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史上几次所谓中央集权跟中国完全没法比｜文史宴
文/陈路从一万多年前开始，日本社会的基底就未遭大规模破坏，传统深厚、社会有力，中央集权困难重重。不过，向中国大规模学习后，一些天皇、将军有意打造秦制，虽然经千年演化集权有所加强，但步子稍微迈大点的全部没有好下场。即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完成了中央集权，也比秦国式的要正常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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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与其说是在在考察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对一些历史现实进行理解之后，再尝试从古典政治学的角度对这些现实进行解释，并且分享这种解释。
如果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那么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历史事实，我个人觉得有兴趣的朋友自然会去查阅，其实不需要我说太多。
所以这个系列，相较于历史事实的考证，我更在于如何分享一些从古典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历史现象的思路。
近代之前，日本没有中央集权
在正文中，我并没有说过日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
哪怕律令制时代颁布了很多的相关律令，确立了国司任命的制度。但这是不是就说日本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呢？我觉得这是有待商榷和考证的。
因为相较于成文的律令条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整个政治实际上以何种方式运作的更为重要。
比如说虽然律令制规定了国司任命的制度，将太政官的位置定的高于神邸官。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神邸官系统依旧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西国的一些国司一开始也让地方的豪族世代承袭，东国国司的权限更是小的可怜，甚至连司法裁判权都没有。
日本律令制虚有其表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权力者来说，始终有一种强化自身权力的冲动。在大多时候，这种强化自身权力的冲动会被局限在由政治传统所构成的框架之内。
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权力者都会心甘情愿的将自身的行动限定在这些框架之内。总会不断出现尝试去打破这些框架的人，然后这些打破框架的行动又会引发相应的反作用。
在我看来，很多文明，特别是在日本这样一个很少有外力入侵的文明，其政治制度的演化很大程度正是取决于这种因打破框架而产生的各种互动的结果。
所以我在叙述的时候，竟可能的将此类互动挑出来，以试图为掌握日本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提供一条线索。
而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平家、北条家、后醍醐天皇的行动，甚至是更早的雄略天皇、桓武天皇等人的行动，或许能够看见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平家、北条氏、后醍醐天皇将支持的自己的亲贵集团任命为各国的国司，如果仅此而言，当然是在政治框架内的一种举措。
这个政治框架虽然允许当权者利用自己的权势，通过任命国司或是知行国来给支持自己的亲贵集团分肥，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允许当权者及其亲贵集团独占所有利益，或是有独占所有利益的趋向。
当平家和北条氏的国司・守护半天下的时候，即便就程序而言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已经在破坏政治框架，当然会招致众叛亲离的下场。
更何况这几家干的时候，可不仅仅是让亲贵集团霸占大部分的国司・守护职位。
平家干涉皇位继承，干涉院政，流放院近臣，火烧南都。
北条氏趁两统迭立之机干涉皇位继承、清洗三浦氏、打压安达氏、利用朝廷临时授予的征收兵粮的特权侵犯寺社乃至公卿贵族的庄园领地。
后醍醐天皇废除公卿会议，废除知行国制，试图将国司守护权限合一等等。
这些行为无不是在尝试突破虚君贵族合议的政治框架，建立一元化的权力支配体系。
至于说到这是不是集权，我觉得在这里需要的是，中国人对于专制集权的认知与日本人甚至西方人对于专制集权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
中外集权认知的差异
众所知周，中国自秦汉以来，便已拥有一个与世俗王权高度契合的职业官僚集团，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士这个群体。
而这样一个职业官僚集团的存在，使得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官僚体系成为可能。
故而自秦汉之后，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内政治格局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一点，便是绝大部分当权者都能够拥有一个由职业官僚构成的高度专业化的官僚体系。
而中国古代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正是依赖这样一个由职业官僚集团所构成的高度专业化的官僚体系。
因春秋灭国战争产生的大量太监式的游士
比如商鞅
是秦制建立的前提
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君王个人的意志，成为类似今天现代国家中央集权体系那样的存在。
由此在古代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绝非仅仅是指君王个人或者少数大家族，个人或者家族的大权独揽。而是指一个超然于个人或家族之上的专制体制。
这个体制由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君王与游士职业官僚共同构成。官僚个人虽然被视为君王的臣仆，但是官僚体制本身却绝非君王个人的家政机构，国家政治也绝不会与君王的家政混为一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代表君王意志的内廷与代表士大夫阶层意志的外廷之间不断的互动与交锋。
而尽管外廷在于内廷的交锋中不一定总是占据上风，但是中央集权体制的维系却必须要通过外廷才能够实现。
而这样一个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君王个人或少数大家族的外廷，由于其本身并非是是由世家贵族而是由游士职业官僚构成的，所以无论是其自身的维系还是其对整个国家的统治，都必然要依赖各种明确的律令条文，需要对各个部门或官僚的职权进行明确的划分。
此外凭借这样一个职业化的官僚集团，也能够不依赖于惯习风俗，对于整个国家进行比较专业化的治理。
这样的统治模式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毫无疑问会对我们中国人的认识模式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所谓的中央集权并不仅仅指君王个人或者少数豪门贵族集权，而是在说存在一个由职业官僚运作的非常系统化的政治制度。
所以为什么将律令制时代与江户时代视为近代以前日本仅有的两次集权？
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日本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元化支配体系，并且出现了看似类似中国职业官僚群体的官僚集团（当然，这其实只是错觉），有了类似中国式中央集权体系那样看似明确的职权划分和各种律令条文等等。
但是需要注意，至少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并不存在中国式职业官僚集团，也不存在中国式的职业官僚体系。
所以日本人对于集权的认知，根本不可能像我们中国人所认知的那样，一个体系化且权责明晰的中央集权体系。
尽管有着各种律令条文，但在实际运作中，日本人必须依赖于氏族及各种习惯法，而不是中国那样职业官僚们依赖文书而形成的行政体系。
尽管日本的政治体系在运作也需要依赖大量的文书，但相较于精通文书的刀笔吏，氏族或者说家才是日本政治的核心所在。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集权与其是说像中国那样依靠各种律令条文的官僚集团专制，不如说是指某些氏族对于权力的垄断。
哪怕这种垄断在程序上是符合基本法的，只要这是对权力的垄断或者说独占，根本不需要建立严格的中国式集权体制，在日本人看来这就已经是集权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会出现得宗专制这种说法。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是理解平家、北条氏、后醍醐天皇的中央集权尝试。更何况，这三家的集权尝试还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甚至可以说，直到明治维新为止，试图打破日本这种以氏族（家）、村、组合、寺社等基层共同体为基础的封建政治体制的尝试，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功过。
甚至真正意义上彻底压制了这些基层共同体的江户幕府，都没有能够打破这种政治体制。
学中原与搞秦制的关系
说到秦制，中国学者所定义的那种秦制，的确在日本从未存在过。甚至可以说，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日本的权力者曾经试图搞中国学者所定义的秦制。
其实原因很简单，前面也曾提过，那就是日本不存在一个由游士群体所组成的职业官僚集团，所以根本没法设计或者推行能够对精确到对每个个体施行人生控制的秦制。
当然这种秦制在中国其实也是少数。
但是另一方面，在日本的当权者推行集权的过程中，隔壁的中国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物。
律令时代自不必说，就是之前所谈论的后醍醐天皇。从他在镰仓幕府灭亡后所推行的新年号建武就能看出来，他是以中国政治制度作为参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
而这些改革，在前文中也提到过，诸如废除公卿会议、废除知行国、将国司与守护的权限统合、废除官司负请制等等，无不是在试图效仿中国，建立天皇专制体制。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废除官司负请制。
在当时，朝廷的官位都是由特定的氏族家系独占，世代承袭，这便是所谓的官司负请制。这套制度明显就是之前大和朝廷氏族官僚制的变体。
而后醍醐在这里废除官司负请制，除了借机扩大自身权势的意图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借此来废除一直存在的氏族官僚制，建立中国式以游士为核心的职业官僚制。
这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是不是搞秦制很难说，但毫无疑问是试图参照中国政治体制，连建构一套新的天皇支配体系。
只不过他步子迈得太大，所以不到三年就把自己玩进去了。
后醍醐天皇要是成功
日本就危险了
总之，这个系列主要目的，是试图介绍日本政治制度演化的一条线索。而这种线索这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集权制度并非是人类社会原初即存在的政治制度，而是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中生成的政治制度。
而这种政治制度的生成，或是源自外来的征服，或是源自内部权力者的僭越。后一种情况，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僭政。
当然僭政这个概念，也是借用了古典时代希腊的僭主这一概念。虽然日本的权力者与古希腊的僭主很不一样，但是利用内部或外部的种种危机，强化自身的统治，破坏自然生成的政治秩序这一点上，二者可谓是异曲同工。
故而二者都可以视为一种僭政。而这种破坏传统政治秩序的僭政，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从而推动政治制度的演化。
甚至有理由认为，在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因僭政与对僭政的反动，构成了一条主要线索。
这个系列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从秦制角度去谈日本政治制度的演化，不如说是从僭政与对僭政的反动这条线索来理解日本政治制度的演化脉络。
不过由于国内对僭政谈的很少，而秦制本质上也是一种僭政，所以编者为了方便理解用来秦制一词，可能让人产生了一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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