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谭启龙的廉洁故事||黄承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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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漳谭启龙（1913—2003），男，汉族，江西永新人，化名胡志萍。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井冈山走出来的老红军、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青海省、四川省省委书记，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青海省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第二政委，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他虽没有参加长征，但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贡献仍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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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的“红小鬼”
1913年，谭启龙出生于江西永新，与大多数革命战士一样，他的家庭十分贫困，他也没有受过太多教育。1928年，谭启龙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因为身材矮小，营养不良，被称之为聪明伶俐，机智果敢的“红小鬼”。当年在王明发动的肃清活动中，谭启龙不幸被当做反动派，受到了委屈，在其他同志帮助和自身努力下，获得新生，使他练就了沉稳大气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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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坚持游击战三年
按理说，谭启龙军事能力在共和国诸多将领中，应听到他的名字，原来这位作战能力突出的武将，最终走向了“文官”。谭启龙的人生分界点就在长征，长征虽带走了大部分红军将领，但仍有部分战士留在了根据地，与敌人周旋。既保存了革命根据地，也牵制了敌人，给大部队转移提供条件，而21岁的谭启龙被留在根据地。“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毛主席这十六字游击战论方针，谭启龙可谓是运用得炉火纯青。作为后方部队成员，他手上能够调动的士兵并不多，于是就和敌人在山林之间打了三年的游击战，更多的困难他都一一克服了。钻山洞、住“公馆”、喝山泉，夜无住处、蛇虫（蚂蟥、蚊子等）为伍，饥寒交迫，大雪封山更是敌人大围剿的机会，首当其冲的便是食物，山中虽物产丰富，却无法光明正大在山林中生火做饭，平时一般都以生食为主。其次是盐分的缺乏，为此他和战士们只好吃硝盐，即便知道吃硝盐会致癌，但也义无反顾。最后山林中的气温、环境都是对谭启龙和战士们的考验，很显然最后他们都顺利通过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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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政治”
写入根据地施政纲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人民群众，在对日斗争中愈战愈勇、愈战愈强。1940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近期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向江南发展。
1943年12月29日，正值抗日战争从战略相持转向战略反攻阶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浙东区委：“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是迫切需要的。但要以坚持敌后抗战，实行民主，推进敌后抗战文化教育，发展工商农业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作为号召。”1944年1月15日，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在四明山茭湖村召开，与会代表包括工、农、商、学等在内的当地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会上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推选连柏生为主席，并颁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该纲领第五条明确提出了“厉行廉洁政治”。浙江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4年拟定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这是抗战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留存下来的革命文物。该纲领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烽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中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
1945年1月，中共浙东区委将《浙东地区施政纲领》递交浙东敌后临时各界代表大会通过。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浙东纵队随后奉命北撤，开赴苏北，这也意味着浙东抗战的结束。从浙东抗战时期的具体实践来看，这个以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施政纲领，对确立党在浙东根据地的领导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明确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民主建权、发展生产、加强财政经济建设、保障部队供给和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20项条款。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作为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的民主施政纲领，在进一步巩固浙东抗日武装、壮大敌后抗战力量、促进根据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浙东地区施政纲领》一起，也为中共浙东区委带领浙东抗日武装和人民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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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导
默默奉献的“螺丝钉精神”
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创立之初便明确了它的工作任务：团结一切敌后抗日的各阶层人士各党派各团体，坚持敌后抗战，逐步改造与加强原有区乡镇机构，使之成为抗日的廉洁政府。
为改造原有乡保机构使之成为抗日的廉洁政府，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推行新的基层政权建设，县以下分设若干区署，区以下设若干乡保行政机构，区乡长由人民群众重新选举产生。当时，一方面对原来的乡长、保长人选进行考察甄别，同时群众对一些贪污腐败、附伪作恶的乡保长进行斗争，及时将不合格的乡保长清理出基层政权机构。慈北一名张姓的保长就因为大肆敛财、敲诈勒索引起村民公愤，根据地政府以召开保民大会的方式，通过改选将此人清理出了保长的队伍。局部调整乡保行政人员，逐步清除贪污腐败和顽固投敌分子，开展乡选民主实验，创建新型乡镇机构……围绕这些主要任务，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开始着手改造当地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公所”，并创办《新浙东报》，建立浙东鲁迅学院、浙东韬奋书店、惠民医院，推行恢复雇农会、改造农业合作社、武装保卫秋收、平抑米价、二五减租、优待抗属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
作为我们党在浙东地区民主建权的具体实践，《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从行政上确立了根据地廉洁政治建设的方向，同时通过以上率下，使“廉洁”两个字成为根据地部队和机关人员的日常行为准则。
当年春耕之际，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开荒，并号召各行政机关自己劳动增产，减轻人民负担。夏收季节，上虞县办事处发动机关部队成立帮工队，分组帮助农民插秧耘田，不取分文报酬，不吃一顿酒饭；7月份，新四军某部专门为各部挑夫、伙夫和勤务员们开了个表彰会，大力倡导杂务人员默默奉献的“螺丝钉精神”，并当场选出7名工作负责、爱护公物、严守纪律和随时关注群众利益的模范杂务人员，进行表彰奖励。
在厉行廉洁政治的号召下，哪怕是有个别工勤人员产生了浪费粮财或者克扣揩油的不良倾向，大家也会跟他斗争到底。1944年7月，《新浙东报》头版通报了这样一则违纪案例：本月17日，新四军某部开除了一名违反群众纪律的老炊事员“阿甫老头”。这名炊事员在该报上曾两次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平时战士们对他的教育也不少，但依旧屡教屡犯。最近又向商贩强赊咸鱼一条，再硬卖给老百姓换酒吃。为严肃群众纪律，将其开除军籍，并公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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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作风打下广泛群众基础
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壮大过程中，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军队同群众关系，当作一项十分重要工作来抓。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强调：“我们要在浙东敌后站稳脚跟，建立起长期坚持斗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我们只有进一步的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能将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建立起坚强的群众基础，任何困难环境都可战胜，任何困难都可克服。”
就这样，他们在内忧外患的浙东地区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施政道路，自然也赢得了浙东人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在1944年6月的四明地区第二届行政扩大会上，大会主席华中局驻四明地区特派员罗白桦临时发起拥军捐款活动，与会代表纷纷响应，捐款总数达到1.1万元。在接下来的四次秋收保卫战中，当地村民为了回报浙东部队，纷纷加入慰劳的队伍。入冬之后，为助部队御寒之需，民众凑齐80担柴用红旗锣鼓开路到驻地慰问……
民主施政的一年实践，行政管辖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三北、四明地区扩大到浦东、会稽等4个行政区14个县，当时覆盖总人口200多万，同时也让浙东人民更进一步了解了我们党的执政方针和优良作风，为接下来中共浙东区委全面加强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提供了最广泛的民主基础。
1945年1月，浙东敌后临时各界代表大会召开，分别选举产生了以谭启龙为议长的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和以连柏生为主任的浙东行政公署全体成员，并通过了《浙东地区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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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的省委书记
在与敌人斗争三年后，谭启龙不幸负伤被送往了战地医院，经治疗康复后，他又再次来到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上。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谭启龙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开始完成从武将到文官的职业道路转变，不过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谭启龙也不例外。谭启龙为官期间，体察民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那个地方做出傲人的政绩，一来二去他也多次被调任，又因他能力突出，每次调任都是去往一个省的领导核心工作。
首先是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浙江省在他的带领下，顺利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期，使得该地经济发展和生产恢复效果明显。浙江省的政绩斐然让谭启龙脱颖而出，此后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四个省的省委书记，负责当地的经济与政治的统筹工作。这四个省分别是山东、福建、青海和四川，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的谭启龙先后在五个省担任省委书记一职。事实证明，谭启龙的能力是突出的，只要是他管辖过的地区，人民群众生活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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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山水画
1949年5月，谭启龙就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为凝聚各方力量建设新浙江，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谭启龙没有读过多少书，参加革命前大字不识一箩筐，参加革命后，逐渐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但毕竟缺乏系统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基础，在战争和建设时期，他痛感自己的不足，因此特别敬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大师，与他们交上了知心朋友，其中就包括了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
当时黄老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任教，谭启龙多次过问他在杭州的住房及生活，并亲自作出安排，他们之间慢慢地成了知心朋友。作为近现代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当时全国有许多书画爱好者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画，但是谭启龙从未向他求过一幅画。黄宾虹一直心存疑虑，有一天，他对家人说：“我很想为谭启龙画一幅画，但是他从来也没管我要过画，又怕他不喜欢我的画。”之后不久，这事被谭启龙知道了。
1949年初冬的一个周末，谭启龙在西湖边散着步，不知不觉走到了灵隐附近，便顺道去看看黄宾虹这位画家朋友，同时也为打消黄老心中的疑团。一进屋就是画室，一股墨香扑面而来，大画桌上堆满了书籍、画稿，桌旁黄老先生正戴着眼镜在作画。看到谭启龙，黄老先生想停下来陪同说话，谭启龙连忙表示不必，请他继续作画，自己则站在一旁静静地观摩。黄老的山水画风格浑厚，意境深遂，谭启龙边看边由衷地赞叹起来。一幅画作完，两人才坐下来攀谈。谭启龙说：“黄老的山水画让人看着真是身临其境啊，那么多人向您求画，您一定忙不过来吧，不过说到这个您可别误会，我不是不想求画而是不愿借工作之便来向你索画，党的纪律我们都要遵守啊！”黄老听后十分敬佩谭启龙的廉洁自律，同时也为自己有个这样清廉的好朋友感到十分欣慰。待谭启龙离开后，黄宾虹不停地跟夫人感慨道：“谭启龙真是我平生一大知己啊！”
由于组织安排，1954年4月谭启龙调到山东工作。这期间他们也偶尔书信联络。1955年3月，黄宾虹去世时，谭启龙在山东抓农业生产，一时走不开，便让夫人去看望黄夫人。回山东的前一天，黄夫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黄宾虹专门为谭启龙作的一幅画：《拟龚贤笔意》。黄夫人说：“老黄对谭书记非常敬仰，视谭书记为知己，他这幅画是专门为谭书记作的，一直给他留着，在病床上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他。这可是老黄的遗愿，还请你务必收下。”谭夫人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收下吧，怕回去没法向谭启龙交代，她知道爱人的原则，从不收授任何礼品；不收吧，这可是黄老先生的遗愿。谭夫人想了又想，还是先拿回去再作定夺，于是再三感谢地收下画卷，第二天回了山东。
谭启龙看夫人带回了一幅画，责问道：“你知道我的原则，怎么能收黄老的画呢？”夫人也很委屈，便把黄夫人的话说给他听。谭启龙想想也有道理，收下画作也是了却黄老的一个心愿。可是这又违反了党的纪律，他看着画沉思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把这幅画捐献给国家，像黄老这么有名望的画家的作品，也是国家的一笔财富，放在展览馆或博物馆里珍藏起来，不是很好吗？于是，这幅《拟龚贤笔意》便被送进北京一个著名的文化艺术品收藏中心珍藏了起来，供广大书画学者和爱好者欣赏和学习。
来源：公众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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