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
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当局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传授
弱化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历史分期，转而以天然年代为单元去探讨纷繁复杂的历史征象，是中国近当代史领域近年来较为盛行的做法。此中，1920年代似乎尤其引人关注，仅笔者所见，至少已有三部以《一九二〇的中国》为题的论文集问世，编者也在前言中分别讨论了这一年代的特征和意义地点。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强调第一次天下大战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1920年代的中国既相对安定又充满战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喷涌而出，军阀混战与国民革命相互交织，国民国家的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却远未完成，新期间萌发出诸多新大概，又在1930年代的总体性战争中夭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同名论文集，将1920年代形貌为国民革命与政权更迭、国共由互助走向内战、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持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台湾学者吕芳上以为1920年代是文化头脑和政治社会发生剧变的“迁移转变年代”，在民族主义的大纛下，五四个人主义的头脑特色被集体主义取代，“以俄为师”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和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俄式政治体制战胜英美体制，影响中国至为深远。
笔者长期研究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近年来又涉足与中国革命相干的概念史研究，深感1920年代对于中国当代根本政治概念的定型和睁开，同样具有紧张意义。
概念史（Begriffsgechichte / Conceptual History）是20世纪中叶劈头于德国的一种学术传统，由1955年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等人创建的当代社会史研究小组和罗特哈克尔（Eric Rothacker）创办的《概念史档案》杂志开其端绪，科塞雷克（Rienhart Koselleck）等人主编的八卷本《历史的根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历史语言辞典》集其大成，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影响。科塞雷克强调概念对于“当代天下的语言构造”发挥着至关紧张的作用，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政治流派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举措。他把发蒙运动之后从 1750 年到 1850 年的一个世纪称为欧洲当代概念和知识体系形成的“鞍形期”（Sattelzeit），这个比喻预设了一个“旧天下的瓦解和当代天下的呈现”过程，在此期间，社会变革和概念变迁以亘古未有的方式加快发生，并终极实现从传统向当代的转型。另一些欧洲学者在研究本国的概念史和头脑史时，每每也会划定一个根本概念和头脑体系从传统向当代转型的大抵时间断限。比方，《法国的政治—社会根本概念手册》将发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下的法国鞍形期设定为1680至1820年；博尔（Pim den Boer）以为荷兰政治体制和概念结构有两个转型期，分别为16、17世纪之交和19世纪后半叶；波考克（John Pockck）以为英国当代政治和社会语汇的形成是在1500至1800年。
在中国，百余年前梁启超即曾提出闻名的“过渡期间论”，称“本日之中国，过渡期间之中国也”。但中国政治社会与头脑观念向当代演化的过渡期或转型期究竟起讫于何时，学界有诸多看法。王尔敏以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头脑的“过渡期”。张灏将1895年至1920年代初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期间”。金观涛、刘青峰创建的“中国近当代头脑史专业数据库”，涵盖的时间段为1830—1930年。孙江附和以1895年甲午败北作为中国当代转型期间的上限，但主张将下限推至1935年前后，因为随着“九一八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此前杂质的、多元的基础概念被收敛进国族的诉求之中。上述看法，除王尔敏偏重晚清而以世纪之交作为分边界之外，大多把中国“转型期”的下限划定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或1930年代。周策纵将五四运动称为“当代中国的头脑革命”，李泽厚以为五四运动后“救亡”压倒“发蒙”是中国当代头脑演进的根本脉络，大抵也承认了1920年代在中国头脑史上的紧张职位。
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相干的大多数核心概念，根本上都已获得人们所熟知的当代意义并广为继承和利用。近代西方政治概念大多是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陆续引入中国，颠末甲午、戊戌、辛亥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助推，这些概念紧张以日本为中介呈现加快率传播态势，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知识堆栈”。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概念夺目地呈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眼前。及至1920年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基础性政治概念已经在当代汉语中固定下来，形成了当今中国人所明白的实质性意涵。金观涛、刘青峰通过对90余个政治术语的意义分析以为，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后是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当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广泛继承西方当代观念的学习阶段；而新文化运动以后，则是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进行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其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当代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当代中国紧张的意识形态。根据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本术语大体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渐渐传入中国，此中最紧张的渠道便是经过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译介，到192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术语已在中文中固定下来。
这些术语、概念发展到1920年代，还见证了中国头脑转型与政治变迁的两个紧张特征。一方面，政治概念体系从多元竞争走向一元化和激进化，头脑文化渐渐进入“主义的期间”。概念史家所谓的“鞍形期”，一个引人注目标征象是许多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的过渡，出现了“发展”“进步”“自由”“平等”“革命”等“复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概念，比方，“进步”概念从表示详细事物之进步的前当代复数概念，变化成天经地义的抽象的历史进步，从而揭示了之前无法言说甚至不可思议的当代经验。种种“主义”概念的盛行和竞争，更是这种演变趋势的紧张表征。自19世纪后半期日本人以“主义”一词对译西文词缀-ism以来，各种“主义”便成为东亚近代知识建构的紧张载体。据语言学家观察，“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扩张始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1898—1901），今后险些每年都有新的“主义”在中文报刊上出现，1919年则是“主义”大为盛行之年。
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已经明白出现了作为一种信念与原则并为举措提供参照标准的“主义”概念，但晚清叙述中的“主义”大多具有多元的、机动易变的策略性意涵，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思潮也是相对复调和相互竞争的。而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不同概念及其代表的政治主张的排他性越来越显著，“一个主义救济一切”，以一元化、排他性的“主义”求得“根本办理”的观念渐渐占据了主导职位。如陈独秀所说，“主义制度比如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标积极，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亦指出，“各会员对于他本身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学会的工作，便是练习利用各种“主义”的人。正是有感于“主义”由“救时的详细主张”变为“抽象的名词”而生发出“缺点和危险”，胡适在《每周批评》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闻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民革命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三民主义已在形形色色的“主义”竞争中占据显着上风，成为中国人社会政治实践的指导头脑。
另一方面，政治概念/话语与政治实践的交互影响进一步突显，知识分子迅速走向“举措的期间”。政治理论家指出，以“主义”（-ism）为后缀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体系化的观念体系，每每具有显著的“举措导向”（action-orientated）和“群众导向”（mass-orientated）。所谓举措导向，是指它不仅形貌息争释实际，而且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提出“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白步骤”；所谓群众取向，是指它以平凡民众为动员对象，用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词进行陈述，以“鼓舞人们尽最大的积极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的根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意思是说，概念不仅被用来形貌和再现政治发展过程，也被用来引导政治实践、到场政治变迁。科氏以为，概念为政治实践提供了“经验的空间”与“期待的视域”，前者是指概念对历史的表述和再现为实际政治提供可资鉴戒的经验教训和实践知识；后者是指概念勾画出未来的理想蓝图，既为政治实践者提供举措的目标和指引，又为政治精英动员平凡民众到场政治创造出根本动力。有了经验的空间和期待的视域，政治实践便可在过去—如今—未来的绵延之维中不断地罗致动力，而不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走向激进、走向举措的时期，而不同阶层群体的举措方式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趋同性。除了“主义”概念以形貌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方式到场社会政治变迁，“革命”“运动”等举措性概念更为政治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框架（framework）和举措指南。
比方，“革命”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以降，经历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词汇—日本译名‘革命’从日本逆输入中国”如许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迁衍过程”。具有当代意义和天下意义的“革命”概念活着纪之交传入中国，头脑界在短短二十年间经历了从“闻西学而骇”到“闻变法而骇”到“骇民主”再到“骇革命”的急剧变化。据数据库统计分析，“革命”一词在中文报刊上的出现频度在戊戌变法前后远远低于“改革”，1900年庚子变乱后不断上升，在1903年和1906年达到两个高峰，1908年后又开始淘汰，直到新文化运动特殊是1919年后才再度凸现，并在1920年代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峰。到这时，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变革模式在代价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在实践上是否具有必要性可行性，都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建党先驱自不必说，即便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曾提议“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颠覆这鸟当局；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当局：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在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三大党派的大力宣传下，“革命”一词成为利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同一、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本领，革命成为高于一切的代价准则和举动规范，进而出现了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对今后的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以“运动”为例。尽管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运动”，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洋务自强、维新变法、义和团、新文化等历史事件都没有被称作运动，其“运动”之名乃是后人阐释的结果。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在甲午败北后开始出现于中国，但其蔚为风潮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实践模式以及“群众运动”概念的形成、传播和广为继承，也在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呈现出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举措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举措、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图根本之办理等观念与举动特征，造就了非群众运动不敷以救国的社会舆论，被时人视为“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自此之后，“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概念在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并广为继承，全国性、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强势登上政治舞台，并在厥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越来越紧张的作用。
如果说“革命”与“运动”构成了1920年代政治实践的显著特征，那么“政党”观念转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则为政治实践提供了至关紧张的领导力量。19世纪后半期，具有当代意涵的政党概念渐渐传入中国。从甲午败北到辛亥革命，“政党”概念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广为传播，成为他们观察政局、表达政见的紧张视点，而且摆脱了传统“朋党”的负面形象，成为近代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专用名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发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阶层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无产阶层建党学说，促使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完成了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观念转型，为建党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头脑史家指出，在国难和救国的迫切要求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两个紧张的头脑旋律，一是群体化、组织化，由“群”而“社会”而“团体”而“党”；二是寻找一种义理（“主义”），渐渐将其扩展为包罗一切的中央头脑。观念上寻找一种“主义”，实践中寻找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变乱”，正是二者有机团结的产物。
“历史根本概念”的紧张性每每体现为对社会政治实践的指导作用，大概语言语举措与实践举措的交互影响，因此，概念史研究不能止步于这些概念获得当代意涵并被用来“表征”历史变迁的“定型期”，还须进一步探讨这些根本定型的概念是怎样指引政治实践、怎样成为到场和引领社会政治变迁之“要素”的。从上述对“主义”“革命”“运动”“政党”等概念变迁的扼要形貌可以看到，1920年代不仅是中国当代根本概念（尤其是与革命相干的根本概念）形成和定型的年代，也是这些概念由“表征”转向“要素”、由话语转向举措的关键时期。笔者曾对中共党史的革命史的根本概念做过开端的类型区分，观察这些概念的演变进程，大抵可以以为，种种代价性概念（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主义”概念到1920年代已进入定型和收敛状态，而多数身份性概念（如“人民”“群众”和“阶层”及其衍生概念）、制度性概念（如“苏维埃”“三三制”“人民民主专政”）、策略性概念（如“组织”“宣传”“团结”“改造”）和本土化概念（如“抱怨”“翻身”“翻心”）这时才刚刚进入活泼的生命周期。1920年代无疑是一个充满了斗争和冲突、盼望和豪情的年代，种种政治概念/话语之间的角逐到这时已可见到大抵轮廓，政治概念体系渐渐从多元走向一元、从复数走向“复合单数”，共产党、国民党分别尊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在诸多主义中取得显著上风，“革命”和“运动”的政治实践模式和国共两党共享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决定了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走向。换言之，1920年代见证了概念/话语竞争从“批驳的武器”向“武器的批驳”的转换过程，彰显了概念引领政治实践的巨大能量，堪称中国革命概念史研究一个适宜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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