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完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结局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手持原始股的那13个人，最后就只有两人坚持到了新中国成立。在这十三位代表中，5位为革命牺牲，3位脱党，另有3位叛变，其中还有2位叛国做了汉奸，最终坚持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两位。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十三位代表的生平轨迹。
7月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书城的住宅里，迎来了一群教师、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上海的李汉俊（李书城胞弟）、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另有两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
30日夜里，众人正在进行最后一次会议，中途突然闯进来一位陌生人，此人名叫程子卿，是当时上海滩大佬黄金荣的拜把子兄弟，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
几番对话下来，程子卿谎称找错了地方，又匆忙离去。
富有丰富经验的马林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问清楚情况以后，立刻让大家分散转移。
不过说句题外话，巡捕房的人之所以摸到李公馆，恰恰就是因为这位马林同志。
马林来华路上，先是四月份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后来借道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可以说行踪全程都各国侦探们直播。
从7月23日他住进李公馆的那一刻，法租界巡捕房就已经盯上了他。
这位闯进一大会议的程子卿也不是小喽啰，此人的履历可谓是传奇：
给孙中山、宋庆龄做过安保，给汪精卫通风报信；
镇压过革命分子，保护过革命分子；
还参加过“四一二政变”。
上海沦陷以后，替法国人跟日本人交涉，法租界撤销以后，又给日本人当过伪职。
镇压抗日分子，也掩护过上海的地下抗日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给昔日有过一面之缘的教员写过信。
1961年，程子卿去世，善终。
回到开头，程子卿的这次出现，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却吓坏了一个人。
谁？陈公博。
陈公博是广州代表，受陈独秀派遣。
此次前来，他还带上了自己的新婚妻子，30号夜里，程子卿的闯入，吓坏了陈公博，回到住处以后，他立刻将随身携带的文件书籍全部烧毁，至于接下来的会议，他也不打算参加了，而是带着新婚妻子跑到了杭州，转而在杭州度起了蜜月。
陈公博，是一大中唯一一个开会开到一半就跑路的人。
或许，从那一刻起，就标志了此人已经在内心里脱党。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打孙中山的“广州总统府”，陈公博发文支持陈炯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见他，希望他能够跟中央解释清楚，陈公博断然拒绝，还给陈独秀写信：
“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
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
1923年春，陈公博被宣布开除出党。
1922年11月，他受汪精卫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回国以后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份，国民党二大，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跻身国民党核心领导层，实现了“史上最快的华丽转身”。
1928年，在国民党内部的“汪蒋争夺领导权斗争”中，陈公博作为汪精卫的亲信，组建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一边批评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一边联络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反蒋。
长城抗战爆发以后，作为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代表，跑到北平劳军，估计是大受刺激，回来以后开始鼓吹外交调解，在跟蒋介石、汪精卫的汇报中，坚称：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
这次劳军回来不久，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华北门户从此打开。
1938年，汪精卫出逃越南，公开发布艳电，宣布投靠日本。
1940年3月14日，陈公博到达上海，在三月底成立的汪伪政权中，陈公博伪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权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就医，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同年十一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转正”，在就职典礼上，陈公博大言不惭：
“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次日，陈公博主持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此后，陈公博多次通过的杜月笙去牵线，请求蒋介石宽恕，没有得到回应，担心被审判的他逃到日本，隐居在京都郊外的金阁寺，期间数次自杀，均为成功。
期间日本政府还替他发布了一条自杀成功的假新闻，希望由此让他逃脱惩罚，不过国民政府并没有买账，坚持引渡陈公辅。
1945年10月3日，陈公辅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
第二位，周佛海。
周佛海来自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其实这个小组就两人，一个是周佛海，另一个叫施存统，两人都在1920年6月，加入过陈独秀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因留学先后抵达日本。
一大中，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25岁的周佛海被选为副总书记，由于陈独秀一直在广州，周佛海就留在上海成了“代理书记”，负责起了最初的党内工作。
然而不久，一则媒体爆料打乱了周佛海的轨迹。
1921年秋，《上海时事新报》以不点名的形式报道了一则新闻，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可是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
这则新闻的男主人，就是周佛海，他那位在农村的老婆，叫郑妹，而且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而新闻中的女公子，则是他在上海认识的富家小姐杨淑慧。
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当时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杨家和一大另一位参与者李达的家不远，杨淑慧经常来找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玩，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在此停留的周佛海。
“新闻事件”发生以后，杨父大怒，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
然而第三天，杨小姐跳楼逃跑，跟周佛海一不做二不休，私奔去了日本。
在日本，周佛海参加共产党的事情已经被日本知道，日本给他就读的京都帝国大学施压，威胁如果不退出共产党，就将其开除。
此后，周佛海渐渐不在参加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党组织。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在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的邀请下，周佛海来到广州，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这年九月，周佛海正式宣布脱离中共，这一次，周恩来亲自登门劝说，希望能够挽回他，但无济于事。
跟陈公博投靠汪精卫不同，周佛海的“伯乐”是戴季陶，后来又被戴季陶推荐给了蒋介石，老蒋对他及其信任。
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随即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蒋介石兼任校长，周佛海任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佩少将军衔。
有了这层关系，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随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双开蒋介石，并对其发布通缉令。
周佛海对此大为不满，随即辞职跑到南京，路上还发了一篇文章，叫《逃出赤都武汉》，大骂汪精卫和我党。
此后，周佛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提升，抗日战争爆发后，其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但与此同时，随着日军全面侵华的展开，坚持抗日必败的周佛海，大概是认为党国“大势已去”，于是迅速跟汪精卫走到一起。
1938年12月，周佛海一手帮助汪精卫策划了叛逃事件，两人一前一后飞抵越南河内，随后与日本人谈判，汪伪政府成立以后，周佛海先后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警政部长”、“财政部长”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成为汪伪政府内部仅次于陈公博的三号实权人物。
跟陈公博一条道走到黑不同，1942年10月，眼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周佛海又“颇有远见”的预见到日本的失败结局，于是秘密派人接洽戴笠，在获得蒋介石的许可以后，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周佛海，转而成了国民政府“安插”在敌人内部的“特工”。
周佛海不仅给军统输送情报，还帮助重庆方面在南京安插特工，甚至策划杀死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等人。
1945年8月16日，陈公博解散汪伪政府，周佛海得到消息，立刻致电蒋介石，愿意用手中控制的武装，帮助国民政府完整接收上海。
此举很快受到了老蒋的嘉奖，8月20日，蒋介石任命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
不过抗战结束以后，社会各界掀起对汉奸的讨伐，各界纷纷上述，要求严惩陈公博、周佛海。蒋介石顾及舆论影响，不得不用专机将周佛海“押解”到重庆软禁。
1946年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11月7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最高法院驳回申诉，核准原判。
不过，或许是因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四处奔走求情，也或许如传闻中的那样，周佛海昔日故旧陈立夫等人帮忙，在执行死刑之前，蒋介石最终动用了特赦权，将周佛海改判无期。
一年以后的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死，时年51岁。
第三位，张国焘。
一大后，张国焘分管组织部，领导工人运动。
在国共合作之前的“三大”上，张国焘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落选中央局委员。
也许是这次经历，让他认识到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力，中共四大张国焘重新回到中央局以后，开始依附于陈独秀，主张对国民党妥协退让。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一些资料中，将张国焘列入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张国焘之所以出现在南昌，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精神，前来劝阻南昌起义。起义在即，张国焘建议重新讨论起义计划，甚至要求延迟取消起义，遭到周恩来和李立三的严厉反对，最终南昌起义如期举行。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前往参加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作为住共产国际代表，留在莫斯科。
1931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人口三百多万，兵力4.5万余人，此时王明、博古已经上台，受王明指派，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
1931年年底，从未拿过枪杆子也从未指挥过一场战役的张国焘，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人。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抵达延安以后，中央对其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不过为了争取他，抗战爆发以后，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张国焘和教员在延安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不过由于他的“中共高层”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张国焘也并未获得充分信任，这种尴尬处境，让他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1948年11月，他带着一家老小抵达台湾，老蒋败退台湾以后，1949年冬，他又举家离开台北，抵达香港。
1968年复又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
1979年冬，张国焘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病逝，仅三子张渝川在场，葬礼简单，无公开悼念活动。
张国焘的一生，大致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矛盾和尴尬。
此人“三大”反对陈独秀，被边缘化，在认识到共产国际的力量以后，盲从共产国际指挥，导致后来盲目执行王明的“极左路线”，在控制优势力量以后，又萌生自立中央的野心，回到延安以后，自知过错太多，又跳槽投奔国民党，意识到自己毫无价值以后，只能一路迁移，结果在加拿大沦落到住进养老院的地步。
他很务实，但务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精致利己。
张国焘共有三子，长子张海威生于1920年，生平不详。次子张湘楚生于193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后赴美国任外科医生，2007年在美国去世。三子张渝川，生卒年不详，据传定居巴西。
张国焘后人及其低调，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因此关于他们的消息很少，或许，这是对那段尴尬经历的最好回应吧。
以上，是出席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两位叛国者和一位叛党者的命运，叛党者实为内部矛盾，多年以后的今天，大可心平气和而论，叛国者实为民族罪人，永为民族之耻。
下边再聊聊其中的三位脱党者。
第一位，李达。
李达原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1918年，因抗议日本侵华（“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事件），与周恩来、李大钊等留日学生组织救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李达重返日本，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早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之一。
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回国，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一大结束不久，192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没错，就是现在的人民出版社前身），由中央局分管宣传工作的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
李达的退党主要来自跟陈独秀的不合，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因陈独秀提出“党内合作”政策（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达愤而退出中国共产党，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
大革命期间，先后在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大学等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李达因早期脱党经历，以及后期主要从事学者工作，未被列入打击名单，1927年到1941年，李达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地任教。
在广东中山大学任教的一年中，李达公开批判“唯心论”和“国民党御用哲学”，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被学生称为“红色教授”。
加上当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摩擦加剧，中山大学校内三青团（国民党青年组织）成员和特务向教育部密报李达“煽动左倾思想”，指控其利用课堂“为共党张目”。
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批示：“该员思想偏激，不宜任教。”
于是，由教育部绕过广东中山大学，直接发布了一条解聘李达的命令，校方被迫执行。
失业以后，李达失业困居家乡零陵五年多时间，于1946年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1947年到1949年，复出在湖南大学任教。
1949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主要活动于学术界，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被教员称为理论界鲁迅。
1966年，李达含冤去世，1980年被平反。
第二位，李汉俊。
中共一大会址，就是李汉俊家。
李汉俊的哥哥叫李书城，同盟会元老，早年先后参加反清运动、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在军政界有广泛人脉。
一大以后，李汉俊主编《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但很快他的转折点就来了。
1922年，在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李汉俊强烈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合作”方式，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发生矛盾。
李汉俊性格刚直，不愿意妥协，反对过度依赖共产国际指令，强调中国革命的自主性，他甚至提出：“宁可脱党，也不放弃主张。”
1923年初，李汉俊前往武昌，以教员身份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运动，六月份，中共“三大”召开，由于李汉俊的强硬立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干预选举，迫使李汉俊落选中央委员，陈独秀也将李汉俊调离核心岗位。
不久，李汉俊自动脱党。
脱党以后，李维汉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教授的身份，一方面讲授唯物史观，一方面参与发动工人运动，用自己个人的力量发动革命。
1924年，李汉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试图在国共合作框架下推动革命。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致力于教育改革。
1927年宁汉分裂时，他公开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派），认为汪精卫会坚持联共，但汪后来也“合流反共”，导致其失去保护。
1927年11月，李汉俊等人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武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桂系胡宗铎控制武汉，12月，桂系军阀胡宗铎控制武汉，为向蒋介石表忠心，大肆捕杀左翼人士。
12月17日，李汉俊被逮捕，以“赤色分子”的罪名未经审判即遭枪决，时年37岁。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第三位，包惠僧。
一大以后，包惠僧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包惠僧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任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筹备黄埔军校。
1925年，包惠僧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与周恩来共事）、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参加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
北伐军抵达武汉以后，包惠僧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调回武汉，准备参加西北军工作。5日被谭延闿派往沙市视察夏斗寅师，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部扣留，后回武汉。
也许是这次被扣给包先生造成了某种实质上的恐吓，包惠僧回到武汉以后开始意志消沉。
随后根据周恩来的指派前往南昌，但此时的包惠僧已经丧失斗志，最终以“身体不适”拒绝参加南昌起义。
就此脱党。
1928年，包惠僧通过黄埔旧关系加入国民党，任军事委员会参议等闲职，不过因为自带“中共创始人”头衔，包惠僧始终未被重用。1944年因贪污案被撤职，一度潦倒。
1948年，大概明白去台湾也没什么好日子，被边缘化多年的包惠僧从香港抵达澳门，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国内，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
1979年病逝。
以下，是4位为革命牺牲者（严格来说，上边的李汉俊也算一位）。
第一位，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济南党小组的代表，其实在参加一大时，他的名字叫王瑞俊，会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
二大以后，王尽美的任务是在山东发展党组织，几年中，除济南和青岛外，烟台、淄博、青州、潍县、寿光、广饶等地都建立起党、团组织。随后又被调到北平，在工人中发展工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运动。
在长期奔波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无有效手段治愈），这位理想主义者顾不得疾病，继续奔走于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1925年8月19，王尽美因肺结核在青岛病逝，逝世前口述遗嘱给同事：
“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王尽美的长子叫王乃征，1919年出生，抗日战争期间，在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抗战以后前往东北，历任警卫营营长、分区作战科科长、东北军区军务部部长、吉林省军区的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正军职待遇），1975年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离休。
第二位，邓恩铭。
和王尽美一样，邓恩铭也是来自济南的代表，也是中共一大中，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代表（水族）。
一大以后，邓恩铭的主要活动轨迹是山东，尤其是青岛和济南两地。
1923年，邓恩铭来到青岛，先后以四方机厂和纱厂为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秘密工会和党组织，邓恩铭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25年，邓恩铭先后领导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日商纱厂工人3次大罢工，震动全国。
当然也因此被盯上。
11月，山东党组织被破坏，邓恩铭北洋军阀被捕入狱，不久被营救出狱。
第二年，邓恩铭继续回到山东，主持青岛市委工作。
邓恩铭的牺牲，要跟党内另一个叛徒有关。
此人叫王复元，曾在济南一中当电工，1922年加入中共，属于党内较早的一批非知识分子党员。
1927年初，已经成为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王复元，从武汉参加完会议返回山东，身上还携带着中央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银元，不过这些经费并没有转入山东党组织，而是被王复元以中途失窃的名义据为己有。
这事很快就被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发觉，经上报中央批准，王复元被山东省委开除出党。
记住，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王复元，是因贪污问题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
王复元被开除以后，迅速投靠国民党，还网络一批被开除出党的分子，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和捕共队，沿胶济铁路沿线，挨个清扫党组织。
邓恩铭，就是这样被王复元出卖被捕的。
1929年1月19日，邓恩铭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因王复元出卖，被山东军阀张宗昌逮捕。
期间，邓恩铭曾组织狱中党支部，策划两次越狱（1929年4月和7月），第二次有部分同志成功逃脱，但他因体弱未能脱身。
1931年4月5日，蒋介石下令处决包括邓恩铭在内的22名共产党员，由国民党山东当局执行。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此事还有后记，由于王复元的背叛，整个山东党组织被大肆破坏，邓恩铭被捕以后，中央将叛徒认识的老党员一律调离山东。
经过紧急讨论，中央决定派中央特科成员赴山东锄奸。1929年8月16日，王复元在青岛被中央特科成员张英暗杀身死，终年29岁。
第三位，何叔衡。
何叔衡，湖南代表，是出席一大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一大以后，何叔衡在湖南大力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职。
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
1930年7月，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以后，何叔衡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主要负责营救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到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何叔衡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时壮烈牺牲，实践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时年59岁。
第四位，陈潭秋。
陈潭秋是武汉代表，一大以后在湖北、江西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任职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等职。
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30年在哈尔滨被捕，受酷刑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部长），负责红军后勤保障。
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暂留莫斯科。
1939年奉党中央派遣，化名“徐杰”赴新疆，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与军阀盛世才合作抗日。1942年盛世才转向反共，逮捕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
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年仅47岁。
陈潭秋一生辗转湖北、江西、上海、苏联、新疆多地，是中共早期少有的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其事迹贯穿建党、工运、苏区建设、抗日统战全过程。
最后，来聊一聊刘仁静。
刘仁静北京代表，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参加一大时只有19岁，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时带头爬窗入曹宅为群众开门的学生之一（17岁）。
也是参加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代表（1987年）。
一大以后，刘仁静担任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主编，宣传马列主义，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
1922年11月，刘仁静陪同陈独秀抵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列宁和托洛茨基。
而他后来的政治态度转变，跟这次见面的托洛茨基紧密相关。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此时苏联国内爆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1929年4月，在列宁学院毕业以后的刘仁静，并未直接回国，也没跟组织打招呼，而是直接用共产国际的护照，辗转欧洲各地，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寻找托洛茨基的过程。
他从苏联出发，经过波兰、捷克、1929年6月抵达柏林，由于信访工作毫无进展，他暂时住在一个皮匠家中，然后无意中通过一份小报《民意报》，找到了这位支持托洛茨基的办报人乌尔班斯。
在乌尔班斯家住了半个月，经过对方提供的线索，刘仁静经罗马尼亚，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郊外的一座岛屿上，见到了他的“导师”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两人相处一个多月，相聊甚欢，临行前，托洛茨基给他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文中详细提出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和看法。
这篇文章被刘仁静带回国，成为后来国内托洛茨基派的指导纲领。
托洛茨基主义，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极左。其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不需改良，不需要过渡，也不用发动农民，通过暴力革命一步到位实现社会主义。
1929你那8月16日，消失了四个多月的刘仁静回国到上海，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
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跟刘仁静同一时期被开除的，还有另一位托派信徒——陈独秀。
192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1931年，在刘仁静的串联下，国内几个托派组织合并成“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由陈独秀负总责。
虽然刘仁静与陈独秀以及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或许是因他跟托洛茨基本人，有过月余相处的原因，刘仁静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结果引起陈独秀和其他托派成员不满，结果被赶出了托派组织。
此后，刘仁静先后辗转于各个报刊，通过做翻译养活自己，后来又投奔国民党，在各个训练机关教俄语，又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期间由于生计问题还曾找过陈独秀，不过被拒之门外。
1949年大陆解放，用刘仁静回忆录中自己的话讲，到此时，他才“如梦初醒”，选择了留在大陆。
1950年12月31日，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此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
1981年，中共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刊登了一篇专稿《访问刘仁静》此事引起关注，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造访者络绎不绝，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不少乐趣。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去世，享年85岁。
剩下两位代表，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是谁，相关资料比较多，也更被大家所熟知，在此就不做赘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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