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浙江答卷”：放权之下的多点开花
金融管理机构和科技主管部门再度携手推动科技金融探索前行。202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科学技术部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和推动包括浙江在内的13个重点地区做好科技金融服务。这是2024年内金融和科技主管部门第五次携手就做好科技金融工作出台专项政策文件。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科技金融如何逐步突破性创新备受重视。
科技金融亦是南方周末新金融中心贯穿2024年全年的深调研主题。在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出一周年之际，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团队赶赴浙江继续此项主题调研。
此前，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已对苏州和深圳两座“科创之城”的科技金融模式进行了深度调研，并相继发布了和两篇深度调研报告，引发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等广泛关注。此次浙江之行是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首次对一个省份的科技金融质效开展深调研。
浙江科技金融有何独特之处？目前全国仅有7个城市（地区）获批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承担为国家科技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重任，而浙江杭州和嘉兴独占其二。
基于对金融管理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等持续深调研，南方周末新金融中心调研团队认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拥有全国最具优势的科技创新土壤和科技创新群体，对金融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更多元的诉求；2022年以来，浙江省把握政策机遇，把制度红利与本省科技企业需求有效对接，已经形成满足多元科技创新需求的金融新生态。
有别于国内其它地区，浙江的科技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在科技金融创新进程中既不亲自下场设计创新产品，也不干涉金融机构服务科创企业的具体业务，不做“运动员”，做好“服务员”。科技金融的创新空间被放权给辖内各市和各金融机构之后，杭州、嘉兴、温州和绍兴等多地形成科技金融模式多元和主要商业银行百花争艳的创新生态。
多维度调研
不同于苏州和深圳单个城市的科技金融创新实践，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各地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发力点等各有差异。
为探究浙江科技金融如何因地施策，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团队进行多维度深调研。在浙江调研期间，南方周末调研团队与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简称“人行浙江省分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深入了解浙江省在科技金融方面的政策体系和整体发展情势；对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驻浙分支机构进行实地调研座谈，洞悉和观察国有大行支持浙江大中型科技企业和重大科技项目的创新进展；实地走访浙商银行和杭州银行两家浙江本土法人银行及其科技专营支行，探求本土银行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投早、投小”的独创模式。调研团队还深入泽达半导体等浙江本土高科技企业实地走访，听取科技企业负责人对相关金融服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评价。
调研团队还向宁波银行和瑞丰银行等浙江本土银行发送详细调研问卷，以更广度地了解浙江金融机构在科技金融领域的改革实践。
“把制度红利转化为创新力”
杭州是G60科创走廊的重要成员，一直在迭代科技金融。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与粤港澳科创走廊齐名的世界级科创走廊，亦是国家战略。
杭州市西部的余杭区则正在打造“城西科创大走廊”。调研期间，余杭正在举办“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进会暨城西科创大走廊科创金融改革举措发布会”，“护苗贷”“创新保”和“人才担”等多款科创金融新产品正式亮相。这些新产品分别聚焦科创企业的某个痛点难点，如融资难、融资贵和研发风险大等。
夜晚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灯光璀璨，有超8万家人工智能企业在此集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多位浙江金融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团队，类似的金融创新举措，浙江早在多年之前就开始不断探索。这些有赖于金融管理部门对浙江的政策支持和充分授权。2022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等8部委联合印发《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嘉兴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上述5市与2021年获批的济南市，2023年获批的北京中关村共同组成我国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矩阵。
其中，浙江杭州和嘉兴独占其二。具体而言，杭州获批建设国内现代科创金融体系的实践窗口和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发展的示范基地，嘉兴则争创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高地和科创金融一体化服务基地。人行浙江省分行有关负责人称，获批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最大的政策利好，就是可以先行先试。无论是产品服务、组织架构还是激励容错机制，只要为了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科创企业发展，金融机构都可以大胆创新试验。
浙江企业对科技金融的需求是否急迫？浙江是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强省，也是科技创新领先省。2024年9月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106家民企登榜，数量连续26年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登榜民营企业的科技含量在全国各省区亦是最高。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浙江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家，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18家，还有22家企业获评国家级或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浙江的科技创新活力，主要源自民营企业。”人行浙江省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团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浙江涌现出一批穿越多轮经济周期仍保有成长活力的实力民企。这些民企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依靠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科技创新的源动力在民营企业。要答好浙江的科技金融这道题，把金融领域的制度红利转变为创新力，首先就要服务好民营、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
客观公允的评价制度是做好科技金融的重要抓手。借鉴对商业银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质效进行评价的成功经验，人行浙江省分行会同经信、科技、金监等部门印发《浙江省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效果评估办法（试行）》，从2025年起按年对辖内商业银行分组开展考核评估，预计2025年一季度公布首次评价结果，考评落后的银行负责人将被约谈。“评价办法出台前已充分征求过各银行机构意见。”该负责人表示，“就是把大家放在一起，用一个标准衡量，看谁做得好。”
“人才银行”走出浙江
如何才能把金融领域的制度红利转变为企业的创新力？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为科技人才提供专项金融服务是浙江科技金融模式的一项创举。
2016年，浙商银行在全国首创以高层次人才作为精准服务对象的“人才银行”。华廷彬是首批员工之一。“当年6月18日，人才银行正式营业，办公地点就设在玉泉支行，主要是考虑邻近浙江大学，高水平人才密度最高。”华廷彬回忆，他接洽的第一单客户是几位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博士。他们师出同门，回到浙江后共创了一家以超高精度视觉监测系统为主要创新产品的高技术企业。这在当时国内尚属空白。
但在产品进入测试阶段时，企业遇到资金难题。“当时几位创始合伙人各自凑的资本金已经基本用完了。除了他们几个人，企业其它什么都没有。”华廷彬称，在是否同意给这家企业放贷的评审会上，评审会内部分歧明显。有声音质疑，该企业所在领域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经验，凭什么给这家企业放贷？
华廷彬表示，基于对这家企业尤其是其创业团队的多次背景调查及浙江省有关部门对创始团队的相关人才资格认定，他当时会上抓住两点回应，一是项目的技术确属原创，二是项目未来价值的预测性比较明确。在最终的审评投票中，该项目涉险过关，获批了200万元信用贷款。
如今，这家企业已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连续5年入选杭州市准独角兽企业名单。而浙商银行与该企业的合作仍然延续，最新的授信规模已达5000万元。
在浙商银行“人才银行”中心负责人张凯看来，当时批准这笔贷款其实还有一层考虑：这些归国博士之所以放弃在国外从事教学科研等稳定优渥工作机会，放弃国外的人才待遇选择回国创业，本身就有报效国家的情怀。而浙商银行“人才银行”的创设初衷，就是服务国家“卡脖子”技术攻坚战略，协助解决归国人才创业的后顾之忧。
贷早贷小的科技金融业务的风险相对较高，仅有勇气显然不足。在“人才银行”创新探索中，浙商银行逐步迭代形成一套“六专”支持体系：专享产品服务体系、专门的人才分层分类体系、专业的服务团队、专属风险政策、专项支持保障政策以及专注人才的金融服务生态圈。
截至2024年9月末，浙商银行“人才银行”累计服务高层次人才客户3654户，融资余额311.05亿元，户均融资约850万元。服务的高层次人才中，国内外院士、国家或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占比超过一半，行业赛道则集中在生物技术、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如何感知金融创新服务？2021年成立的泽达半导体是浙江钱塘区一家高科技企业。创始团队希望研发高速激光芯片，实现国产替代。当产品处于研发阶段时，即获得浙商银行首笔贷款。2024年9月，当产品测试走向量产阶段时，又获得浙商银行2000万元授信。该公司负责人认为，银行金融创新贴合实体企业朴素的金融需求。互相都能听懂对方，没有复杂的衍生品，没有复杂的期权或对赌协议。
2020年，人行浙江省分行会同浙江省委人才办等6部门，在全省推广“人才银行”服务模式，鼓励银行“以人定贷”。各类科技人才可凭创业计划、项目可行性认证或仅凭学历证明即可申请贷款，初创期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成长期可达5000万元。同时，人才企业贷款最长期限可达10年，还享有最长3年的“还息不还本”宽限期。截至9月末，浙江全省11个地市已实现人才金融产品全覆盖，“人才贷”余额156.2亿元，同比增长12.9%。在浙商银行推动下，“人才银行”业务模式目前已走出浙江，在北京和深圳等地复制推广。
内部要赛马
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更适合科技金融业务？
事业部制曾被中国银行业引入，成为组织体制的创新。因垂直管理的事业部制破除了银行传统的“总行-分行”管理架构，银行可以更高效地审批对重点支持的行业、产业链和客群的授信。但信用卡和私人银行两大业务领域的事业部制如今开始松动，个别银行甚至大刀阔斧地拆解原有的事业部制。这一创新制度逐渐被冷落甚至被银行弃用。
在浙江，事业部制在科技金融领域却表现出更长久的生命力，本地的杭州银行即为典型。该行早在2009年就在浙江首家专设科技专营支行，启用全新的考核机制，从0开始专做科技型企业金融业务，逐渐形成了科技金融1.0版“政银合作”模式。其间，该行在全国首创科技信贷风险池基金，将政府的科技专项经费使用方式从拨款改为贷款担保金（拨改贷），科技专项经费从“撒胡椒面”转变为更加精准有效帮扶科创企业。目前，这一创新举措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复制推广。
2013年开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潮流，国内创投行业开始起飞，杭州处于风口。基于大量业务积累的经验，杭州银行开始学习硅谷银行“投贷联动”模式，强化与创投机构信息互通，构建科创金融生态圈，推出“银投联贷”，搭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创投生态圈，形成了该行科创金融2.0版模式。
配合业务模式升级迭代，杭州银行2015年末正式组建科技文创金融事业部，通过建立专营特色机构，快速在异地复制，同时在行内引入竞争机制。2016年，杭州银行在深圳开设首个科技金融分事业部，并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分行成立科创金融中心。“在深圳，杭州银行既有直属总行科技金融事业部的分事业部，又有深圳分行下设的科创金融中心。就是要内部赛马。”该行科创金融事业总部总经理助理彭彬表示，“深圳的科技企业众多，科技金融市场巨大，而杭州银行当年市占率不足1%，就算有两个团队同时做科技金融也没有关系，内部竞争没有坏处。”
杭州银行虽是一家城商行，但它的事业部制和“投贷联动”模式为银行业内所称道。截至2024年6月末，杭州银行服务科创企业已超2.1万户，融资余额突破700亿元，累计投放超过1850亿元，相关指标在可比银行中均居前列。“仅在杭州地区，获得PE/VC投资的科技企业中超过一半是杭州银行的客户；大约八成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九成的独角兽企业、95%以上的拟上市公司都是杭州银行的科创金融客户。”彭彬对此成绩单并不掩饰。
在该行培育过的科创企业中，超过300家实现上市，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近百家；同时，在该行培育出过的140多家上市企业客群中，平均在上市前7年就已与该行有了金融合作。
破解两个悖论
除却高科技公司初创期的不确定性，行业壁垒之高亦让外行难以看懂。在科技金融领域起步如此之早的杭州银行如何管控风险？
彭彬表示，该行正向“数据与行业专业化驱动”的“科创3.0”模式转型，同时伴随组织架构再次迭代。“杭州银行最终要形成三层科创金融的架构。最外面一层，杭州银行的所有条线都要服务科技型企业，全行的标准化产品都要能够服务科技型企业；第二层，少部分团队和人员能够做有一定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第三部分就是科技金融事业部，主要做难点客群的服务。”
什么样的客户是难点客群？彭彬解释，主要是指科技领域一些前沿项目、亏损项目、大金额的项目，是一般银行机构批不下来贷款的项目。为达到上述目标，杭州银行2023年将科创金融事业部、各分行科创中心以及总行管理部门的所有科技金融人才全部整合起来，对科技金融事业部充分授权，包括审批权、产品制定权等，放手让事业部攻关最难的客群。
彭彬表示，目前该行科创金融事业部服务的科技企业中，近70%是信用担保企业，其中亏损企业过半。给风险最高的企业放贷，杭州银行科技金融的信贷质量如何？彭彬透露，截至2024年6月末，科创金融事业部的不良贷款率低于全行平均水平，而同期杭州银行的平均不良率为0.76%。“比如正处于行业下行周期的医疗行业，我们目前有400多家中小医疗科技企业客户，但发生不良贷款的目前只有个位数。”
“很多人认为中小科技企业的信贷风险高，而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低，做科技金融与银行的商业逻辑相悖。”彭彬表示，“虽然总行为事业部制定了单独的风险容忍政策，按照全行平均不良贷款控制比例的2倍单独下达风险容忍指标，并配套了创新产品的尽职免责制度，但实践中我们从未让事业部的不良贷款率超过风险容忍度水平。”
高风险客户的信贷资产如何实现低不良率？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彭彬解释称，这正是“科创3.0”模式下杭州银行具有竞争优势之处。“以创新药行业为例，我们的团队以及合作的创投机构几乎可以覆盖全国所有在这一领域的科创企业，对相关领域的科技前沿变化高度敏感，特别是对于全球技术赛道的更迭及其影响有专业预判。这些能确保我们的信贷支持对象不会‘过时’，同时对技术已然落后的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授信，绝不会等到企业经营或财务出现风险时再采取行动。”
科技信贷风险的另一个悖论是：杭州银行向更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但贷款利率却越来越低，亦即银行的“风险定价”机制失灵。“我们目前主要向A轮融资企业发放贷款，未来我们要向种子期企业发放贷款。”彭彬称，从贷款利率上看，针对成长期科技企业的贷款利率近年来持续下行，杭州一些专精特新企业获得贷款利率甚至已低至2.5%。
为何不遵从风险定制逻辑？彭彬表示，该行自创设科创支行至今，从未将收入和利润作为服务科创企业的主要目标。“贷款对我们而言仅是一个引流工具。”他透露，“单纯做科创金融业务并不赚钱，但通过陪伴企业成长以及提供更多的综合金融服务，可以从全生命周期实现运营成本的覆盖。”
怎样“投长投硬”？
事业部制不仅助力银行“投早投小”，还在银行针对中大规模以上的科技企业“投长投硬”上发挥作用。国有大行在浙江的创新亦体现了这一点。
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是该省在科技金融领域贷款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詹洪波是该行公司金融业务部分管科技金融中心的副总经理。她介绍，科技金融中心是该行2024年6月份刚组建的，也是一个准事业部制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除了不直接负责贷后监测和贷后管理外，科技金融业务相关的调查、审查、审批权限都已归集到这个中心。”她表示，“科技金融中心主要承接科技企业相关的授信和单笔信贷业务，贷款审批权限最高可达该行行长的50%。”
科技金融中心组建后的第一单业务，是为浙江某从事高端光学薄膜国产替代研究的科技企业提供了一笔1.2亿元的项目贷款。“这家企业目前刚刚完成技术的产品化，但尚未进入量产阶段。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的良品率目前还不够高。”詹洪波坦言，这笔贷款上会时面临的分歧也较大，主要担心“技术虽可行但现阶段良品率不高，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后续可能缺乏市场竞争力”。
明知风险大，为何同意批这笔贷款呢？她表示，从宏观方向上来看，项目的实施旨在攻坚国内本土“卡脖子”难题，实现日韩高端光学功能薄膜的进口替代，而这也正契合了科技金融“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理念。从微观操作来看，本项目打动评审会的三个理由：一是该企业与其股东存在上下游协同关系，且股东在该项目上的本金投入占比高达七成，显示投资方对未来发展抱有强烈信心，愿意承受远超银行信贷的投资损失风险；二是该企业也生产销售部分现阶段适销对路的成熟科技产品，虽然利润率不高，但对贷款的还本付息有一定的保障；三是企业获得政府支持力度较大，项目纳入当地重点技改项目清单，符合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转型发展的整体规划。
对于科技企业的项目贷款，还款周期普遍较长，少则7年，多则10年以上。“企业从获得融资支持到量产需要时间，不可能贷款批下去后马上就让企业还本付息。”詹洪波介绍，浙江工行对项目贷款给予除建设期外额外1-2年左右的宽限期，以匹配企业实际的经营现金流情况。
探索专利权主担保
银行业长期以来一直为专利质押难以单独作为主担保所困扰。如何真正实现对科技专利的精确估值和商业化，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率先探索。该行嘉兴分行近期落地首单以专利权作为主担保模式的授信业务。
建行浙江省分行公司业务部分管科技金融的副总经理王雅民告诉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调研团队，该行作为唯一合作银行，2024年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共同设计了全国首个“专利密集型产品价值评估模型”。
“一台手机上可能集成有数百上千个专利，但是其中任何一个专利单独拿出来难以估值，因为金融机构难以判断一个单一专利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也难以对单一专利进行处置，因此很难推广以单一专利质押作为贷款主担保模式。”他介绍，目前浙江采取将组合专利与产品绑定的做法，通过产品销售产生的现金流推算其中的专利组合估值。这样就给金融机构以组合专利权为抵押或担保，对科技企业融资授信提供了可信可量化的依据。
在支持科技企业研发方面，建行推出了“科技研发贷”产品，将授信对象从科技企业扩展至科研单位，并将授信支持的时间节点从规模化生产阶段提前到了“研发与中试”阶段，有效解决科技型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材料、设备、人员等方面的资金需求。目前，该创新科技产品正在浙江建行体系内推广。
判断哪些科技企业可以成为授信客户也是行业共性难题。大部分商业银行有一套内部评价体系。建行不同之处在于，该行是唯一入选全国科技成果评价改革55家试点单位的商业银行，承担“发挥金融投资在科技成果评价中的作用”的试点任务。建行推出T评级（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实现不看“砖头”看“专利”，研发“星光STAR”专属评价工具，将科技属性评价嵌入评级环节实现增信，从投资者和研发团队行为角度研发推出“投资流”行为评价体系等。由此，建行在传统“三张财务报表”基础上，对科技企业形成第四张“科技评价表”。
不仅是专利质押和评价体系，科技企业在浙江建行的信贷审批今年也有创新。王雅民介绍，浙江在建行系统内创新推出科技企业新授信客户的信贷专场审批制，实现科技企业授信“批量申报、批量审批”。一个专场审批会，少则3-4个科技企业，多则7-8个科技企业，审批人均为对相关领域有研究的行业专家。“春节之后开始试行专场审批，目前累计已举办了几十场，七十多家科技企业第一次在建行申请到了授信支持。”他表示，“专场审批显著提高了申报审批质效，实现最快从尽调到获批仅15天的授信周期。”目前该制度正在建行系统复制推广。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 李鹤鸣
责编 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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