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著名作家的非著名学生
“必记本”注：徐鼎铭是内地较早宣传台静农的学者，本文披露了舒芜（原名方管，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与徐鼎铭讨论台静农一些悬而未决问题的书信。舒芜认为，在台静农研究中应该遵循考据原则，有多少材料，说几分话，如无确证，宁可取其无，不可信其有，特别是关于台静农去台湾的性质，入没入左联，在是不是党员等问题上，要重实证，要慎下结论。在舒芜的信中，在许多问题上看似给积极宣传台静农的徐鼎铭泼了冷水，但两人对待台静农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在舒芜的心中，台静农是不趋时的“寂寞型学者”，无论是不是党员，入没入左联，都不影响他是学界楷模。本文作者为方竹，自由撰稿人，舒芜女儿，文章首发《随笔》2024年第5期，王铮锴编辑，揭莉琳审核，特此分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江苏淮安青年徐鼎铭与一女子相恋结婚，得知夫人的舅舅是鲁迅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台静农，他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地搜集台静农的一切资料信息，与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台静农的同事、友人、学生通信。当时，台静农的大名在内地还很陌生，他锲而不舍地在报刊发文宣传介绍台静农。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徐鼎铭开始与父亲舒芜通信，至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八日止，十年的信汇集了很多历史、文化、政治信息与观点看法，感谢徐鼎铭先生将所有信复印并寄给我。
舒芜（1922年7月2日—2009年8月18日）
父亲的第一封回信长达五页：
先为台静农先生一九四八年自台北赠父亲的陈子龙诗作注，又解答几个有关台静农的史实，然后委婉地提出问题：
宣传静农先生，实为要务，有热心如先生者出而任之，甚善甚善。编电视剧，窃以为恐有困难。静农先生中年以前虽三入牢狱，综其平生，究竟缺少戏剧性的波澜，这样的电视剧不易悦众目。但这也许只是我的过虑，先生研究既深，想必有以克服之也。
……
综论静农先生生平，极是。但“误入台湾后，又入囹圄”云云，有二疑点：一、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那时去台湾，与在国统区内去任何地方一样，没有特别的含义，似说不上‘误入’与否的问题，那时，应聘去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教书者甚多，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都去了。后来他们陆续回了大陆，只有静农先生因家庭人口太多，负累太重，走不动。二、所谓静农先生在台“又入囹圄”，从所未闻，先生何处得来？尚祈见示。（1994.6.28）
父亲去信后，徐回复，大概文中仍保留“误入台湾”四字，父亲再回信时用了一个“仍”字：
关于“误入台湾”的提法我仍认为不妥，1946年抗战刚胜利，台湾是中国政府刚从日寇手中收回的国土，那时，由四川出来去台湾，同去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任何国统区一样，毫无性质之分，谈不到“误入”与否的问题。若说“误入”，似乎那时去台湾便是有问题的，起码是某种不智之举了。问题只在后来走不了，那时因家累太重之故，也没有误不误的问题。
关于“再入囹圄”，承示台先生被监视的材料，这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住在自己的寓所中被监视，不可称为“入囹圄”。入囹圄，只限于被抓去关在监狱（囹圄）或其他临时的变相的监狱。所以我看你上次的信中说台先生在台湾曾“再入囹圄”，很是奇怪，以为从所未闻也。你这次信说“被监控的对象”，这个提法的分寸就合适了。（1996.7.8）
以上两词的纠正都涉及“史”的准确。“误入台湾”恐怕还代表了很多一九四九年后出生的人对一九四六年台湾的认知。写传记不易，尤其名人学者的传记，牵扯历史面、知识面甚广，哪一方面了解不够透彻，用词就易出偏差。此纠正也许有相当普遍性。
我们顺时间线再看信中其他内容：
01
台静农与陈独秀
父亲信如下：
独秀流寓四川江津，先在县城，后在鹤山坪。台先生在江津县白沙镇以学生的身份与陈往来（尽管台先生在北大读书时，陈氏早已离开北大，但仍是作为师生的关系），陈氏当时的身份，是公开合法的普通一居民，蒋政权对其虽暗中或仍注视，但并不把他当作主要敌人。因为，1938年延安已正式宣布陈氏为“托匪、汉奸”（现在说那是康生干的，但当时则是由中共中央宣布的），蒋政权也就不太注重他的“原中共总书记”的身份了，当时台先生与陈氏往来，并不需要顾忌蒋政权方面，倒是当时重庆左翼文化界当中，有人抓住这个把柄，攻击台先生是“托派”，散布流言蜚语，不过也未发生太大影响。
总之，台先生与陈氏的关系，纯是师生关系，今观陈氏的书札，所谈的只是生活和学术，毫不涉及思想政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台先生如何尊敬老师，用老话说，就是“笃于师门”，不必把这个作为根据，从政治上着眼。台先生之坚决反蒋，高风亮节，事例甚多，正不必以其与陈独秀的关系为证。鄙见如此，尊意以为如何？
中国近几十年来历史，极为复杂。国共两党关系，更是千变万化。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一方面是法西斯统治，以监狱刑场待革命者与进步人士，但另一方面，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合法地存在，许多左翼文化人，其中有不少是半公开（甚至大半公开）的共产党人，仍然公开合法地在活动。从国民党看来，独秀已是“死老虎”，不算什么了。重庆的一些左翼文化人，常常公开出入于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周公馆”（即八路军办事处），并不因此而有什么危险。如果说台先生保存着与陈独秀的书札，就要冒着“被捕的危险”，那实在太过了，至于独秀这批书札，自有学术文化上的重要价值，自无问题，但那是另一问题。（1997.3）
父亲详析了当年的历史及陈独秀的身份变化：从中共总书记“蜕变”为“托匪、汉奸”。国民党对“死老虎”不再提防。陈独秀又成为普通合法居民、文人学者。台与陈这时期的交往应算“笃于师门”而非“冒着被捕的危险”。当时对陈独秀的压力不是来自“国”。更指出历史的惊悚，千变万化与细微曲折。
02
左联
父亲表示历史上曾有两个“左联”：
上海成立的“左联”中，肯定没有台先生，但北平有“北方左联”，略似分会，而实与上海“左联”无甚联系，台先生要参加也只会参加“北方左联”，但究竟参加与否，也不得而知。台先生后来不写小说，长期间不被看作“作家”，只看作教授、学者（与鲁迅的关系则是师生关系），这一点是应该弄清的。上海“左联”发起人中，“左”的倾向很严重，叶圣陶、郑振铎都未被邀参加，连郁达夫也只是因为鲁迅极力主张才勉强被邀，其他可想而知。
是否参加过“左联”，今天来看，不足为一个人光荣与否的标准。为忠于事实计，在没有确证之前，似乎还以不推论台先生参加过左联为是。先生以为何如？（1994.9.24）
03
入党（双方交流的重点）
父亲的信如下：
静农先生是否加入过共产党之事，我毫无所知，没有听他本人谈过或暗示过，也没有听他的老朋友谈过或暗示过，既然说是此说出于陈漱渝先生，是否直接写信向陈先生一问？信寄北京鲁迅博物馆即可。（1997.4.22）
六个月后，父亲的信如下：
关于台先生是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拙见有以下八点：
一、最要者，是找到直接的确证。
二、此外，任何人的任何回忆、追述、转述、涉及……都不能作为根据，只能作为参考，其本身皆待核实。
三、更不能推论，推论更不能建筑在“可能”上。
四、接触过共产党人，不一定受其影响；受其影响，也远不等于入党。
五、小说中写了“时代的先知们”，与作者是否入了党，并无关系。
六、沈兼士是文字学家，一生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无关系，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北平，他做的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非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至于更早，他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做台先生的老师时，则什么地下工作也没有做。
七、鲁迅逝世时，送奠仪者多矣，奠仪只是奠仪，与“支持中共”无关。
八、（台）托人将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带回大陆，是给鲁迅博物馆存，与“支持中共”更无关系。
尊见以为何如？（1997.11.4）
八条意见几乎都在讲所列材料与想得出的结论无关，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合考据原则的主观推论。
两年后父亲的回信如下：
又承见告台先生与中共地下党人的关系，皆我所未知，深受教益。我所知道的只有静农先生的痛恨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中国共产党，与左翼人士关系密切这些，这是一般的政治态度。至于他早年是否加入过中共地下组织，则一向没有关心，也从来没有听他谈过这方面的话。先生所问的种种，我都无以奉达。
我想，作为传记研究，这些当然都是应该弄清楚的，但台先生一生，主要是学者、书法家、教授，其主要价值所在，早年作为小说家，也是主要的。至于早年是否加入过中共，与他的价值成就无关，有之不足以增加其价值，无之亦分毫不减少其价值，所以，似当凭材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几分话，不必一心孤诣，非搜出他参加中共的线索不可，先生以为何如？（2000.2.6）
此信后，徐鼎铭回信，告知他的资料来自刘亚雄、陈漱渝，父亲回复：
我认为陈氏之说，只能认为他个人的看法，尚未能成立论。（一）此说并未得到台先生的肯定。台先生只肯定他当时“接触”过共产党人，接触过，当然不等于加入过共产党。（二）刘亚雄回忆的情况也不清楚。如果是正式的转组织关系，应该是说：“你的组织关系，到北平找台静农同志去接，找台静农同志，可以通过范文澜找到。”而刘亚雄回忆的话：“可以找到台静农同志，这样就和北平党组织接上关系了。”则意思不清，也可以解释为通过台先生，再找到组织关系。（三）即使刘亚雄回忆的话，是台先生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意思，那么，也仍是“孤证”，考据的原则，总是“孤证不立”。何况这一条孤证，并没得到台先生本人的肯定。我甚至认为，台先生答复陈漱渝的话，很像是否认此事之意。
总之，我认为，就问题本身而论，尚待进一步研究，未可据此定论，而对于台先生来说，还是有此不足为荣，无此不足为辱，不必一定非证明有此事不可。鄙见如此，高明以为如何？（2000.2.25）
信中未引台静农答复陈漱渝的话。一九八九年九月陈漱渝先生赴台湾探亲，五次拜访台静农，一次于无人时曾问台老是否中共党员，陈漱渝写：“台老沉吟良久，未给直接答复，只是委婉地说：‘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啦。反正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
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这段话（此段文字网上多篇文章引述）。
从父亲的回信可看出，徐鼎铭很想考证出台静农是党员。既有入党一说，想弄清楚也是情理中事，现有必要把此事捋清，脉络如下：
一、刘亚雄回忆；二、台静农回复陈漱渝的话；三、现有新材料，二〇二〇年二月《现代中文学刊》载叶孝慎的文章《燃灯人之殇——说台静农研究中的空洞或盲点》，他提出新证——
我的手里有1969年5月9日的王冶秋亲笔所写材料。
王冶秋在他1969年5月9日的亲笔材料中明白写道：“台静农约在1926年一度入党，但不久即退出。”
具体分析：
一、刘亚雄回忆：“可以找到台静农同志，这样就和北平党组织接上关系了。”父亲与叶孝慎都认为不能将此作为台静农入党的证据。也许有人问，若他不是党员，与党接关系为何找他？那可打个比方，你想和某保密单位联系，我说：你找到甲，就能和那单位联系上。你由此说甲是那单位的人，那只是你的猜测，我并没说，他可能只是与单位领导熟悉说得上话，而证据不能以猜测为准。
二、“反正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据此能确定台静农是党员吗？还是举个好懂的例子：“你是北京人吗？”答：“反正我接触的不是北京人就是与北京有关的人。”你说他是还是不是北京人？反正他没正面回答，你就只能再找其他资料核实。
三、“台静农约在1926年一度入党，但不久即退出。”这就信息明确了，是目前最直截了当的，从“不久即退出”似乎还可以理解为何台静农未直接答复。
一九八九年，两岸自由往来，在老友李霁野的学生陈漱渝面前，承认是否入党应无风险。按一般常情，若真入过党，一直没退，可直接说“是党员”；若没入过，也可直接说“没入过”，恰恰因为入过又退了，个中原委几句话说不清，所以“沉吟良久”，模糊答之。从这角度可说叶孝慎提供的材料可信度高，算“直接的确证”，刘亚雄的回忆也可供参考了。
当然，若有人想深究，还可进一步探究台静农的入党介绍人、入党地点、组织活动等，鉴于“加入不久即退出”，也许没时间参加组织活动，但介绍人和入党地点还是能考证出的，再有一证也可不为孤证。
梳理完入党线索，结合保存陈独秀信札是冒被捕的危险、与推论台静农是“左联”，我们就发现，徐鼎铭很想在革命框架下叙述台静农，对此，父亲郑重表示：“台先生一生，主要是学者、书法家、教授，其主要价值所在，早年作为小说家，也是主要的。至于早年是否加入过中共，与他的价值成就无关，有之不足以增加其价值，无之亦分毫不减少其价值。” “是否参加过左联，今天来看，不足为一个人光荣与否的标准。”“有此不足为荣，无此不足为辱。”
通信全过程，父亲屡提此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父亲认为重中之重要提醒的，即台静农的主要价值一直在学术而不在政治。
其实，父亲也并非无视政治，他在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信中说：
静农先生一生，是有一贯政治倾向的，即反对一切黑暗反动政府（先是北洋军阀，后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尤其是他后来痛恨蒋党，我所深知，所以我完全理解他后来陷在台湾的痛苦心情。但说他是“早期的革命活动家”是否恰当，我不敢断定，我不知道他青年时期究竟参加过什么实际革命活动没有。曾听他的朋友说，他大学时期，曾一度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详情不知，我猜想也许只是思想上一种影响吧。
父亲只是希望凡事要有确证，这是平实的知人论事的态度。
04
寂寞型与轰动型
父亲的信如下：
上海教育出版社要为《回忆台静农》一书在京举行首发式，自是好事，届时我如得通知，当然前往参加。但是，老实说，我对此类事不甚热心，平生至今未参加过任何一本书的首发式，书的显晦，首先决定于质量，其次要看机遇，不是首发式之类搞得热闹就行的。电视上那么多首发式，看得都疲了，也未闻哪一本书是靠首发式而畅销的。何况台先生一生，不逐浮名，自甘寂寞，纪念之道，也以三五真正了解他景慕他的人在寂寞之中静静地从事研究为宜，不必大吹大擂，大轰大嗡，更无须期望什么“很大的社会轰动”，什么“刮起台风”，那都不是台先生所喜。台先生后半生在台湾，并非他的心愿，他不能算是“港台人士”，今天如果借什么“海峡两岸交流”之名，把他卷进这一股风里吹起来，台先生在天之灵会坚拒峻辞的。这些想法，我蓄之已久，常常觉得与先生的想法有些出入，现在写出来，尚请指正。（1995.2.23）
因与台静农的相知相交，对“社会轰动”“刮起台风”等遐想，父亲用了“台先生在天之灵会坚拒峻辞”这样的话。初看似泼冷水，但实则中肯，很必要。半年后，他们的通信又涉及此事，父亲进一步阐明观点，说得很实在，近于苦口婆心：
关于纪念台先生事，我想说几句坦率的话：
台先生是一代书法宗师，学人楷模，先前是有重要贡献的小说家，但是，他自己一生不逐时名，不走要津，不包装推销自己，所以，他不是可以炒得热起来的人，钱锺书先生说，真正的学问，只能是荒江之滨，二三野老之间的事。我很欣赏这几句话，尽管这几句话本身已成了“炒”来“炒”去的材料，有些叫人腻味。而台先生倒是证实这几句话的最好的典型。您对台先生的敬爱，您竭力宣扬介绍台先生的热心，我一直很感动。但是，恕我坦率地说一句，您毕竟距离当今文化学术圈子远一点，太不了解“圈内”的“行情”，不知道台先生这样的人，已注定只能是今后很少数人永远怀念的对象，永远会活在荒江之滨三数野老之间，却不是可以引起什么“轰动”，刮起什么“旋风”的人，当然，也许有什么特别大有力的人在特殊机缘下可以办得到，但你我之微力，皆万万不能也。《新文学史料》出过纪念特辑，人民日报社出过散文集，陈子善先生编过纪念集，这就已经是今日大陆上能办到的极致了。过此以上，我们都不必妄求，且恐非台先生之灵之所喜。这些想法，和您开始通信时就有，但恐怕泼您的冷水，没有说。中间也曾稍微说过一点，但未蒙鉴纳，且似认为我欠热心积极。现在我想，这些年来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平平常常的实情，故敢再渎陈之，仍希鉴纳，恕其唐突，为感。
《回忆台静农》
陈子善 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辽宁教育出版社有大规模的《新万有文库》（新世纪万有文库）计划，第一辑广告已见各报，日前有主事者之一来谈，打算第二辑收入《台静农论文集》，待与其继承人洽商著作权问题云。此即是属于今后少数人之间永不会忘却之一例也，特以奉闻。（1996.9.10）
此信后，徐鼎铭仍没解开心结，父亲又复信：
前信也许言之未详，我说的是，静农先生是真正的学人，他本人就是真正的“静者”，杜撰一个名词来说是“寂寞型”的，直白地说，就是“炒”不热的。所以，我只是说，我们不必用了某种近似于“炒”的方法，去求达到“轰动效应”（即使有大能人，能把他“炒”热，也非先生在天之灵之所安）。至于“锲而不舍”地去蒐集资料，进行研究，二三同好中交流，有真正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当然是值得做，应该做的，是“人应该有点追求”“书是为自己读的”，这与逐求社会轰动不是一回事，我岂有丝毫反对之意哉。所谓“大陆以外并非如此”，我不知其详，但近据台湾大学一位老教授云，台大中文系年轻教师中，已有不知台静农为何如人者矣。我以为这倒也无须感慨，规律就是如此。（1996.9.22）
父亲评价台静农“一生不逐时名，不走要津，不包装推销自己”，对这样的学者，政治的、世俗的锦上添花都没必要，踏踏实实宣传他的学问就好。这是对一位学者最高的评价。以上信还可看出，年轻人的激情碰上老年人的理性，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
徐鼎铭的思虑也引出父亲对学者的分类：“轰动型”“寂寞型”。
二〇〇〇年，父亲又有一段深情的话：
台公逝世，不觉遂已十年，念之惊心。我本来没有想过要写纪念文章，因为要说的话，已在两篇文章里说尽，一时还没有新的话说，但既承函促，想了一想，也许届时可以写写关于怎样才是对他最合适的纪念方式这个问题。盖人之留遗于社会者不同，社会所以纪念他的方式，亦各不同。有人逝世轰动一时，马上就被忘却；有人会年年隆重纪念；有人则只能为不多的人所纪念，但不会被遗忘，而且纪念者会逐渐增加，我以为台公就是最后一种。我想探究一下其中的道理。（2000.8.17）
二〇〇二年底，徐鼎铭多方奔走的台静农百岁纪念会流产，他愤慨不已，父亲极为同情，写信安慰：
“有人会年年隆重纪念；有人只能为不多的人所纪念，但不会被遗忘。我以为台公就是最后一种。”“台先生能长久留存在少数学人心里，就很好了。”这些话以前都说过，现在大概可以再说一遍。也许可以有些意义。
至于地方官之流，本来只是借此打名人牌，以为台湾人都是财神。财神请不来，戏自然不必唱。也没有什么可怪的。原来我们信以为真，还是我们自己太幻想了。您说是不是？
二〇〇九年，父亲去世，他最终没能探究他想探究的道理。
《台静农全集》
台静农 著
海燕出版社，2015-10
六年后，二〇一五年十月，《台静农全集》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对“台先生能长久留存在少数学人心里，而且纪念者会逐渐增加”预言最好的社会回响。
以上，是父亲继两篇怀念台静农先生的长文之后，最后写的与台静农相关的评论，全部信阐述了如下观点：
一、考据如无确证，宁可取其无，不可信其有，坚守考据原则，有几份证据说几分话。
二、台静农属于在学界被少数人永远纪念的“寂寞型”学者。
三、台静农是一代书法宗师，其学问成就、人品，堪当学林楷模，这样的学者无须政治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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