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大选真相：特朗普的胜利与哈里斯的失败背后的信息战
2024大选真相：特朗普的胜利与哈里斯的失败背后的信息战
评论导读
2024年的美国大选结果再次向世人展现了虚假信息如何塑造政治叙事，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参与下，虚假新闻和恶意宣传在塑造选民认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以绝对优势赢得选票，而卡玛拉·哈里斯则在多个关键领域表现不佳。本文对选举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了特朗普获胜与哈里斯落败背后的深层原因。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主要建立在扩展多族裔工人阶级选民基础的理论上，这一策略显然取得了成功。通过对拉丁裔和非裔选民的争取，尤其是在男性选民中的表现，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之前有了显著提升。此外，他还通过参与流行的播客和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年轻男性选民，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支持基础。而在竞选议题上，特朗普选择在变性人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并通过大量负面广告影响南方选民，最终成功削弱了哈里斯的支持。
相对而言，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面临诸多挑战，不仅要背负拜登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上的负面评价，还因为拜登迟迟未退出竞选而失去提前布局的机会。她试图通过聚焦生育权议题来吸引女性选民，但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支持率提升。此外，哈里斯在竞选后期对特朗普威胁民主的警告，也因缺乏新的论据而未能有效说服摇摆选民。
本文通过对两位候选人策略和竞选表现的对比，揭示了虚假信息、选民情绪以及战略选择在塑造选举结果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当前信息生态下，虚假信息的传播能力和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缺失，进一步凸显了提升数字素养和加强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审查的重要性。
如果出口民调（exit polls）准确无误，特朗普在拉丁裔和非裔群体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男性选民中。
公共舆论对拜登在通胀和移民两大核心问题上的表现持强烈负面态度，而哈里斯则承接了这一负面评价。
女性投票的比例较2020年仅略微上升，但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并未超越拜登在2020年的水平。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不仅在所有摇摆州获胜，还在几乎所有地区提高了选票份额，与2016年的胜利不同，他这次赢得了多数普选票。此外，他还帮助共和党取得了超过预期的参议院多数席位，尽管众议院部分席次尚未最终揭晓，但预计共和党也会扩大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些成果不仅是增量性的，它们或许标志着美国政治新时代的到来。
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将花费数年时间分析此次选举的成因及其意义。我关注的是更为紧迫的方面。尽管数据尚不完整，但我将提供两个初步答案——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为何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总统选举，而卡玛拉·哈里斯却失败了？
特朗普的胜利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大体上是正确的。他与其竞选团队认为，共和党可以通过不断扩大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基础，构建多族裔工人阶级联盟。如果出口民调准确无误，他确实在拉丁裔和非裔群体中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男性选民中。他在黑人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从12%提高到20%，并在拉丁裔男性中以54%对45%胜出。
此外，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认为可以提升他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并确实做到了——从2020年的35%上升到今年的42%。非正式证据表明，这一增幅主要来自年轻男性选民的转向。特朗普花了大量时间参与诸如乔·罗根（Joe Rogan）等播客节目，这些节目的主要受众正是这类难以接触到的群体。
在共和党初选结束后，特朗普的支持者面临抉择：要么缓和信息以吸引失望的妮基·黑利（Nikki Haley）支持者——她主张传统的里根式保守主义；要么继续全力吸引共和党基本盘，同时享有对手的勉强支持。他们选择了后者，并成功团结了党内，特朗普获得了94%的共和党选票，并将独立选民对民主党的优势从2020年的9个百分点缩小到今年的5个百分点。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战术选择也大获成功，以下三点尤为关键。首先，鉴于特朗普与支持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能自动完成大部分动员工作，团队决定不在传统的拉票组织上投入过多，而是将这部分工作外包给支持团体。尽管哈里斯竞选团队强调其在“地面战”上的优势，但并无证据表明这种优势带来了显著效果。
其次，特朗普团队将哈里斯在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视作2024年的“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事件（即指一种攻击性广告策略），并在南部大举投放负面广告。有证据显示，这一战术削弱了哈里斯试图塑造自己为“理性中左派”候选人的努力，而让她被视为“来自旧金山的代言人”。
第三，特朗普选择在堕胎立场上作出调整，早早声明每个州应自行决定此事，随后承诺将否决任何全国性堕胎禁令。尽管一些反对堕胎者失望甚至愤怒，特朗普并未因此受到惩罚，仍赢得了81%的白人福音派选票，与四年前几乎持平。
哈里斯的失败
哈里斯的竞选历程从一开始就面临艰难局势。她作为副总统，受累于拜登的低支持率，后者的支持率在上任的第一年就暴跌，并从未恢复。在通胀和移民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的负面评价让公众对拜登感到不满，而当拜登放弃竞选连任时，这种不满转而作用于哈里斯。
拜登推迟退出竞选的决定也对哈里斯不利。这一决定剥夺了哈里斯在党内初选中磨练辩论技巧的机会，缩短了她向选民展示自我的时间。尽管哈里斯努力整合党内力量，并沿用拜登的竞选组织以弥补时间不足，但始终未能完全克服拜登迟迟退出所带来的困境。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存在缺陷。她认为将生育权置于竞选议题核心能够动员愤怒的女性选民投票，但现实未遂其愿。女性投票比例仅比2020年略有上升，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未超越拜登在2020年的水平。难以判断堕胎议题对她在男性选民中表现不佳有多大影响（她的男性支持率降至43%，而拜登在2020年为48%），但这一议题显然未能说服男性选民相信她的政府会关注他们的诉求。
她最后的竞选主张——认为特朗普对民主构成“明显且紧迫的威胁”——也未起到太大作用。部分原因是许多共和党和独立选民反而认为哈里斯和民主党才是真正的威胁。此外，这一指控未能提供足够的新信息，未能动摇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特朗普或许是美国现代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候选人，任何人对他的看法都难以被改变。
哈里斯的战术选择加剧了她的困难。首先，她错失了建立更清晰政治形象的机会。尽管拜登的不受欢迎成为她的竞选负担，但她拒绝采取明显与拜登划清界限的行动来赢得可说服选民的支持。同样地，她拒绝解释为何背离自己在犯罪、移民、医疗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进步立场，这让公众对她的形象模糊不清，给了特朗普团队指责她是“隐性激进派”的空间。回想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成功竞选，一些民主党人希望哈里斯能有类似的“姐妹索尔贾（Sister Souljah）时刻”来展示独立性，但这并未发生。
其次，哈里斯在竞选前半程避免媒体采访，给人一种她依赖脚本、不敢即兴作答的印象。回答尖锐问题本可以提升她的能力与品格的形象，但她和竞选团队似乎长期无视这一潜在机会。
结论
民主党原本预计选情会非常接近，但惨败的局面将引发内部的相互指责，随后进入漫长的反思阶段。如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失利后一样，民主党将不得不围绕败因展开激烈讨论，未来的党内初选也将决定其前进方向。
同时，总统特朗普将面临兑现竞选承诺的挑战。他能否在不抬高家庭消费成本、引发新一轮通胀的前提下实施大规模关税？他能否如他所宣称那样迅速平息乌克兰和中东冲突，同时减少美国的全球承诺？此外，他若试图大规模驱逐在美的非法移民，可能引发民间冲突，并引起已经支持他的拉丁裔选民的强烈反弹。如果他无法满足新支持者的期望，他及其政党可能会在2026年及之后付出代价。
来源：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donald-trump-won-and-kamala-harris-lost-an-early-analysis-of-the-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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