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唯一政工大将，毛主席的第一位秘书，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文/任振杰
谭政是湖南省湘乡县人，他虽身经百战，却始终没有改掉十足的书生气。从投身国民革命军成为上士文书，到井冈山上成为毛泽东的首任秘书；从协助毛泽东起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到拟定《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从第一师时的身先士卒，到抗日战争时期完善我军政治工作；从东北战场上政治工作的独特作用，到横扫西南残匪时的军政结合；从解决建军新阶段中的若干问题，到因“三八作风”和林彪较劲……谭政始终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儒将”风范，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探路人和践行者，真正体现了“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高风亮节。
一、投身革命，毛泽东“钦定”书记官，井冈山救起罗荣桓
湖南省湘乡县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谭政1906年就出生在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封建家庭。他在16岁时入毛泽东、陈赓等曾就读的东山高小，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上学时被推荐为学校学生会主席。
受北伐战争的影响，高小毕业后，谭政就给自己的老同学又是大舅哥的陈赓写信，要求参加革命。陈赓当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在陈赓的支持下，谭政很快成为特务营第2连上士文书、营教导员办公室准尉书记官。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谭政和陈赓一道来到武昌叶挺第24师司令部留守处，被分配到武昌警卫团3营9连任文书。
在团长卢德铭带领下，谭政所在的警卫团原本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了长江口，部队不得不改道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发起前，谭政他们赶制了缀有黄五星和镰刀斧头的队旗，撕了许多红布做领带。1927年9月9日，谭政和其他工农革命军的士兵系着红领带，打着鲜红的队旗，在总指挥卢德铭和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挥下，参加了伟大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谭政有幸参与了毛泽东在三湾实行的一个伟大创举：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这为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奠定了基础。三湾改编后，谭政还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在部队士气低迷时，激动人心的讲话：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没有挫折失败，就没有成功！
◆参加1927年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于1937年在延安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左七为罗荣桓、左八为谭政。
在巍巍的井冈山上，毛泽东创建了我党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同时谭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他先是进了教导队，参加了军官训练，后又分到政治部任宣传队分队长。他带领6名宣传队员，在茶陵、遂川、吉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不久，毛泽东亲自点将，将这位一直做文书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书生”调到了前委，并任命为前委“书记官”。谭政因自己的古文基础和写字工整，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个秘书。
来到毛泽东身边，谭政可以近距离向毛泽东学习，对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建军宗旨和政治工作方针有了切身体会。他和毛泽覃曾带领一个营和赤卫队，认真效仿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方法，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在遂川的草林圩把土豪劣绅藏在夹墙中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群众。1928年4月，朱毛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谭政调任第4军第31团党委秘书。期间，谭政认识了罗荣桓，二人都是知识分子，又在毛泽东领导下共同从事政治工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9年3月，红4军进行整编，原第31团编为第3纵队，谭政仍为第3纵队秘书。9月中旬，谭政所在的第3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参加了攻克上杭的战斗，主动攻击了广东的梅县和蕉岭等地。10月底，红4军决定再次进攻梅县，并让谭政所在的第3纵队担任主攻。在纵队党代表罗荣桓的率领下，第3纵队曾一度打进城门，冲上大街。守敌却凭借街道两旁楼房，用机关枪、手榴弹封锁了街道，与红军展开巷战，红军伤200多人，朱德及时命令红军撤出了战斗。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三打龙岩胜利后，毛泽东（左三）、陈毅（左四）、谭政（左二）、朱良才（左一）在龙岩合影。
战斗正激烈时，谭政突然发现指挥部队阻击敌人的罗荣桓倒下了。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急忙返回罗荣桓身边。仔细一看，被子弹打穿腰部的罗荣桓，已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他又冒着生命危险，把罗荣桓背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最后和一个连队文书从老乡家借了块木板，两个人一前一后抬起罗荣桓，追赶大部队。罗荣桓醒来时，感激地说：“哦，原来是两个‘师爷’抬我的呀！”
二、著书立说，反“围剿”中加油打气，生命线上拓荒探路
中国的情况与马克思的故乡——西欧不同，也与列宁的故乡——俄国不一样。中国的革命战争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他的军队也必须是具有中国特点和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不但要打仗作战，也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特殊的生命线——政治工作。谭政通过著书立说，担当了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第一线的探路人。
在“八月失败”之后，毛泽东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党的代表会议起草《决议案》。这一《决议案》，是毛泽东针对当时人民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而写的。落实到文字，写成稿子，不知有多少次的反复，而毛泽东每反复一次，谭政就要重抄一遍，最后形成总决议，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又给党中央写了全面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长篇报告。谭政协助毛泽东起草了报告，报告从起草到定稿，不但用时较长，而且地点也不固定。部队一宿营，毛泽东连夜起草，谭政则连夜誊抄。定稿时，谭政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夜以继日地抄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送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送中央。谭政把抄书的过程，变成了悉心领会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机会。
1929年12月29日，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村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古田会议确立了工农红军建军方向和原则。担任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谭政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讨论，同时也更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确立的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建军理论。
◆1930年的谭政。
1930年6月，红4军以第3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谭政升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之后，红12军与红22军合并，谭政继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这一岗位，极大地发挥了谭政做政治工作的优势。他随红22军先后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在艰苦的反“围剿”斗争实践中，他不仅身先士卒，发挥了一个政治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深入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虽然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且损耗伤亡较大，但战斗情绪始终高涨。
1933年6月，红22军又与红1军团合并，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先后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红1师在兴国的五都、丁毛山、鸡公山、凤翔峰等地，同国民党的数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战、恶战。谭政和师长李聚奎几乎成为黄金搭档，在作战指挥上他们配合默契，在政治工作中互相支持。李聚奎是个“老粗”，只管带兵打仗，而谭政却是个“秀才”，打仗过程中的政治工作、群众纪律等方面的事都归秀才所管。
1934年9月，谭政和师长李聚奎奉命率第1师开赴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在“保卫兴国”的口号下，与敌人展开了阵地战。这一仗，打得时间长，而且极其艰苦、残酷。由于是保卫江西兴国苏区的作战，加上群众工作做得细致到位，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全副武装的赤少队上阵地呼口号，有妇女唱山歌，有政府代表讲话，更有许多群众冒着敌人的炮火给红军战士送水、送饭，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英勇杀敌。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谭政带领几名政工干部，深入前线带头冲锋。面对国民党军周浑元部3个师的兵力，10多架飞机的穿梭轰炸，数10门火炮的集中攻击，他们英勇顽强，机智勇敢。整个山头是尘土飞扬，烟火弥漫，数十米之内看不见任何东西，甚至让人不能睁眼。炮火的激烈程度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绝无仅有的，仅落在高兴圩阵地上的炮弹和炸弹就在数千发以上。
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红1师的官兵凭着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革命意志，在高兴圩苦守了一个多月。在打仗如此惨烈的情况下，谭政仍然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对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兴圩战斗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1师成为长征途中的先锋师。
谭政和师长李聚奎带领这一英雄部队，在雩都西南方向采用夜间奇袭的方式一举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防线。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大山上，再次利用夜暗打开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紧接着红1师再次作为先锋，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一举突破粤汉铁路线，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防线。面对凌厉的攻势，蒋介石紧急抽调了20个师的兵力，企图在湘江两岸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为掩护主力红军向湘江靠近，红1师主力两个团，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负责防守潇水河西岸。谭政和几个师政治部干部则穿梭活动在40里河岸正面阵地上，进行思想动员，鼓舞斗志。在《战时政治工作报告》中，谭政写道：此次潇水河西岸的防守战斗，对渡江来的敌军登岸，毫不胆怯，毫不示弱，他们与敌人来了个“刺刀见红”的肉搏战，把登上岸的敌人全部打死在自己阵地前沿。谭政还充分发挥了他“书生”的特点，在《红星报》上发表了关于红1师激战湘江《最后的一道封锁线》的通讯报告。
遵义会议后，谭政被任命为整编后的红1师政治部主任，再随这支英雄的部队一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翻越人称“神仙山”的夹金山时，谭政首先向部队作了过雪山的政治动员，一时间，“翻越夹金山，气死活神仙”，“制服大雪山，会合四方面军”的口号声，在整个山谷回荡。在进入藏族农牧区时，谭政首先教育部队要严明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在部队采摘群众豌豆苗后，他不但让大家在地头上放钱以赔偿群众损失，同时在田边立上木板说明。由于严格执行了民族政策，他们在藏区受到了藏区人民最高规格的接待——吃藏巴团子。谭政由于长期靠野菜、草根充饥，一次竟吃了七八个藏巴团子。
◆1936年，谭政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红军大学校园里。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关于军事问题大争论的结果。毛泽东自己则说，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在文章中还有政治工作等问题没有写出。但政治工作因其在军队建设和战斗力生成中所特有的功能，成为我军的生命线。毛泽东没有对政治工作作出的结论和总结，谭政在1936年3月，将他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上报中央，确是在政治工作领域填补空白、拓荒探路。
谭政的《意见》，是自己在红军中十多年征战经验的总结，在红军的政治工作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谭政在《意见》中，首先论述了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他认为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应该通过党的组织进行，使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因此，党的一切决定，均须通过政治机关和支部的党团作用去实现。坚决反对在复杂环境中，也就是在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更为复杂的抗日战争中思想上的堕落倾向。
谭政还在《意见》中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不管红军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改变组织形式，必须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关于政治工作和军事技术战术的关系，谭政在《意见》中都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1936年在延安。左起：杜义德、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谭政的《意见》是他投身革命以来悉心研究政治工作的结果。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都对他的这一大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曾风趣地问谭政：“谭政同志，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吗？”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多，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不要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
三、再接再厉，抗日烽火中奏军民凯歌，东北战场上励军心士气
在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战场上，谭政更是书生意气，神奇的笔墨和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无穷而又奇特的作用，谱写了一曲曲军民联合的胜利凯歌。1936年6月，谭政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受训。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到红军后方政治部任组织部长，1937年7月，升任后方政治部主任。不久，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则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11月12日，以“总政治部兼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的名义，下达政治命令，指出：“……目前抗战已走上新的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八路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八路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处（部），恢复原来名义。”之后，谭政又起草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不仅从体制机制上保证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而且也有了具体可行的办法和方法。
由于我们有了一套对付敌人的政治上的策略，当华北敌后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敌人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并以多路合围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毁灭性大“扫荡”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依靠党的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但没有被敌人所消灭，而是经过近两年的艰苦磨炼，部队得到发展壮大，内部更加团结融洽，战斗力还大大增强。不久，谭政撰写了《论革命的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但倡导坚持我军政治工作传统，而且提出正确的干部政策，同时指出了抗日战争中政治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我军的政治工作必须认识到，当敌人用大力进攻的时候，可能导致较大的牺牲，也有可能遭受意外的困难，使战士们情绪出现波动和变化。在此种时候，政治工作必须表现出决定作用，以巩固部队的情绪、勇气和坚定性，树立起战胜敌人的顽强精神和胜利的信心。
在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战场上，谭政虽然亲自率部攻关夺隘的战例相对少了些，但是他确实站在另一个高度，另一个战场，以他敏锐的政治思维，运用另一种特殊武器，号召和团结了广大抗日军民，激发了更大的战斗力，奏响了军民联合的胜利凯歌。1943年谭政担任陕甘宁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他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领导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报告以坦荡的言语直陈：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
报告作为八路军、新四军连以上干部整风的文件和固定教材，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连同抗日战争时期谭政发表的其他文章，正像汹涌的烈焰燃烧在官兵胸膛，更像锋利的匕首直插敌人心脏。谭政的报告，使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及时告诫全党内战的危险，同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6年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谭政被任命为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面临开创东北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局面，谭政接连起草指示，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的各项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对我军初入东北，创建巩固的根据地，扩大解放区，向国民党控制的铁路沿线及城镇进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东北野战军的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作战任务方面，更是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1947年的冬季攻势作战中，部队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踏冰霜，冒寒风，吃不饱，穿不暖，但士气却始终高涨，而且愈战愈强。在90天的冬季攻势中，歼敌9个师15万人，其中俘虏敌10万多人，攻克城镇21座。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后返回延安。左起：李克农、毛泽东、谭政、黄火青、甘泗淇。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及特种兵全部，共80万人，来不及休整就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华北大进军。谭政及野战军政治部广泛开展了政治工作。战士们在“打进关里去，解放全中国”、“到北平、天津过年”的口号鼓舞下，以疾风劲草之势，势如破竹之勇，先后分路由喜峰口、冷口等处越过长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抵达平津地区，并迅速对平津地区敌人完成了分割、包围。
包围天津后，谭政及时提出了“打响进关第一炮”的口号，并号召部队争创打仗好、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在攻城前夜，他还深入部队，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教育工作，及时提出了“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的口号。这些措施，对于攻打天津这样一个既是现代设防，又是华北商埠的大城市，维护天津占后稳定，宣扬我严明的部队纪律，作用重大。
1949年12月，谭政出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当时，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的地形条件，利用多民族聚居地的矛盾，继续在中南地区与人民为敌。谭政针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政策得当，措施有力，中南地区很快胜利地肃清了国民党残部、土匪。
四、刚正不阿，大胆置疑“三八作风”，林彪认定“有个圈圈”
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的、频繁的作战情况已经不存在，但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又严重涣散着部队的斗志。谭政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干部战士中都有，但主要在干部；党内党外都有，主要在党内。因此，他提出了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1953年6月，谭政在西南军区召开的支部工作会议上，以《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为题，作了总结报告，着重强调抓住“两个环子”，也就是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他认为，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和任务完成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1954年10月，谭政调任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面对新的环境，特别是军队建设的新阶段，谭政积极主导改革，具体参与或领导了部队逐步实施的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以及给战争时期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等工作。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谭政（前右三）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随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了新的领导体制，于1955年底成立了八总部。在1956年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政就“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作了发言。他从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愈来愈大的前提出发，强调了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必须巩固部队内部的团结，发扬民主传统，使官兵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发扬，大大提高战斗力。谭政的这一发言，编入“八大”的文件汇编之中，中央军委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1956年底，谭政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等。随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兼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上台，便急于掌握总政治部这块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军政治工作的思想阵地。本来，谭政与林彪共事多年，但谭政却与罗荣桓关系密切，而林彪与罗荣桓在军队思想建设上曾有过分歧，自然对谭政主管的总政治部“很不放心”。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林彪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1939年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句话八个字，概括为“三八作风”。谭政听了以后，脱口而出，说：“这种概括不甚妥当，你这里讲‘三八’作风，那还有个‘三八’妇女节哩，容易混淆，也不严肃。”同时将林彪提出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改为毛泽东最初提出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并上报毛泽东。
林彪得知后，自是恼怒十足，责问谭政：“你知道不知道政治机关和党委的关系？”书生气十足而又刚正不阿的谭政，面对林彪的颐指气使，便借故下部队“去做调查研究”。在林彪的压力下，总政治部于1960年5月下发了《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但林彪仍不甘心，决意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治部的问题。在4月刚开过政治工作会议不久，又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就在谭政聚精会神地为会议起草《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之际，林彪却放言：“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矛头直接指向谭政。会议开始的前夕，在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突然老话重提，严厉批评总政治部不紧跟他的三八作风，而是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文化学习，说这是“方向偏”。事实上，在1月的上海会议上，林彪还对全军政治工作多加表扬，半年多的时间就成了“方向偏”。
◆1955年2月，谭政同夫人及孩子合影。
更让谭政不能理解的是会议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围攻，大会小会“连续作战”。军委扩大会议变成了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批斗大会”。更有人批评说，谭政在1944年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应该算作是毛主席的著作，用谭政的名义发表，是捞取了政治资本。对这一批评，谭政当场反驳：这个报告是由我起草、毛主席改过的，但在大会上由我宣读，以我的名义发表，是中央讨论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所能随心所欲呀！
经过20多天的批判和揭发，谭政被指责为：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与彭“和平共处”；在“反彭黄斗争”中“态度暧昧”、“不作任何发言、表现消极”。并认定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圈”。谭政是“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在宣称总政“已到独立王国的边缘”的同时，将谭政由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同时给行政降两级的处分。
五、无悔人生，无缘无故蹲了监狱，旗帜鲜明紧跟党走
对于无中生有的攻击，谭政是一肚子委屈。但他很快就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去。在他55岁的时候，他接受了他的老战友罗荣桓的建议，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无论是边防哨所、马场和军工厂，还是兵站、汽车修理厂和基层连队，都留下了他调查研究的足迹。而每次调研完毕，都及时地以书面形式向军委和总政治部党委汇报。
◆1955年11月，谭政（右）在旅大抗登陆军事演习看台上。
1964年，谭政冒着酷暑，带病考察了浙江沿海及岛屿民兵政治工作，并充分发挥了他“书生”的优点，很快写出了《东南沿海民兵工作考察报告》。报告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民兵工作必须充分依靠地方党委等“三依靠”的意见。让谭政再次感到失望的是，这一报告居然又成了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原因就是毛泽东曾提出过民兵工作的“三落实”。
但谭政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工作。而是继续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深入进行蹲点考察。在九江总后勤部管理的一个军工厂，他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帮助整顿工厂约半年时间，向毛泽东写了蹲点调查专题报告。但谭政最后还是和去了三线的彭德怀、去山西省担任副省长的黄克诚一样，去福建省当了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反党集团成员邱会作唆使福州军区卫生学校“革字派”学生20多人窜入谭政住处，无缘无故地把谭政押送到北京监禁起来。随后，在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院校，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和谭政等著名的将帅，一个个被押上了批斗大会。他们不但在批斗中，遭到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甚至在轮番批斗中，还坐上了“喷气式”。在大规模批斗过后，谭政又被无缘无故地关进了监狱，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就连随谭政深入基层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包括谭政的秘书，也统统受到牵连被关押、审查和“发配”。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突然问起：“那个谭政哪里去了？”这才把谭政从监狱放了出来，而此时，谭政已在监狱蹲了9年。1975年8月，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关怀下，谭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对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也予以平反。重新工作后，谭政仍不顾受尽折磨而极度虚弱的身体，深入边防海岛，看望广大指战员，体察部队生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重印了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但是谭政的署名被去掉，报告的名字被改成了《1944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这一下，谭政气炸了肺：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剽窃别人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文件名称，个人有什么权力改动？几个总政的老同志感到这个事情不公平，就给军委联名写了个报告，要求恢复谭政同志这篇文章的署名。直到1983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令恢复原作者谭政的署名，并再次印发全军。1988年7月，谭政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谭政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和杰出的领导人。尽管书生气十足，但他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写就了他无悔一生。正如谭政八十寿辰时，徐向前元帅给他的贺信所言：“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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