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完：中共前五次党代会的领导人结局
知道你们不爱卖关子，我们直入主题，本文详细按照现有史料，言简意赅的汇总了一大到五大，我党历届领导层成员的变化，以及个人的结局。建议收藏备用。对长篇大论比较排斥的话，可以直接翻到文末，看统计表格。
一大于1921年召开，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局。
注意，此时，政治局尚未设立。
中央局成员共三位，陈独秀为书记（不带“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一共代表全国五十多位党员。
李达1923年脱党（1949年12月重新入党）；
张国焘1938年4月叛变，被开除党籍，1979年12月3日，病逝于加拿大一家养老院。
陈独秀，1927年开始接触托洛茨基主义，1929年逐渐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党内成立内部组织，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出党，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重庆病逝。
关于陈独秀，多聊几句。
1927年是大革命惨遭挫折的一年，这一年，共产国际上也发生过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托洛茨基被共产国际开除。
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区别，一两句话说不完，在这里只挑一点对陈独秀影响最大的概括：
斯大林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应服从共产国际领导，本质上是接受苏共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同事，也是工具，必要的时候可以妥协出卖。
托洛茨基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兄弟关系，应无条件互相支持。
稍微琢磨一下就明白了，前者更加务实，后者更加的理想主义。
但彼时，国内大革命的失败，一方面跟共产国际强力指导有关，让我党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忽略了国内特殊的历史环境。
另一方面，彼时的革命也是正急需共产国际乃至于苏共鼎力支持的时候。
所以，陈独秀的独走，并不是叛党，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对指导思想的一种探索，是对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实际，照搬苏联模式的一种排斥。
目前所有的党史资料，也从没有将他定义为叛徒之类，甚至教科书中“1927年以后，国内革命处于低潮”这段话，也是取自于他当时的判断。他被开除的理由，至今都只是“违背党的纪律”。
很多年以后，邓公曾这样评价陈独秀：“他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这是一个光明磊落但有点固执的人。
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参会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
十二名代表名单：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新增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
因原始资料被毁，个别代表名单存在争议，以《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为准。
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
执委会成员五人，分别为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
其中陈独秀为执委会委员长（由中央局书记改名而来），张国焘为组织主任，蔡和森为宣传主任。
二大确定我党加入共产国际，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同时提出了现阶段最低的历史纲领：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人物结局：
蔡和森，共产主义旅欧支部创建人，1921年回国以后经过陈独秀介绍入党，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31年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8月4日牺牲在广州军政监狱，终年36岁。
十二位代表之一的向警予，是蔡和森的第一任妻子，被毛泽东评价为“我党第一个女创始人”。
高君宇，李大钊的学生和重要助手，一大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孙中山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病逝于北京，追认为烈士；
邓中夏，领导省港大罢工，红三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1933年9月21日被捕牺牲。
新增的三位领导成员全部牺牲。
三大，是我党党史上的分水岭。
1923年6月12日，三大在广州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参与代表开始出现众多我们后来熟悉的人物：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共四十位代表，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列席。
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选举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同时正式设立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同事负责组织部工作），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很少有人知道，中共三大的闭幕式，是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前，全体成员以国际歌结束会议，象征对黄花岗烈士精神的传承。
三大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即党内合作，同时保持党组织的独立性和组织性。
执委会成员结局：
罗章龙在六大以后，因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试图另立中央，被定性为“右倾分裂主义”，开除党籍。
很多年以后，党史学者评价罗章龙，他在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中的贡献值得肯定，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正确的，但分裂组织违背了党的集中领导原则，仍然是错误的。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国家领导人参与慰问和送别。
王荷波，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27年11月11日，在北京被奉系张作霖杀害。
谭平山，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参与筹备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24—1926年），负责国民党的人事安排和组织工作，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几乎所有重大事件。
也因此才有了王荷波接任其中央局成员的安排。
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谭平山参与领导南昌起义，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并通缉。此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和地位彻底终结。
在南昌起义中，谭平山为起义军争取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的加入，后来成为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同时还跟周恩来一起，排除了张国焘对于这次起义的阻止。
遗憾的是，在这次起义失败以后，谭平山因在南昌起义中对张国焘说过“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的话，被共产国际错误开除。
多年以后，周恩来仍然认为：“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谭平山在1947年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参与第一届政协会议，1956年4月2日去世。
朱少连，湖南铁路工人出身，由李立三介绍入党，受李立三、毛泽东领导，
曾领导工人武装迎接北伐军攻打长沙，后参与秋收起义，任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率部上井冈山途中部队被围堵失败，只得回衡阳老家暂避。
1929年被国民党反动派诱捕杀害。
项英，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长期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北伐期间组织武汉工人纠察队，迎接北伐军北上，1931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的副主席分别是朱德和毛泽东。
红军长征以后，项英和陈毅留守中央苏区打游击，遵义会议以后跟中央失去联系，独立坚持三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任新四军政委，军长为叶挺。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3月24日，项英在安徽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列席。
会议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九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
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
随后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新一届五人中央局成员：
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
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
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人物结局：
瞿秋白，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与李大钊相识，入党之前，已经在俄国与列宁等人有过会谈，1921年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
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入党，次年正式加入党。
从我党四大开始，瞿秋白长期担任领导层成员，八七会议以后接替陈独秀，成为我党第二位最高领导人。
1928年5月抵达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国内领导工作由李立三和向忠发负责。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瞿秋白和李立三被解除领导人职务，由米夫支持的王明成为我党实际领导人，王明路线开始主导我党。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中央苏区，先后从事教育、宣传等工作，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因肺结核留在苏区坚持游击，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捕，两个月后被叛徒指认暴漏身份，1935年6月18日被杀害。
彭述之，履历和瞿秋白相似，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
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对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批评中共六大（1928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李立三、瞿秋白等）路线，认为其“妥协投降”，未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1929年，彭述之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和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出党。
后参与托派主义者组织的第四国际，任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书记，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离开领导机关。1968年到日本，1973年移居美国。1983年11月28日因心脏病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
李维汉，1922年，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到1927年四月，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期领导湖南的工作。
八七会议上，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支持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参与长征，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为领导核心。
抵达陕北以后，长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及其他职务，负责边区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同时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倡议者和执行者，1951年作为中央政府的首席代表，负责和西藏地方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1948年至1964年底，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逝世，是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九人中，最后一位逝世人员。
中共五大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汉口举办。
参与代表基本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主要领导成员：
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
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由于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尚未正式“清党”，国民政府派人参加了会议，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会议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局正式改为中央政治局，设政治局常委。
随后，有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选出中央政治局八人。尽管这次会议对陈独秀做了大量的批评，但会后仍然选举其为总书记（改委员长为总书记）：
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
政治局常委三人：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
八位政治局成员中，在此只单独介绍李立三。
李立三，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入党，随后受湖南支委书记毛泽东委派，赴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国共合作期间，长期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五大以后，参与发动南昌起义，六大以后，实际代替瞿秋白负责国内的领导工作，在1930年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即集合全国红军攻打主要大城市），但不久就认识改正。
1930年底，被派往莫斯科工作，1946年回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负责总工会工作，任劳动部部长，政务院委员。
1967年6月去世，1980年被平反。
注意，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在怎样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发动土地革命，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武装等问题上，都没有统一的定论。
真正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地位的，是四个月后的“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一个月前的“7月15号”，武汉国民政府刚刚进行“分共”，史称“七一五政变”。所以会议即仓促又紧迫，整个会议时间只进行了一天，但却可以称之为挽救了我党和革命。
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主要有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陆定一、王一飞等。
实际上，此时的陈独秀因坚持妥协，已经被暂停职务，一部分成员比如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则在南昌起义以后进军广州途中，来不及参会。
而其他各省和地方之代表，有的没有接到通知，有的还在赶来的途中，但形势紧急，会议没法等到众人。
会议选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以及临时常委成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
会议分别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分别由王荷波、张太雷、罗亦农负责。
最大的改变则是，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会后，派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筹备秋收起义。
属于教员的时代即将来临。
对于当时参会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同志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部分成员结局：
苏兆征，1885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运动，1925年加入我党，1927年进入武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任劳工部部长。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苏兆征和农政部长谭平山联合发表声明退出国民政府。
此后先后到上海参加领导工作，1929年1月，从苏联回国治病，2月，因手术细菌感染，在上海去世。
向忠发，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同年入党，主要从事工会运动。由于共产国际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向忠发在我党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主席（相当于总书记）。
1930年盲从李立三发动“立三路线”，1931年1月，被王明架空，6月因顾顺章叛变，被捕，随即叛变，后被枪毙。
罗亦农，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加入我党，曾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
这次会议后的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罗亦农在上海被捕，21日在龙华被杀，年仅26岁。
顾顺章，早年流落街头，受尽欺辱，后来加入青帮，据说还跟黄金荣同辈，爱好打抱不平，在工人中有一定威信。
1924年秋，由向警予和李立三介绍入党。
1926年，顾顺章和陈赓一起，前往苏联学习保卫工作。1927年，在上海起义中，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顾顺章长期作为周恩来的副手，负责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3月，顾顺章护送陈昌浩和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经武汉，在汉口被叛徒告发被捕。
随即叛变，将所知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机密，全部告诉国民党。幸得中统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钱壮飞紧急通知，中央和江苏省委大部分得以安全转移。
1935年6月，顾顺章被蒋介石秘密处死。
彭湃，出身于地主家庭， 1924年入党，1927年10月，领导陆海丰起义，建立第一个农村基层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
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30日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任弼时，1922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入党，回国以后主要负责报刊宣传工作，1925年任共青团中央代理总书记，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6年，经长征抵达陕北，长期负责政治和宣传工作，1950年10月25日凌晨突发脑溢血，两天后在北京去世。
后补委员中的张太雷，其实是最早的全国五十多个党员之一，1920年加入李大钊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党内资历颇厚，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八七会议之后，张太雷南下广州，和叶挺、叶剑英等人一道，负责发动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2日，他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中弹身亡，年仅29岁。
张太雷，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在一线战斗中牺牲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
后补委员中的彭公达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其人湖南韶山人，1924年入党，长期在湖南跟着教员搞农运。
八七会以后，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被任命为湖南省委书记，两人回到湖南准备发动秋收起义。
需注意，在中央的原计划中，秋收起义其实是长沙起义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先发动秋收起义，然后集合各路起义部队，会师长沙城，再发动一次类似于南昌起义一样的长沙起义。
秋收起义以后，各路部队在进军长沙途中损失较大，毛泽东通知各路部队放弃攻打长沙，到浏阳文家市会师，同时致信湖南省委建议停止长沙起义。
彭公达对此是比较赞同的，于是写信给中央说明情况，遭到国际代表马克夫的严厉指责。
这事一来二去，结果彭公达和毛泽东双双被开除出政治局委员（后补），彭公达还被降为湘西特委书记。
彭公达在主持湘西特委期间，先后化名杨维策、杨春生、毕得成，来往于长沙、安源之间，进行联络，还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戴岳部队中发展党员，策划起义。
1928年7月，彭公达被捕，8月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被杀，年仅25岁。
在我党一大到五大的所有领导成员中（以入选中央委员为准），不计算后期改选成员，一共83位（根据称呼不同，涵盖临时中央局、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去重以后实际是72位，其中牺牲者41人，占比56.94%。
其中，
“一大”领导人共3位，无人牺牲（均为病逝）。
“二大”中央执行委员（含后补）共7位，其中3人牺牲。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含后补）一共14位，其中4人牺牲。
“四大”中央执行委员（含后补）一共14位，其中7位牺牲。
“五大”损失最终，中央执行委员（含后补）一共45位，其中28人牺牲。28人中，有19人是牺牲于1927年4月-12月间。
“五大”首次设立中央监委，其中7名正监委中4人牺牲，3名后补监委全部牺牲。另外，“五大”共15湖北籍中央委员，其中11人牺牲，为各省之最。
更有台北"国史馆"《清党期间处决共党要犯统计》记载：中央委员33人，省委书记47人，地委书记112人。
更难以整理的，是哪些来不及留下姓名，就英勇就义的无名英雄们。
最后，用北岛的两句话结束此文：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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