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高6：《岳阳楼记》背后，欧阳修如何一篇文章坑惨范仲淹？
范仲淹剧照
范仲淹踌躇满志推行庆历新政的时候，或许没有想过支持他的君主会动摇，也没有想过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政会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
一、初涉政坛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应滕子京之邀写下的《岳阳楼记》正式收尾。提笔作此文时，滕子京还在巴陵郡，而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也早被罢免，被外放到了邓州。范仲淹本不是在意官位高低的人，但他的离京却并非被贬官这么简单，还代表着另一件事——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改革，几乎是范仲淹一生的追求。
他生在宋太宗端拱年间，澶渊之盟订立的时候，范仲淹十六岁，正处在人一生中感情最为饱满热烈的阶段。大宋每年向辽提供岁币一事，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宋朝每一个人的胸口，身为中原正统，却要对蛮夷之国提供“助军旅之费”，这对每一个有骨气的宋人来说，俨然是一种巨大耻辱。
范仲淹读书越多，就对这种现状越无法忍受，而考中进士之后的为官经历，也让范仲淹对当时的大宋朝局有了新的认识。最初几年，范仲淹担任的都是些仓监、县令之类的小官，正因为是小官，他才能以小见大，看出大宋官场的现状。
比如天禧五年，范仲淹到泰州出任西溪镇盐仓监官，他注意到泰州、楚州、通州等地在唐时修建的海堤年久失修，向上官上书建议修复时，却被指责这是越职言事。比起真正为百姓做些事，这些官员眼里仿佛没有天下万民，只有职权范围内的方寸之地，这让范仲淹感到痛心疾首。
天圣六年，范仲淹向朝廷投递了《上执政书》，这篇万余字的奏折初步提及了他对改革的想法和建议，也让范仲淹进入了皇帝的视野。当年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让他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对和整理。
在一板砖下来就能砸中几十个大官的京城，秘阁校理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可惜这时的仁宗不过是个十八岁少年，他虽然知道范仲淹颇有才干，但真正主持朝政的不是他宋仁宗，而是刘太后，哪怕仁宗有意用他，也只能向他递出一个图书管理员的橄榄枝。
刘太后剧照
这对范仲淹来说显然不够。
他为此做出的第一份努力，是在天圣七年上疏要求刘太后还政仁宗。范仲淹人微言轻，一篇奏折投入宫去，有如石沉大海，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时机未到。范仲淹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哪有人能轻易放下手中的权力呢，更何况宋仁宗并非刘太后的亲儿子，况且稚嫩的皇帝也斗不过掌权多年的太后。
面对这种情况，范仲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到一手遮天的太后逐渐老迈，精力衰竭，难以应付朝中之事时，就到了仁宗攫取权力的时机，或者更过分一些，等到太后驾崩，皇帝自然亲政。等到那时，面对一个刚刚掌权，踌躇满志要做出一番成就的君王，他改革的想法自然会有实现的机会。
二、与吕夷简的朝堂较量
从第一次上疏力主刘太后还政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真宗驾崩后主政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在明道二年三月驾崩。
刘太后剧照
宋仁宗甫一亲政，就迫不及待地把“达乞补外”离京三年，退避太后锋芒的范仲淹召入京中，拜为右司鉴，官职虽小，但也算是新皇上任三把火，组建自己执政班子的宋仁宗在此时召回范仲淹，个中意味不言自明。
机会到了！范仲淹这样认为，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和皇帝阐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宋仁宗做一对给大宋带来转折的千古君臣，但横在范仲淹身前的，还有另一座高山——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是宋真宗年间的进士，刘太后临朝称制之后，他被正式拜相，成为刘太后非常倚重的臣子。刘太后虽然崩逝，但吕夷简在朝中的地位却并未下降，他依然简在帝心，虽然和郭皇后、宰相王曾等人多有矛盾，短暂地被罢相过几次，但每次吕夷简都能很快复任。一直到病重将死之际，他都还盘踞在大宋权力中心。
范仲淹对此人把持朝政的现象当然不满，与他对上过几次，但每次都以外放和被贬告终。
吕夷简剧照
或许他等待的时机还是没有到？
反对吕夷简废后却被外放的时候范仲淹是这样想的；进献《百官图》指责吕夷简培植党羽却被贬谪的时候范仲淹是这样想的；西夏率兵侵犯宋朝边境，范仲淹率军抗击西夏的时候，范仲淹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时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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