到50多人，并在旧金山、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地设立分局。其机关报《先锋报》发行量增至近千份。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批中共党员陆续到美留学或开展工作。其中，谢和赓、王莹、龚普生、薛保鼎、陈瀚笙、徐鸣、蔡福就等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局。还有一些人，如浦寿昌、蒲山、蔡沧溟等人直接加入了美共。由于这些人赴美时间、渠道和使命不同，在美活动方式不尽一致。譬如，蔡福就1940年奉廖承志之命赴美，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美共中国局的活动。他随身携带了周恩来致时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在美中共党员不再称“中共党员”，中共基层组织不再挂“中共头衔”，如果美共同意，中共党员和中共基层组织只挂“美共”头衔，但活动独立，不公开。白劳德接受了中共意见，中共基层组织挂“美共”头衔，党员称“美共中国党员”，但名字不公开，也不参加美共组织活动，缴纳党费也不列具体名单。
诺尔曼·白求恩受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共产党联合派遣来华参加抗日战争
为防止美国当局和国民党驻美机构的监视和迫害，美共中国局的同志对外不暴露党员身份，党内用名也经常更换。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机关从事对外工作，后来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名字叫“Chu Tong”或“Chew Sih Hong”。由于保密工作做得较好，美共某些地区负责人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内部还有中国局。美共中央一份文件透露：“除了旧金山的支部以外，中国局在各地的支部跟我们（美共）的区支部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们独立工作，只接受中国局的指示。”
正是基于保密需要，同时也由于自身困难，美共对中国局的经费支持非常有限。美共中国局连每月30美元的活动经费都申请不到。中国局的很多工作，如出版报纸、派人赴苏联学习、赴邻国和拉美开展工作，常常难以为继，有时连邮票都买不起。为了筹集资金，施滉、冀朝鼎等人不得不上街卖报，到餐馆打工，甚至在街头擦鞋。
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首任书记施滉（1900-1934）
尽管如此，中国局同志充分利用美国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报刊出版活动，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发表不少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就连时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也在他们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美帝国主义，中国独立的敌人》等。1928年，中国局开始创办大型报刊，如《先锋报》《救国时报》《美洲华侨日报》《纽约新报》等，其中尤以《先锋报》和《美洲华侨日报》影响最大，
除定期刊物外，中国局还大量编印英文小册子，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中国革命真相。如发表冀朝鼎的《军阀混战与中国革命》《苏维埃的中国》、王明的《中国一定赢》，以及《中国游击区实录》《中国解放区实录》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并没有参加这场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正义战争，并且还坐山观虎斗，向日本大量出口战争物资。中国局胡敦元参与的“中华经济研究社”，公开撰文发表相关报告，世界舆论哗然，美国被迫开始对日禁运。此外，中国局还通过衣联会等外围组织，向国内捐赠救护车和物资，以支持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美国扶蒋反共，破坏中国革命。中国局成员在《华侨日报》《太平洋事务》等媒体上连续发文，揭露中国官僚资本与反共内战的直接联系，抨击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
由于条件限制，1940年以前，美共中国局与中国共产党国内党内组织的联系，大多借助于共产国际。曾经在共产国际工作，后来作为共产国际外围组织红色工会国际在华代表的白劳德，曾与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广泛接触，成为美共中国局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经常也通过共产国际，为美共中国局提供经费支持和工作指导，扶助《先锋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曾经致信中国局，建议他们加强到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地开展工作，建立组织。1940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请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知美共领导人，中共派人将赴美招募日裔美共党员来华从事抗战活动，同时希望借助美共党员中的船员，沟通中共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当时负责联系和指导美共中国局工作的，主要是李克农等人。
总体上说，美共中国局与国内党组织的联系，相对薄弱，也不稳定，但绝非完全失联。美共中国局有人回国时，会将中国局的秘密通讯处带回，国内党组织因此可以向中国局传递消息、邮寄刊物，或者请中国局帮助筹款，用于国内革命斗争；美共中国局有时也会将美国的报刊，包括他们创办的《救国时报》等寄回国内，让国内有关方面了解海外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从美国回来后在国民政府平准基金会从事地下工作的冀朝鼎，每两周赴香港一次，通过往返中美之间的香港海员，沟通国内与中国局的联系。
1945年董必武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活动推动并指导中共在美党员恢复组织活动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美共发生分裂，后又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中国局一度被迫停止活动。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参加联合国创立活动，同中国局同志进行接触，向中国局捐款1万美元，用以支持出版《华侨日报》等工作。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原美共中国籍党员于当年7月正式恢复活动，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打内战。他们每周五在徐永煐家中举行“星期五座谈会”，研究形势任务，处理相关工作。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在美学习文艺并担任《大公报》特派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总理办公秘书、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金剑女神”杨刚，另外还有后来担任过总理秘书、外交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顾问等职的浦寿昌等人。
美共中国局创始人之一、最后一任书记徐永煐
1948年，杨刚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将“星期五座谈会”改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这时，美国共产党已经重建，但这些人的工作与美共已完全分离，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周恩来指示“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积极争取在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科技专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年6月，在“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推动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兹堡成立。该协会通过各种活动，譬如出版《留美科协通讯》等刊物，大力推动旅美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为新中国成立后留美学生回国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50年代，美国出现反共狂潮。“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结束使命，其成员大部分回国工作。美国共产党内“中国局”这段传奇故事，就此结束。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历经曲折，坚持至今。 | 
发表于 2025-2-25 19:3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