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8.5分，一位晚清举人格格不入的一生！
1937年，日寇南下山西，一位80岁的农民站在屋顶上，头顶盘旋着日军轰炸机，看着家眷在废墟中远去。这个男人叫刘大鹏。他出生于此地，一直生活到1942年去世，他从1890年起就持续不断地写日记，记录了家乡五十一年的变迁。
刘大鹏，甲午科举人
在晚清前后的历史画卷中，刘大鹏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四十岁中举人，而旧式学问很快失宠；他的身份虽为举人，依旧不免生活困苦；他坚持传统儒家思想，却无力经世致用……
内忧外患叫醒了当时很多沉睡的人，而自号“梦醒子” 的刘大鹏，就连“梦醒”也显得格格不入。那是在中举前的两年，梦中神仙告诉他唯一重要的是诚和敬。这个梦让他重新定义了个人失败，将能否中举视为命运的安排。
几十年后，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重新讲述了这个“梦醒子”的故事，让外界认识了这位不愿妥协、却也无力应对变革的读书人。
《梦醒子》于近日再版
近年来，《梦醒子》成为英美大学了解中国近代生活的指定读物。这是沈艾娣教授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副标题为“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失意文人，儒家困境
18世纪初，清朝与俄国签订边境贸易协议，晋商很快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垄断了这项生意，刘大鹏的父亲刘明便是晋商大军中的一员。
1857年，刘大鹏生于赤桥，他8岁入私塾，15岁结婚，20岁参加科考，和当时众多渴望以科举改变命运的学子一样，他对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保持乐观，唯一担心的是不能像圣贤那样为国效命。
为考取功名，刘大鹏苦读经典、练习八股文。他的老师李永卿主张“八股文的精湛源于读经和修身”，这种观念充斥着当时的学习氛围——八股文既是学子们摆脱现实困顿的敲门砖，也是让他们得到道德上的自我改进的趁手工具。
乾隆元年奉旨选编的八股文选本《钦定四书文》，保存了诸多名家八股文。
科举五次，刘大鹏已用25年的时间为入仕做准备，他开始担心自己入仕机会渺茫，只得去山西太谷县一个富人家里坐馆，和无数读书人一样靠教书混日子。
功名诱惑、清苦生活、名垂青史的伟业、十年之久的教书匠身份混在一起，让刘大鹏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疲惫不堪。
功名追寻，梦碎北京
奇怪的是，在自号“梦醒子”的第二年，刘大鹏的确顺利通过了省试，并于次年进京赶考。他期待的逆袭似乎要来了。
科举放榜的场景
赴京需要两周，在路上，他看到了一路跟随的拾肥人和沿途流浪的乞丐的辛酸，与之相比，进京的学子们被视为贵人而受到所有人的优待，甚至享有免去所有过路费的特权。他心中充满激动，这次考试仿佛就是命运的馈赠，自己多年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
繁华的京城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自由的往来贸易让刘大鹏惊异不已——城市如此之大，从一条路到另一条也要乘四轮车和驴车，初见此景的刘大鹏与伙伴们心中的激动未必比刘姥姥少许多。
1900年左右，法军用热气球拍摄的紫禁城
进入考场时，最高级别的官员在场检验，刘大鹏等考生的努力似乎得到了社会的公开认可。然而，成为“准精英”的骄傲并未维持多久。他很快感到“水土不服”，他总结道：“城市如此奢侈和放荡，不久会受天谴。”
刘大鹏震惊于城市中男女之间的随便交往，痛心于自己在殿试中的书法不佳，也为无法购买西学教材而感到沮丧。种种现实让他意识到，年近不惑的自己已经错失了改变命运的最佳时机，一切的一切只能归结为“太迟了”。
百日维新前的春天，刘大鹏再次前往北京，他的老师杨深秀深深卷入了这场充斥着鲜血的变革。这次旅程中，刘大鹏在天津停留六天，感受到了一个现代化港口的便利与繁荣。
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山西绛州闻喜县人，曾是刘大鹏的老师。百日维新后被斩首。
但开眼看世界的经历并未改变他对世界应该如何的认知，近乎不惑的他将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精英群体的开放，始终宣称“时人皆忧中夏变成夷狄”。
几十年寒窗苦读没能让刘大鹏顺利走上仕途，但却为他积累下了足够好的声望。赋闲在家之后，他被请去整理煤窟财务，并开始涉足煤矿行业。尽管没有太多资金，但凭借着积累起来的信誉和管理经验，刘大鹏依然成功养活了家人。
清末时期，许多山西商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尝试救国救民。图/纪录片《寻踪晋商》
刘大鹏一方面对社会上重视商业以致读书人日渐减少、优秀人才尽皆从商的现象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商贾，并没有一般读书人视商业为末业的心绪。
正因如此，他在商会中有很高的声望。民国初年，当地商会甚至以解散相威胁，强烈要求刘大鹏继续担任议会议长，表现出了对他的高度尊重。晋祠成立的联合会也打算选刘大鹏为会长，但他婉拒了这一提议。
模仿曾国藩，现实破灭
虽然刘大鹏通过了省试，且他对自己的文化地位自视甚高，但这些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改变，他始终没有官位，家中的经济状况也没有改善。从学子到私塾先生，再到商人和农民，这一路的转变似乎在洋洋得意地宣告他人生的失败和无奈。
尽管如此，刘大鹏始终以儒者自居，怀揣着士人的理想与信念。面对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的落差，刘大鹏的志气与理想无处实现，只能在日记中寄托自己的悲哀和不甘。
从少年时起，刘大鹏的偶像就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读曾国藩的家书，并将其中的家训抄录下来，期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名闻天下，他自己的日记能够像曾国藩的那样得到出版。
曾国藩，晚清名臣
“穷则独善其身”方面，刘大鹏对曾国藩的模仿几乎一丝不苟。从1891年起，他日复一日地坚持早起、静坐、读书、写日记，这种规律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五天。
同时，“士”的担当意识始终根植于刘大鹏心中，他关心家国大事，对省议会制度、沙俄的扩张野心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关心农事、关注民生，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多次为人调解纠纷。
清末新政期间设立的资政院大楼，是各地方议会的配套设施，具有“准议会”的性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梦想始终困扰着刘大鹏。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像曾国藩那样的机会。
但历史的风潮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理想，废旧学、兴新学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不仅震撼了主流知识界，也深深影响了乡间的老儒生，彻底切断了他的青云梯。
就像沈艾娣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刘大鹏本是农夫，却将自己想象成统治阶级的一员。”他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但现实却迫使他只能在乡村中“修身齐家”。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时代洪流中的儒生
如果不是时代的巨变，刘大鹏或许不会成为一个身兼写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多重身份的人，也不会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纠结。
他的少年时代，没有人会质疑科举制度及其带来的社会上升路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改朝换代，也不曾动摇。
然而，历史却充满了意外。民国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崇尚西学，刘大鹏的梦想在“历史的进步”中被无情碾碎。文化的发展走到了前朝的对立面，他无法像古人一样选择隐居山林，只能被迫随着历史的洪流前行。
利玛窦（左）和徐光启（右），早在17世纪就开始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交流。
晚年时，刘大鹏见证了现代工业在山西的萌芽，他还积极帮助乡民兴修水利，并因阎锡山政府搜刮民财而上书中央，试图用儒家的方式为民请命。
然而，这个新时代并不属于儒家，他能做的只是自诩为“梦醒子”，在即将落幕的文化中悲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历史的弃儿，但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认命。
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了许多军事生产机构，图为曾国藩规划、李鸿章督建的江南制造总局发展到1950年代的照片。
刘大鹏的经历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深刻地体现了传统儒生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困顿。他既不是完全固守传统的顽固派，也未能完全接受现代化的变革，而是夹在两者之间，彷徨无措。
作为一个典型的乡间儒生，刘大鹏的一生不仅是个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是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巨大张力的缩影，折射出那个时代无数人的挣扎与无奈。
历史的进步并非总是线性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地融入新的社会秩序。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人，他们的失败和挣扎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的声音和经历同样值得被铭记。
或许，只有儒生这一身份，最能诠释这位受传统儒家道德熏陶并坚守一生的老人。儒生，这一中国特有的称谓，带着迂腐与固执，却也体现着士人最后的骄傲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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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沈艾娣 著 赵妍杰 译
以晚清举人刘大鹏的人生史
描绘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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