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游戏人终极困局：一线都会留不下，二线故乡回不去
一个游戏人的十六年行业流落。2019年9月，在北京、上海等地流落十余年后，游戏人敦敦选择回到了故乡西安。这一年，敦敦刚好30岁整。
令敦敦始料未及的，是西安发展已久、却始终未见转机的游戏财产，以及贫瘠荒凉的游戏泥土。在西安东奔西忙打了5年工，敦敦至今没找到一家可以安身立命、好好做产物的游戏公司。无奈之下，本年7月他干脆和几个游戏老兵组了摊儿，朝着抱负中的游戏研发公司，踏上漫漫创业路。
这是一个关于敦敦和西安的故事。但它不光关于游戏人的迷茫倘佯，或是当下中国二线都会互联网及游戏财产的发展现状；其背后折射的，是当代年轻人夹在家庭和工作间的深层逆境。
而我也信赖，雷同的故事正在无数游戏人身上上演——来自二三线或低线都会的游戏人们，彷如在现实与空想间摇荡的钟摆，一面是家庭生存，另一面是古迹空想。在彻底定下来之前，他们徒劳无助地游离于一线与故乡中心，期待宿命时间的到来。
回家
“30岁回家”，是敦敦19岁那年初到北京时给本身定下的限期。
由于喜好游戏，敦敦在少年时就发愤要成为一名游戏人。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一家游戏培训机构学习。2007年底，凭着对游戏行业的满腔热情，他只身前去北京，并顺遂入职一家大型着名游戏公司，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
彼时中国游戏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爬坡阶段，政策对于推进游戏财产发展鼎力大举支持，各种端游、页游接踵而至，无数游戏人乘风而起。作为一名初入行业的小卡拉米，敦敦终于有了加入大型项目研发的实感，当时他同心专心想着作为项目组的一员积极工作，日子繁忙而又充实。
敦敦追念，2008年到2012年游戏行业飞速幻化，但那四年他一门心思扑在当下的项目研发上，对外界变革浑然不觉。“当时间就同心专心盼着本身加入研发的游戏早日上线，离开便是叛逆，跳槽去别家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记得有一年公司裁人，某互联网大厂在我们楼下租了一层拉着横幅：接待XX公司被裁人士来我司口试。厥后听说入职的同事工资直接double。其时我对这些嗤之以鼻：double就double，有什么了不得。”
2011年，项目还没上线，一场变故猝然而至。
敦敦的父母遭遇车祸，双双卧病在床。他作为家里的独生子，不得不选择辞职回乡照顾。在医院陪护那段时间，他时常在内心暗想，“假如有个兄弟姐妹能帮助分担一下就好了。”也就是从当时起，敦敦将本身在北京的奋斗限期定在了30岁，而且更加刚强地将人生的天平向父母和家庭倾斜。
敦敦信赖，大多数在外务工的独生后代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意识到，必须在亲情和古迹之间做一个决定。尤其是当一对夫妻被四位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栓死”时，面对生老病死，他们的选择将变得更加有限。去或留，年事到了，谁也无法回避这个终极标题。
北漂十年，敦敦熟悉过很多与本身境遇相似的从业者，除了惺惺相惜，他乃至以为，作为一个西安人，本身实在已经非常荣幸了，来自低线都会的务工者很多时间根本没有退路可言。
“西安好歹是个二线都会，我至少还可以选择回家发展，但很多身世于三四线都会的偕行根本没得选。记得其时在北京创业的时间，我们的美术来自一座东北疆域小城。有一次我们聊到未来，美术同砚刀切斧砍地对我说，她以后肯定是要待在北京的——‘否则回故乡醒目嘛呢？养猪吗？’”
这种挣扎于抱负与现实之间的痛楚着实难以排解。假如选择继承留在一线都会，那么就不免要面对购置房产、与父母两地分居等困难。可一旦回乡，他们又要面对另一道困难：怎样在一座阔别中国游戏中心的都会重新就业？怎么抚平返乡后巨大的生理落差？
泥土
第一次对西安本土游企稍有相识，敦敦心田是瓦解的。
在敦敦的印象中，西安大概是西北五省发展动环游财产最早的都会。但令他意难平的是，现在撤悲观个别大中型游戏公司外，西安本土的游戏研发公司屈指可数：一是规模广泛很小，多则十来个人，少则五六个人，受限于产能和本钱，所能开发的游戏很难跳出休闲品类的范畴，在市场上激起水花；二是很多所谓的“游戏公司”现实上并不垂直于游戏赛道，而是和渠道、网盟、公会打交道的第三方公司，纯正的游戏研发凤毛麟角。
不止云云，由于恒久缺乏游戏氛围，不管是资源、发行，照旧行业活动、交换沙龙，都甚少将眼光投向西安，少有的几家本土游企也很少得到曝光时机。
在敦敦看来，造成西安游戏财产本日局面的缘故原由紧张有三点：
第一，西安恒久以农耕、旅游为支柱财产，近当代则以光伏、军工等传统制造业为主，整座都会形成了对第一、第二财产的路径依靠，而对互联网、游戏等新型文化财产的继承度则相对守旧。同时在管理头脑上，也和一线都会的互联网头脑有着较大的差别。
第二，和很多二线都会境况相似，只管西安游戏公司早有抽芽，但很多老板并非真正的互联网从业者，对游戏行业所知甚少。有人仅仅听说做游戏来钱快，就想试水碰碰运气；另有人是本身喜好玩游戏，就从本身的喜好出发，抱着玩票的心态入局。这些创业者和投资人大概可以靠资金组建团队，但由于不懂行，很容易钱花出去了，游戏却倒腾不出来，末了公司委曲维持个一两年就散了。
第三，由于财产氛围不敷、游戏泥土贫瘠，西安很难吸引年轻人进入游戏行业。哪怕本土高校人才资源非常丰富，但真正流入游戏行业的少之又少。
别的，敦敦还意识到，西安实在并不缺人力资源，缺的是将人力转化为贸易化产物的资源型人才。
水草
被都会发展束缚的，另有本地企业的眼界与认知。
敦敦追念，2011年从北京回西安后，他进入一财产地游戏研发公司工作。正是这份工作，让敦敦深刻地熟悉到，一线和二线都会的游戏开发程度，是存在巨大鸿沟的。
“其时我在北京已经在用虚幻3做法线项目了，但去了这家公司发现，他们居然还在用orge引擎做三渲二项目。”这种落差感对敦敦产生了巨大打击。
而且在很多研发变乱上，项目组内差别的配景开发职员也常常鸡同鸭讲。“实在那家公司的主美也是从一线大厂回到西安的，而制作人则不绝待在西安本土，两人在制作理念上存在一些分歧，以是在游戏制作时，他们很容易由于一些计划效果和功能实现起辩说。”
陪同着项目研发的理念落差，很多研发公司的稳固存续也是难上加难。“大概你这个月刚找到一份工作，下个月这家公司就没了。然后只能再接着找下一家公司，但下一家的环境大概跟现在这家也大差不差，干个一两年又没了。各人就如许往复循环。”
而这种极其不稳固的策划状态，又直接影响到了本地从业者对行业的预期。很多时间，众人像一团团无根水草，同流合污，永久安定不下来。
末了，敦敦彻底想开了——与其把运气交到别人手里，不如本身把握运气。乐成失败另说，但至少他想由本身来主导古迹和人生的未来走向。
本年7月起，敦敦和四名游戏老兵张罗了一家创业公司。受限于本钱和规模，他们选择了小游戏赛道的休闲品类。固然是以轻量型产物入局，但在颠末了漫长的颠沛流浪之后，他们又再一次将游戏开发这件事，实着实在地握在本技艺里。
敦敦表现，就现阶段来说，本钱低、采取快、推进灵敏的小游戏，对他们如许的小团队而言确实是一道曙光，“假如没有小游戏，我们大概都凑不到一块儿；哪怕凑到一起了，做一款传统意义上的重度游戏，没有一年半载也下不来，很大概中途就短命了——从这个角度讲，小游戏算是我们眼下为数不多可以大概捉住的时机。”
生存
可话说返来，人生岂非只应有工作和古迹吗？生存，是否存在中心站？
敦敦坦言，当他正式告别北京、回到西安后，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日子还能如许过。
在北京、上海漂着的那些年，敦敦天天加完班每每已经八九点钟乃至更晚，回家摒挡摒挡差不多就该睡觉了，第二天仍旧是同样的日程。日复一日，到了周末浑身都被疲惫包裹，只想浑浑噩噩躺一天，一年到头都没多少时间能留给本身。
当时间，他总以为本身是在不绝疾驰的，由于不跑大概就会被人甩下。但现在他发现，原来不急迫火燎地赶路也行，“落下也就落下了，反正这条路终究要你本身走，那些跑得快的人也不会等你。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人还可以如许活。”
话是这么说，但其着实刚回西安那会儿，敦敦至少花了半年时间重新顺应西安的生存节奏。
而在等真正慢下来之后，他有了更多时间去思索：一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人的一生应该怎么活，而不是像从前盲目地跟着多数会的节奏摇晃。
厥后他想明确了，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实在无所谓对错。一线都会的生存固然精彩，你伸伸手，就以为本身和空想云云靠近。但生存不能让我们既要又要，总要有所弃取，任何事变终极都须要回归到生存本质。“而对于我来说，现在的生存就是尽己所能——和一帮兄弟干本身喜好的事变（研发游戏），照顾好父母，有闲钱了就出去玩一玩，和三五挚友喝喝酒、扯扯淡、聊聊抱负。一样也可以努力以赴。”
敦敦实在并没有改变。同十六年前独自踏上北漂火车的谁人本身一样，他的心中仍有一团在燃烧的火焰。“我想再奋斗几年，做本身的产物，能登岸更好，做水草也罢。”他想在西安做出一家正儿八经的研发公司——“借用《黑神话：悟空》制作人的一句话：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紧张。” 回老家舒适生活还能做自己喜欢的行业，真的是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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