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战火的标本——抗战期间中大曾策划迁港 珍贵资料多次辗转终获守护
开篇语：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中山大学至今日，已届世纪华诞！在长达百年历史中的短短七年间，它四迁校址 ，在中国大学自西向东史诗般迁移中，却有晚迁早归，烽火逆行的显著特点。世纪中大，诚应花团锦簇，然以迁校悲喜交加之故事化作特殊的瓣瓣馨香，祝望它勿忘过去，奋发有为，开启更加美好未来，不也很有意义吗？借助一系列故事，雅致与通俗、宏观与微观、历史现场与实地考察、水陆空拍摄相结合，集原始资料性、解读创新性、文字生动性 、图片艺术性于一身，以飨读者，并祝福中大生日快乐！【历史人物】 陈焕镛，字文农，号韶钟，1890 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留学哈佛大学，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创建了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植物分类学专门刊物Sunyatsenia（《中山专刊》），是《中国植物志》 第一任主编之一，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对华南植物区系的研究精湛，发现的植物新类群与新组合500多个， 新属11个，如世纬苣苔属、任豆属、银杉属和观光木属等，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七七事变”后，为了保存教育火种，延续学术血脉，众多高等学府纷纷踏上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路。1937年 8 月开始，日军对广州进行了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当时作为“抗日大本营”的国立中山大学遭到日机多次轰炸，死伤多人，部分校舍被毁，许多珍贵的图书设备也毁于战火。由于当时英国维持所谓香港的中立地位，所以香港成为中山大学寄存校产和迁校的重要选择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上演了一段曲折艰辛守护大批中国珍贵植物标本的故事。（文/郑悦琳）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在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前接受采访。
进入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 从北门顺着林荫道直走，靠近体育馆附近，便能看到松园湖畔一幢三层红砖小楼。这座建筑风格独特，流线型楼梯蜿蜒而上，依然保留着水磨花砖和高大落地窗。窗外斑驳的阳光透过婆娑树影洒入室内，依旧如昔。如今，这里是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所在地，在上世纪，这里却是省立广东大学的“旧女学”，即女生宿舍。 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考证，抗战期间，中山大学生物学家陈焕镛为保护研究标本，几经辗转将其从广州运到香港，又于1942年再次将标本运回广州，存放在这幢楼内。陈焕镛时任广东植物研究所所长，为了保护这些珍贵标本付出了巨大努力。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大无畏的勇气，守护着国人生物学研究的火种。当中大校史馆编纂《中山大学校史资料汇编》时，有一个问题让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广州沦陷前，国立中山大学已预先将大量贵重校产迁运到香港寄存。1937年8月，中大图书馆先期将199箱珍品书籍寄存香港九龙货仓。次年3月，工学院将 445箱图书、仪器运往九龙。6月，中大下令将全校各单位重要的图书、仪器迁运九龙，并向广九铁路租赁卡车运载物资，合计417箱。为什么呢？通过查阅档案，才知道国立中山大学最初有将学校迁往香港的秘密方案。或者说将大批珍贵图书仪器存放香港，可以理解为迁港之前哨工作。1938年6月，在广州尚未沦陷前，中大校长邹鲁向当时教育部提出三个迁校方案：一、迁校限在广东境内；二、仿照清华大学等校迁入滇桂；三、仿照岭南大学等校迁入香港。后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中大最终未能迁至香港办学。由于先前香港九龙已经贮存大量珍贵校产，无法随时随校迁移，为了守护这批留港校产，爱国中大人与敌周旋，付出了巨大牺牲与努力，其中以陈焕镛保存农林植物研究所标本最具传奇色彩。
1934年农林植物研究所展览室
保存火种：视标本如生命
平津沦陷，南京沦陷。国立中山大学教授陈焕镛心急如焚——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相继被日军洗劫，眼看国人创立的生物学研究成果几乎毁于一旦。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是硕果仅存的研究机构，陈焕镛意识到，保护这些标本不仅仅是个人职责，更是守卫民族科学的火种。 广州眼看也要失守。1937 年，陈焕镛火速奔赴重庆，向校长邹鲁请示应对方法。邹鲁指示：“尽力设法营运，勿吝费用。”陈焕镛深知，这句话赋予了他保护标本的权力，也赋予了他无穷的责任。1937年12月，农林植物研究所租用广九铁路车皮，分六批运送校产到香港。陈焕镛不遗余力，抢运法政路五千余号标本和图书、仪器多种，并将原存广州沙面七货车的标本也抢运至香港。 但将标本存于香港并非长久之计。日军步步逼近，陈焕镛的忧虑愈 发沉重。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焕镛为了稳定标本存放，竟不惜动用家族财产，先租用其家族在九龙码头围道 314号 及弥敦道货仓暂存，而后又在1938年9月，其兄长陈焕祺之女陈淑珍向香港投承荒地，建成一栋两层半楼房作为香港办事处，用于办公和存放迁来标本、图书。彼时，垫付和赊欠的费用已累计数万元。为继续筹集资金，他甚至让发妻的妹妹将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勉力支撑这场与时间、战火的赛跑。1940年，中大从云南澄江回迁至粤北时，建议将标本迁回坪石。然而陈焕镛犹豫了：“倘迁回粤北，则临时盖建简陋之校舍，对兹具有历史性之标本文物，是否可以保存不坏？且路途辽远，运输困难，敌机轰炸，无日无之，苟有不测，则将此本校仅有保存完 整之本所十数年心血结晶，毁于一旦，前此所费千辛万苦设法保存者，功亏一篑，实属可惜。”他拒绝了迁回粤北的提议。其后，教育部建议将标本迁往美国，其实陈焕镛早已与美国阿诺德树木园联系过。然而，陈焕镛心中清楚：远渡重洋并非易事，当时欧洲战局吃紧，海运资源紧张，列强备战，恐怕标本一旦送往美国，归国之路遥遥无期。这样，迁美计划也在无形中搁置了。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香港办事处
立下誓言：“物亡我亦亡”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战火烧到孤岛之上，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顿时危机四伏。这座仅存的华南生物学研究机构，藏有珍贵的十五万号植物标本、四千余部图书和大量精密仪器，均是陈焕镛教授多年来倾注心血搜集的科研瑰宝。面对日军的进逼，陈焕镛说出“物亡我亦亡，物存我亦存”的誓言，道出他的责任和使命。 敌军步步紧逼，计划彻底接管植物所。陈焕镛为保全校产，提前派助手蒋英和陈少卿赶往粤北坪石向学校请示，寻求对策。然而，交通阻隔，消息无法及时送达。更糟糕的是，日军掌控了标本和图书的目录，并派兵驻守，植物所正濒临被侵占的边缘。陈焕镛与留港员工经过一番权衡，毅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这批校产，誓与之共存亡。陈焕镛目睹华北的科学机构相继毁灭，深知一旦研究所被日军控制，中大的植物学成果将化为灰烬。 就在他进退维谷时，一位特殊人物出现了——伪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林汝珩以“协助保存科学文化”为名主动联络陈焕镛，表示愿意协助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并发还留在法政路的公物，而且交给陈焕镛管理。陈焕镛召集留港员工商讨后认为，“与其徒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曷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实质。”“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罪功，非所敢顾。”陈焕镛明白，这是一条冒险之路，带有巨大风险，甚至可能被视为“附逆”。但再三权衡后，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条途径：与其让敌人接手宝贵标本，不如采取权宜之计暂时妥善保存。 1942年初，汪伪政府将植物所改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将标本、图书、设备暂存盘福路原市立第二十三小学旧址和西华二巷一所平房内。8月，伪广东省教育厅占领私立岭南大学校址， 植物所迁入原岭大植物馆办公。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于1934年5月发行的《第一次五年报告》
一生坚定：守卫科学沃土
1944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附逆”的指控加在陈焕镛身上，撤销了他的评议员头衔。曾经是中国植物 学奠基人的他，一夕之间声誉尽毁。然而，他并未为此辩解一句。陈焕镛选择沉默，他明白，自己冒着战火、甘冒骂名的唯一初衷，不过是保住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那十五万号珍贵标本和四千余册图书——这是抗战中 中国仅存的生物学研究成果，也是他一生的心血。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中山大学复员广州。陈焕镛写了一封信给农学院院长邓植仪，字字诚恳地讲述农林植物所在抗战时期的曲折经过：“数年以来本所同人闭户读书，埋头研究，对抗战工作愧无建树，然保存本所文物，自谓尽心……重见天日，合率领所内员工检点标本、图书、仪器等归还本大学，俾解除责任，听候处分。”言辞恳切，透出他对标本护存的赤诚与责任。然而，平反正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46年5月，陈焕镛放弃出国躲避的机会，选择原地等待审判，他深知，如果离开，不仅会让“附逆”指控坐实，也会使他多年保护的植物标本再度失去依靠。在煎熬的等待中，他并不孤单，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等中大高层积极为其正名。邓植仪院长也带领三十多位教授联名请求教育部对陈焕镛作出不起诉处分，以表达对他无畏坚守的支持。 与陈焕镛相交多年的挚友美国著名植物学家梅尔教授也写信给教育部力证陈焕镛清白。1946年12月，广东高等法院裁定，陈焕镛并无通敌证据，“出任伪职之动机纯为保存文物而起”，作出“不起诉处分”的判决 。 这一迟来的公正，终于还给陈焕镛应有的清白与尊严。陈焕镛一生与植物相伴，将自己奉献给中国的植物学事业。即便战火逼近，民族科学研究的火种在他的坚守下，穿越了战火，历经艰险得以保存。他甘愿背负骂名，以一生的坚定书写了中国植物学的传奇 ，直至弥留之际 ，也依然将这份信念化作春泥，为后人守护这片科学沃土。
琼棕 ，1935年采集 ，属名Chuniophoenix以陈焕镛的姓氏来命名。
情系草木，躬身大地！ 为保护标本他曾不遗余力
——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奠基人之一陈焕镛院士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拥有近百年历史，创始人陈焕镛以其雄才博学，致力于种类异常丰富的我国华南地区植物区系研究。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便与胡先骕主持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双星辉映”，成为我国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素华流年，星霜荏苒。回顾历史，1927年开始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陈焕镛，第二年就在中山大学农科建立植物标本室（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前身），同年设立植物研究室，1929年又扩充为植物研究所，后更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该所早期致力于中国华南地区植物研究，既为中国植物学研究奠基，也为中国南方农林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短萼仪花的荚果，是陈焕镛交换回来的标本
1919年秋，刚刚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回国的陈焕镛，只身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 植物学家，由此开启他在中国的植物学研究生涯。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后，他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此后足迹更是遍及大江南北。建立农林植物研究所后，他组队在华南地区进行系统采集， 为后来《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等的编撰做准备，并积极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短短七八年 时间，通过交换获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 据历史记载，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农林植物研究所采得华南区域植物标本已达10多万号，并建有植物标本园， 创办植物分类学英文刊物 Sunyatsenia， 与国内外植物学界交往广泛，赢得国内外声誉。然而1937年，北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广州时局日趋紧张、战祸在所难免之情形下，陈焕镛陆续组织人力将生物学系的部分标本、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文献、仪器设备等分批运到香港九龙。资料显示，当时陈焕镛运到香港的植物标本有141586号，也 正因其此举，使得生物学系在大瑶山采集 的4万多号植物标本得以保存下来。 1942年，农林植物研究所回迁广州。 陈焕镛将标本从香港运回广州，存放在省立广东大学的“旧女学”（现中山大学东北区 378号）。正是陈焕镛苦心孤诣，在抗日期间不惜动用家族力量将标本及时转移到香港，又在香港沦陷后，不计个人得失与荣辱，将标本妥善运回广州，才得以完好保存这些珍贵标本，并使得农林植物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得以赓续发展。
银杉，为陈焕镛和匡可任发表的新种
而由陈焕镛亲手创建的标本馆，现已拥有123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 馆之一。标本馆中那一份份微微泛黄的装订着形态各异的植物标本，是时光的留痕，也是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标本馆是一栋新 旧馆合体的五层楼建筑，总面积有5513平方米 ，标本柜里满满当当地存有涵盖48700多个物种的各类植物标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有近 8000份。据标本馆 高级工程师曾飞燕介绍，馆内现存有一批 非常珍贵的标本，是当年由陈焕镛与海外同行交换得来，其中包括了一批菲律宾标本，其本国标本已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外，还有不少由陈焕镛亲自采集、鉴定，或发表的植物新种标本，乃至以其名字为 新种命名的模式标本，如棕榈科琼棕属琼 棕（又名陈氏棕）等。陈焕镛一生发表植物新属11个，新类群及新组合500多个，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银杉。他与匡可任教授在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被称为“活化石” 植物的银杉模式标本，至今仍完好无缺地存放在标本馆中。曾飞燕说，“银杉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学术界一度认为它由于冰川降临早已绝种。所以当年银杉在中国广西被发现、最终被定名发表，顿时轰动了全世界。”“遥想1919年，陈焕镛前辈回国，立志为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要让中国植物学研究摆脱外国垄断的困境，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情系草木，躬身大地，对于陈焕镛为中国植物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植物学家陈焕镛》作者黄瑞兰也无不感慨，我们期待陈焕镛院士这种爱国、爱科学、全身心致力于祖国科学事业的科研精神，能代代传承下去。（全媒体记者黄岚）
美花石斛，由陈焕镛在抗日时期采集的标本学术指导：曹天忠
策划：黄颂豪、龙成满、海国
统筹：杨晓明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黄岚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郑悦琳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海国
资料图片/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提供
编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李鑫、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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